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任大剛
公元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也就是清軍廣州屠城49年後，時年102歲的廣東貢生黃章在廣州參加鄉試。
赴考路上，黃章老先生讓曾孫提著自己手書“百歲觀場”四個大字的燈籠，在前面帶路，進入考場時，他感慨道：“我如果這次考不中，下次一百零五歲也考不中，那麽我一百零八歲一定會獲得皇上的提攜。很多事業還等著我去完成，我還要為國家效力啊。”
這段史料見諸《清稗類鈔》，但不知道黃老先生是否堅持到108歲，獲得皇上的“恩賞”得到一個舉人的功名。
事實上，乾、嘉、道、鹹、同、光六朝，100歲以上還在參加科舉“會試”這個等級的考試，並獲得“恩賞”的，一共33人；95歲以上的，111人；90歲以上的，395人；80歲以上的，1347人；70歲以上的，1032人。如果加上低一等的考試“鄉試”，老年考生簡直多如牛毛。
01
所謂“恩賞”，就是朝廷授予鄉試的落第諸生（也就是俗稱秀才的讀書人）或會試的落第舉人以“舉人”或“進士”的功名。
科舉製興起於隋唐，授予落第讀書人功名的制度，則從北宋時期開始實施。其後，歷朝歷代都有名稱和內容略有不同的類似制度，一直到清末光緒年間為止，綿延上千年，1905年科舉製取消後，逐漸演變為今天的降分錄取和加分。
中學語文課本裡選進《范進中舉》和魯迅的《孔乙己》，不僅說明古人和新舊時代之際的魯迅對科舉製的危害有清醒認識，他們通過深入揭批科舉製對人的殘害，使一般初等文化水準的人，也能認識“反封建”的重要。
不過今天的人要系統認識科舉製，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整套《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是為必備。我們的語文和歷史教材就沒有說明，歷代對科舉製產生的問題是有補救的，而《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比較集中地論述了在朝廷對待落第秀才和舉人的一些制度性安排。
只不過，參加科舉考試的讀書人太多，而朝廷所能提供的官職實在有限，這些制度很可能杯水車薪，非但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越到後面，反而成為一種文化上的拖累。
最早對落地讀書人的照顧，是在公元970年（北宋開寶三年），這年的三月一日，朝廷要求把參加過15次科舉考試、每一個科目都考完的人員名單匯報上去。到三月七日，皇上的詔書下來了，上面的意思是，參加了15次科舉考試的司馬浦等106人，風裡來雨裡去，弄得窮困潦倒，這些人的學問固然不是很好，專業也很難說精通，如果不給他們特殊的恩惠，他們這些人一輩子都荒廢了，因此“恩賞”他們相應科目的功名。皇上還特別說，下不為例。
但此例一開就收不住了。
公元1000年（北宋鹹平三年），又開了一次“恩賞”。這一次照例對參加科舉考試的次數有要求，不過除了如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一樣，加了一個年齡限制——50歲以上之外，還增加了考試，但考試難度降低了，其他人要考三道題，而這些人只需要做一篇文章，粗粗看看他們的智慧才識就行了。
公元1034年（北宋景祐元年）開始，每一場科舉考試，都有對落第讀書人的恩賞。整個北宋王朝優待讀書人，把很多讀書人納入體制內，導致官場冗員太多，恩賞也呈泛濫趨勢，因此對恩賞的限制也越來越多，甚至打算廢除。
02
宋朝落第讀書人獲得恩賞，通常情況下，除了需要具備基本參考資格，主要看兩條：一個是你參加省試或殿試的次數，二是本人的年齡。一般來說，參加考試等級越高，參加科舉考試的次數和年齡要求越低。
史籍記載，北宋開科取士69次，至少42次有恩賞（當時叫做“特奏名”）。南宋開科取士49次，40榜有特奏名。兩宋合計，共計約53000人獲得恩賞。
之所以對讀書人科舉落第如此重視，除了皇上憐憫心發作，其實還是有更實際的考慮：
