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田時雄：法國漢學與漢僧西域行記

雷慕莎

文︱高田時雄

二戰前的歐洲諸國之中，漢學最昌盛者無疑為法國。十九世紀上半葉，有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與旅居巴黎的德國學者克拉普羅特（Julius Klaproth，1783-1835），兩人相互切磋，對法國漢學的勃興作出了莫大貢獻。此後，法國又陸續湧現出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沙畹（?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大師，繼承發揚了法國漢學的優良傳統，貢獻良多。上述前賢，即為法國漢學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雷慕莎之前，傅爾蒙（?tienne Fourmont，1683-1745）曾開法國漢學之先河，為之奠定基礎，但其水準仍然停留在漢學的萌芽期，難與雷慕莎及其之後的學者相較。

自雷慕莎開始的諸位法國漢學大師，對漢僧西域行記都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漢僧西域行記從而成為法國漢學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關於伊斯蘭化以前印度及中亞的廣袤地域的社會、文化等資訊，只能從這些中文文獻中獲得，因此，這些材料自然受到了學者的關注。

幸運的是，自清康熙年間起，在北京的宮廷中活動的耶穌會士皆為法國人——其因由據說是，康熙患瘧疾時，由法國耶穌會士診病開處方，使用了剛帶來的奎寧而痊愈，因而康熙就對法國耶穌會士信任特重[參看白晉（Joachim Bouvet）《康熙帝傳》（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海牙，1699年, 第106-107頁）]，他們定期與身處法國國內的學者聯絡，不僅提供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測量數據，還寄去為數不少的中文書籍。雷慕莎在法蘭西學院教授的就職演說中曾特別強調，這些中文書籍無疑為推進法國漢學家學術水準的提高創造了條件[“歐洲漢語研究的起源、發展及其功用”（Sur l’origine, les progrès et l’utilité de l’étude du chinois en Europe），雷慕莎《文集》正編Mélanges Asiatiques第二卷，巴黎，1826年，第4頁]。

在漢僧西域行記中，最為浩瀚、資訊量最大的，當數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儘管其重要性已經為學人所知，但在雷慕莎與克拉普羅特的時代，法國國內尚未可得見《大唐西域記》。雷慕莎出於無奈，只能先將法顯的《佛國記》翻成法文。在當時的歐洲，法國王家圖書館的中文收藏可謂首屈一指，而其中卻沒有《大唐西域記》，著實不可思議。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大唐西域記》一般被收入於大藏經中，並未摘出作為單行本流傳，而當時王家圖書館中並未收藏大藏經，自然也看不到《大唐西域記》了（其實明末萬歷年間曾有過歙縣吳氏西爽堂刊本，但此書極其罕見，不太可能傳到歐洲）。

1834年10月，克拉普羅特在柏林地理學會做過關於《大唐西域記》的講演，但此時他也只能利用《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所引片段章節，無緣得見《西域記》全書[克拉普羅特《玄奘旅行的概要》（Aper?u du voyage de Hiouan Thsang….lu a la séance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Berlin le 15 Novembre 1834），《旅行與地理學年報新編》（Nouvelles Annales des Voyages et des Sciences géographiques），巴黎，1836年，第35-44頁]。

雷慕莎所譯之《佛國記》法文譯注題名如下：

Fo? Kou? 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dans l’Afghanistan et dans l’Inde, exécuté, à la fin du IVe siècle, par Chy Fa Hian. Traduit du chinois et commenté par M. Abel Rémusat. Ouvrage posthume revu, complété, et augmenté d’éclaircissements nouveaux par MM. Klaproth et Landress. Paris. Imprimé par autorisation du Roi à l’Imprimerie royale, 1834.

《佛國記》法文版

正如題名中所提到的，此書在雷慕莎歿後的1834年方才正式出版。法文譯文部分，在雷慕莎生前已經由其本人完成，而注釋部分，全四十節中雷慕莎僅完成前二十一節，剩餘部分則分別由克拉普羅特及朗德雷斯（Ernest Clerc de Landresse，1800-1862）兩人補上，前者撰寫的注釋注明“KL.”，後者則注明“C.L.”。此書作為法國漢學界第一個漢僧行記的譯注本，值得銘記。自此之後，翻譯漢僧行記成為了法國漢學的傳統之一。

而在漢僧行記中最為重要的《大唐西域記》的法文版，則直到1857年才得以出版。其年，儒蓮作好準備後，出版了下文所引的這部書（兩卷本）：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duits de sanscrit en chinois, en l’an 648, par Hiouen 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ais par M. Stanislas Julie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7-58.

