記者 | 張欽
天秤是否總是向特權階層子女傾斜？美國名校招生醜聞曝光後，高校錄取程序的公平性成為熱議話題。其中，“校友子女偏好”（Legacy Preferences）這一招生條目再一次被推到風口浪尖。
據《哈佛深紅報》報導，哈佛大學2022屆畢業生中，通過“校友子女偏好”而被特招的學生比例佔到36%，而2021屆比重則為29%。
截止2015年，相比普通學生，校友子女們被美國頂尖大學錄取的幾率要高出五倍。實際上，全球前十所頂尖學府中，有四所大學仍保留著“校友子女優先錄取”的條例，它們分別是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史丹佛大學和哈佛大學。
這些“關係戶”往往來自白人富裕家庭，在哈佛大學2022年“關係戶”畢業生中，家庭年收入50萬美元以上的佔比約45%。高昂的學費正在富裕和貧困學生之間劃開一道分界線。哈佛大學2018-2019學年學費約為67,850美元，這對低收入家庭本身而言已經是一座高牆，而“關係戶”比例增多，擠佔低收入家庭申請者的機會。喬治城大學教育和勞動力中心調查研究顯示，當來自工人階級的學生進入精英學校後，他們將更容易因此躍升至中產階級或上層階級，最終將有利於推動國家公平。但階級流動並沒那麽簡單，2017年《紐約時報》稱，那些成長於金字塔尖1%家庭的孩子，其考上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底層（底端20%）孩子的77倍。
布魯金斯學會的理查德·裡夫斯在其著作《夢想囤積者》中指責名校“偏袒”校友子女的做法：在歐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區很少有如此赤裸的“施惠”行徑，而鼓吹人人平等的美國，“校友子女優先錄取”政策竟是稀松平常又合規的存在，這極具諷刺意味。理查德·裡夫斯說：“在接近要害問題上，美國的自由主義傾向反而顯得舉棋不定。”
“校友子女偏好”這一政策在落地之初就帶有種族歧視的陰影。20世紀初，該政策在美國生根發芽，以排除高校“不理想”的申請人（比如猶太裔移民），以此確保學生群體的同質性。1919年，達特茅斯學院宣稱“所有合格的達特茅斯校友和軍官的兒子“都將被錄取。1922年，普林斯頓也效仿這一招生政策，使得該校猶太學生人數驟減。事後，普林斯頓大學招生委員會主席承認，他曾想借此解決學校的“猶太問題”。
儘管人們早已意識到“校友子女優先錄取”政策的不公，比如早在十幾年前，喬治亞大學和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等高校已不再考慮申請者的家庭成員背景，但大多數院校連剔除該條例的意向也未曾有過，只是做一些無關痛癢的改變，比如空口呼籲多樣性校園。保留這一不公平政策的主要原因，仍是高校對”錢“的考量。
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大學生招生辦主任裡克·克拉克表示：“我不認為考察學生家庭背景是一件瘋狂的事，院校應先考慮自身的生存問題。”該校有近五分之一的新生通過“校友子女偏好”通道被錄取。
裡克·克拉克認為，這個傳統政策好處良多。學校可以與校友建立穩定聯繫，而這些畢業校友被認為是極有可能掏錢資助母校的“金主”。另外，校友子女們更有可能是“資優生”，他們善於搭建人際關係網絡，熱衷於創立校內團體，活躍校園氣氛。幾代人成長於同一個校園，也能讓學生們對學校粘性增強，幫助高校建立人脈和資源。同時，克拉克認為，錄取“校友子女”和促進校園多元化並不衝突。
近年來，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等精英學校增加了低收入學生的比例。2016年，包括所有常青藤盟校在內的30所院校簽署“美國人才計劃”，旨在到2025年“吸引、招收和培養5萬名低收入學生”。春風的確吹向低收入家庭的優秀人才，但“校友子女偏好”政策與“機會平等”理念的相悖仍難以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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