一是怕人才被埋沒。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吏，在王朝時期已經做到了最大的公正，但這個制度最大的問題是因為錄取率太低，導致一些人才很容易被埋沒。譬如你在100名舉人裡錄取5名進士，你就很難說排名第六的那一位，比排名前三的在行政能力上有多大差距。但如果第六名的舉人未被錄取，這就是朝廷的最大損失。與其如此，還不如適當擴大錄取範圍。事實上，的確有不少能人是通過“特奏名”上來的。
二是讓年紀越來越大的考生不至完全絕望，鋌而走險。要讓他意識到，即便考不上，但只要堅持考下去，總有能夠得到恩賞的那一天，不至於讓他擔心一輩子一事無成。關於這一點，時人也看得很清楚，主要是吸取唐末動亂的教訓，因為那時候，“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倡亂，而敬翔、李振之之徒，皆進士之不得之者也。”也就是王仙芝叛亂的時候，跟著他造反的敬翔、李振之這些人，都是沒有獲得進士功名的讀書人。
同時，北宋時期的“國際形勢”與很多朝代不同，它一直與幾個少數民族政權鼎足而立，而且這些個少數民族政權的文明程度並不低。各個政權之間客觀上存在人才爭奪。宋廷的一大任務，就是防止人才流失到其他政權，替他們服務。擴大錄取人數，無疑是留住人才的重要辦法。
這方面比較有意思的例子是，公元1005年（景德二年），也就是澶淵之盟第二年，河北恩賞人數高達1202人之多，顯然是要防止人才流失到遼國去。而即便是平時，對河北、河東、陝西三路人士也特別優待。翻開地圖就會發現，這三個地方，分別與遼國和西夏相鄰，故“西北近虜，士要牢籠”。
03
明代承接了宋代對待落榜考生的方式，不過增加了一項重要的改進，就是落榜的考生可以提出查看考卷的要求，考務機構也務必盡量滿足。
這個制度設計，實際上有兩個顯著效果：
一是讓落榜考生心悅誠服。按照考試制度，閱卷人必須在考生考卷上簽名蓋章，並且批署意見，說明為何不予錄取；考試制度同時又規定，落第考生自己可以查看落第試卷，但不能帶走，更不能刊印，以免在社會上弄出是非。
二是便於接受監督，使考官秉公判卷，不敢胡作非為。
然而，閱卷不負責任、草率從事的現象一直存在。有些考官預先擬定一些批語，如“欠精警”、“少出色”之類，不論什麽文章，貼上了事。更有性情懶惰的閱卷人，將貼評點語言的事務交給家丁，讓他們去辦理。
有一次，一個落第的考生把自己的試卷領來一看，居然發現批語是“火腿一支”。再查證一下，發現閱卷的人居然是熟人，於是該考生攜卷與之理論。
閱卷人倉促作答：“大錯了，這是向後勤部門索要東西的條子。他們怎麽可以貼在考卷上？”
這名落第考生大鬧：“好，好，你們這樣做閱卷人，隻知需索火腿，不認真看我的試卷，交給他們貼批條。他們何人，明明是你們的家丁啊。”
閱卷人說：“我因為和你是熟人，是說老實話，你何必跟我打起官腔來了？”
落第考生說：“我三年辛苦，文章不能勞煩你看一眼，還說什麽熟人！”
閱卷人說：“如果打起官司來，憑我們的交情，你也是不忍心的吧；如果論賠償，此事如何賠得起？我是一個窮翰林，你也是知道的。我馬廄中只有一騾，你牽去就是了。”
那名落第考生果然牽走了窮翰林的騾子，這件事才罷休。
更有離譜的，是一個考生領到的試卷批語竟為“欠顢頇”三字。該考生大怒，寫信詰問，準備打官司。閱卷人一看，原來是自己請家人代寫的，於是贈送大量銀兩，才將此事敷衍過去。
不過總的來說，閱卷人的評點還是比較認真負責的。有的閱卷人評點精到，落榜考生看了不得不服，有的甚至指出考生的問題在哪裡，努力方向如何，考生後來果然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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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說來，各個時代對科舉落第的態度各不相同。
宋朝人對科舉落第感到臉上無光。洪邁《榮齋四筆》說：以前有詩四句，寫出世人得意之心：“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句：“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明代人對科舉落第感到辛酸。明代宰輔張居正的朋友荊州警察縣劉珠，“困公車三十六年”，也就是考了36年，直到66歲才考中進士，這次考試，恰由張居正擔任會試主考官，劉珠感慨萬千，在給張居正的信中寫道：“欲知座主山為壽，先看門生雪滿頭。”悲涼之感溢於言表。