儒蓮

《大唐西域記》法文版

該書作為《大唐西域記》最早出版的一個歐洲語言譯本而名聲甚著，對後世影響頗深。為正確翻譯《西域記》，儒蓮還對梵文的漢字音譯法進行過研究，其研究成果後來作為《解讀和轉寫中文書籍中梵文名詞的方法》（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Paris, 1861）一書出版。且儒蓮在完成《西域記》法文版之前，已經翻譯出版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慈恩傳》共十卷，儒蓮的法譯本將前五卷全部譯出，但後五卷僅有提要），題名如下：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 dans l‘Inde, depuis l’an 629 jusqu’en 645, par Houe?-li et Yen-thsoung: ....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tanislas Julie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3.

在本書的序言裡，儒蓮所列舉的漢僧行記如下：一、《佛國記》（《法顯傳》）；二、《宋雲行記》；三、《大唐西域記》；四、《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五、《大唐求法高僧傳》；六、《繼業西域行程》。這些著作可能是計劃收錄於儒蓮大規模的《漢僧行記叢書》（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此叢書名見於《西域記》法譯本的封面。《慈恩傳》是第一種，《西域記》是第二、第三種）中的候選著作。儒蓮本人隻完成了《慈恩傳》和《西域記》，其余著作的譯注工作只能留待晚輩學者完成。他的這一構思則發端於更早的時期——1847年發表在《亞洲學報》上的文章中，他已經提及多部漢僧行記，並加以解說（Stanislas Julien, Renseignements bibliographique sur les relations de voyages dans l’Inde et les descriptions du Si-yu, qui ont été composées en chinois entre le Ve et le XV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Journal Asiatique, Octobre 1847）。

如上所述，雷慕莎和克拉普羅特終生無法得見《西域記》全本，而儒蓮則充分利用其廣泛的人脈，一共得到了三部《西域記》（參看《慈恩傳》法譯本的序言第10頁）。三部中有兩部是同一版本，其中一部1838年得自活動於中國內地的遣使會傳教士，另外一部得自英國前寧波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都是儒蓮所說的“欽定版”（édition impériale），但從頁數和帶有標點等特色的描述來判斷，應為嘉興藏本。至於儒蓮何以將這一版本認定為“欽定版”，無從得知。後來他得到了一份四開細長的古老刊本，應為南方刊刻的藏經本之一，從當時的流通情形判斷，筆者認為是永樂南藏本。

儒蓮的《西域記》法譯本確實是第一部公開出版的歐洲語言譯本。然而，在1845年，亦即在儒蓮的法譯本出版的十幾年之前，俄羅斯學者瓦西裡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已經在北京完成了俄譯本。全書十二卷，附有地圖，似是馬上可以交給印刷所出版的書稿，卻長時間埋沒在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中，相當遺憾。俄國擁有每十年向北京派遣一次東正教使團的特權，相較於歐洲其他國家，在獲取中國文獻方面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而瓦西裡耶夫則正是俄羅斯第十二屆派遣團（1840-1849）的成員之一。

繼承儒蓮的事業首先是沙畹。他博贍多識，涉獵相當廣泛，包括美術、考古、石刻、宗教、突厥石料等領域，可謂無所不窺。沙畹憑借完成司馬遷《史記》法譯本的成就為世人所知，而漢僧行記的譯注也算是他的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方面。

沙畹

沙畹所翻譯的著作，首先是義淨的《求法高僧傳》——此書封面第一行標注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漢僧行記叢書》），清楚地表明他的工作繼承了儒蓮的計劃：

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par I-tsing. Traduit en fran?ais par Edouard Chavannes. Paris: Ernest Leroux, 1894.

《求法高僧傳》法文版

此後，他又陸續翻譯了《繼業西域行程》《宋雲行記》《悟空行記》等著作。除這些譯著外，沙畹還撰文討論相關問題，如Gun?avarman (367-431 p. C.).T’oung Pao, 1904, pp.193-206; Jinagupta (528-605 après J.-C.).T’oung Pao, 1905, pp.332-356; 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 et les Joutchon,Journal Asiatique, 9e série, IX, 1897, pp.377-442, XI, 1898, pp.361-439等）：

（一）L‘itinéraire du pélèrin Ki-ye 繼業 dans l’Inde.BEFEO, 1902, pp.256-259.