但到了清代，世風完全不一樣了，沒有考中，根本不算什麽，反而是無上光榮。
前文提到的“百歲觀場”秀才黃章老先生就是如此。還有一位番禺縣的秀才王健寒，已經99歲，還在參加鄉試，作文答題，當時的文學家翁方綱就此作詩稱讚。
清代史學家王鳴盛的父親是一位老秀才，屢試不中，當王鳴盛已入仕做高官時，他的父親仍“扶杖應試”。
有一次，在他參加生員歲科試時，主持考試的學政是王鳴盛的同年，見他入場，便離座作揖說到：“老伯父正應該留連於清風明月的時候，為什麽還要把自己搞得這麽辛苦呢？”
老人正色道：“你們這個話不對啊。大丈夫奮鬥於科場求取功名，應該感到理所應當，如果靠兒孫輩去享福，就是自暴自棄，我會感到很羞恥的。”
這些百歲老翁之所以如此熱衷於科場功名，與清代對科場落第者的制度性關懷密切相關。除了上述所說的考試次數、年齡照顧，還包括如下一些措施：
清承明製，“入學三十年及未至三十年、齒已七十者，免歲、科試，以生員冠帶終其身。”也就是說，入官學讀了30年書，或者不滿30年但已經年滿70歲，免除歲試、科試，可以終生穿秀才的衣服，戴秀才的帽子，並免除賦稅徭役。具體實行中，從文秀才擴展到八旗秀才和武秀才，且與其他政策越來越兼容。
此外，朝廷對落第者致送路費回鄉；沒有正式考上，還可以在各省落第試卷內挑出文理明通者，上“明通榜”。在會試落第考卷中，選取內閣中書、國子監學正及學錄，另填一榜，這就是“中正榜”。
還有，如果落第考生書法漂亮，那麽在乾隆年間，由於朝廷大規模修書，他們還可以被錄取，去做抄錄工作。如果在地方上出任儒學教官，考試不中，仍然可以回去擔任原職。至於“舉人大挑”，則是在科舉落第中大規模、集中、固定挑選，運氣好，說不定也就遇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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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從北宋開始，朝廷對落第讀書人並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在盡其可能地給予一些照顧，成為正途錄取的有效補充。
正途錄取的錄取率是很低的，能夠到10%已經相當高了，通常都在5%左右，低的時候大概2%。這個比例，使科舉製成為一種類似於抽簽賭博的遊戲。除非家境十分殷實，有多少人敢去賭上一輩子時光？
但是對落第讀書人采取的各種措施，既可以激發讀書人對未來的想象，也可以使殘酷的抽簽遊戲顯得溫情脈脈。一直到清代，各種打補丁的政策措施日趨完備，科舉製已經被普遍地接受，逐漸成為一種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它在文官選擇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成為穩定社會的核心制度之一。但是它在日臻完善、登峰造極之時，其弊端也放大到極致。
譬如它對文化的扼殺。文化之為文化，個性是主要乃至唯一的特徵。但科舉考試顯然是敵視個性的，當全民都對科舉考試趨之若鶩之時，全民的個性又安放在哪裡？因之，清代成為隋唐以來民風最有奴性的時代。
又比如，在科舉製深入骨髓之後，後世一切與之相關的領域，舉凡教育、職稱、文化、意識形態等等，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從科舉製的角度獲得理解，導致這些領域的一切變革，哪怕是照抄照搬來自國外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也會被科舉製輕而易舉地化解，導致新制度很快失效甚至作用相反，這方面的例證舉不勝舉。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被互聯網、人工智能徹底改造的社會。未來社會對人才的要求，顯然跟農業社會、官僚化、科層化、流水線作業都很不一樣。然而如果仔細分辨，就會發現我們的背後，卻拖著一條長長的科舉製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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