（二）Voyage de Song-yun dans l’Udyāna et le Gandhāra (518-522 p. C.),BEFEO, 1903, pp.379-441.

（三）Voyages des pélèrins bouddhistes.―L’Itinéraire d’Ou-k’ong (751-790), traduit et annoté par MM. Sylvain Lévi et Ed. Chavannes,Journal Asiatique, 1895, pp.341-384.

這些著作篇幅不長，都發表在期刊上。其中最後一種，由沙畹與西爾萬?烈維（Sylvain Lévi，1863-1935）合著。身為印度學家的列維雖非漢學家，卻精通漢文。他從《法苑珠林》中拾掇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佚文，將之譯成法文並加以詮釋，題為《王玄策出使印度考》（Les missions de Wang Hiuen-ts’e dans l’Inde），刊登於《亞洲雜誌》1900年號上（Journal Asiatique, 1900, pp.297-341, 401-468；另外有抽印本，頁碼改標為第1至第120頁。此文有英譯：The Mission of Wang Hiuen-Ts’e in India, translated by S.P. Chatterjee, Calcutta: Ind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67, 80p.）。1990年，西藏自治區吉隆縣發現《大唐出使天竺銘》摩崖碑殘字二十四行，為顯慶四年（659）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時途徑此地所留，現已被批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部門。烈維此文當然不能用上這一新發現的材料，然而他亦盡其能事，搜羅當時可利用的一切材料，又求教於沙畹，使論文完備無缺。值得注意的是，《悟空行記》和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兩書並不見於儒蓮的計劃之中，而是沙畹與烈維以兩人之力從傳世文獻的大海中鉤沉得來，由此亦可窺見此時法國漢學實力之雄厚。

西爾萬?烈維

沙畹和烈維的努力，使得他們在達成儒蓮的原計劃的基礎上，還向學界公布了新的材料。然而法國漢學對這一領域的貢獻並未止步於此。最後，筆者需要介紹的是伯希和的奇跡。

自1906年的夏天踏上中亞考察之路的伯希和，在1908年2月11日到達了千佛洞（莫高窟）。他先對洞窟逐一調查，之後說服了王道士，從3月3日起就開始在藏經洞點檢敦煌遺書。眾所周知，他在洞窟裡昏暗的煤油燈下一一揀選帶有學術價值的寫卷，除漢文以外，尚有藏文、於闐文、粟特文、回鶻文等諸語言寫卷，總計約五千卷。如今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就是這般由伯希和親自選出的。

其中有一件寫卷，與本文主題關係最為密切：在1908年3月23日，伯希和在無意中發現了惠超的《往五天竺國傳》！他在《旅行日誌》中說道：“最後，特別是新發現的求法僧的記錄。首尾已缺，但其對研究印度尤其是俄屬土耳其斯坦、喀什和庫車意義重大。這位無名作者在開元十五年十一月（727年末）抵達了安西，我認為此人應為惠超。其所作《往五天竺國傳》，在大藏經中被作為注釋轉引。此注釋中提到的‘昆侖’與 ‘謝?’，亦見於此寫本，用來表示Zabouristan的‘謝?’一詞，由《唐書》可知僅在武則天即位以後才被使用，即約公元700年以後。”（P. Pelliot,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 Paris: Les Indes savants, 2008, p.290）

伯希和出發考察之前曾在河內任法國遠東學院教授，當時他也涉獵了不少文獻。他所說的“大藏經中的注釋”指的是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惠超《往五天竺國傳》的音義見於其中第一百卷。慧琳《音義》是古佚書，只有《高麗藏》所收錄。當時流通於世而一般學者所能利用的版本只有兩種：日本延享三年（1746）獅谷白蓮社刊本和東京弘教書院出版的《大日本校訂大藏經》（即縮刷藏經，1881-1885）鉛印本。伯希和在遠東學院看到的究竟是哪一個版本，暫時不得而知，但伯希和在藏經洞翻閱寫本時，能夠憑借如是微末的記載而認出此書，非奇跡而何！

法國漢學對漢僧西域行記的關注和研究，發軔之始為雷慕莎，又以伯希和奇跡般的發現作為收場，誠可謂大團圓結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