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中的相愛相殺——抑鬱患者與家人的血淚解困之路

提要： 在同抑鬱的相處中，其實家長也很孤單：「家人的支持當然會有幫助。但僅靠家人的力量也是不夠的，家長群裡有很多家長，他們自己都要抑鬱了。所以需要一個社會系統的支持。靠一個人和一個家庭單打獨鬥，會很絕望。」而這樣的社會系統的支持，恰恰是當下最欠缺的。

「覺得自己有病的請舉手」。2018年12月1號，長風又像往常每個月一樣，拿起話筒，站在台上，試圖將參與隨鬱而安訓練營的每個人帶入分享與傾聽的狀態，為將要持續一整天的訓練營，開一個好頭。不過與以往稍有不同的是，這次的訓練營，由長風和她的愛人小雨共同主持。「這次讓小雨主持，是為了讓她鍛煉一下，提升她同鬱友溝通和交流的能力。」

2017年11月4日開班。從最初的一個月兩期，到穩定下來的一個月一期，到現在，訓練營已經走過了整整15期。人越聚越多。

創始人長風7歲就開始了對死亡恐懼，並伴隨著驚恐症的發作而增強，這充斥了他對整個童年的記憶。17歲被確診為抑鬱症，到今年35歲，他跟抑鬱症相伴而行十八年，無數次失眠，無數次發作，無數次的自殺想法與嘗試。從十八年抗爭史中，他曾總結出有助於抑鬱患者康復的五個維度：求醫問葯，心理顧問，家屬支持，興趣愛好，及同伴支持。

但決定性的轉機，還是來自他跟愛人小雨的相遇。如他所說，從前的他更多受益於同伴支持，但因為跟小雨的相遇，現在他多了身邊的一份守候與期待。

「我29歲遇見我媳婦兒，此前也有同伴支持。但那時的同伴支持其實就是抱團取暖，固然也有成就感，給了我一部分力量，但它並不是支持我走下來的主要的原因。更多的還是享受一種投入這個事情本身帶來的專註感。我自己也需要這個群體，沒想刻意給他們溫暖。」

「和我媳婦兒在一起之後，我對於生命，有生之年第一次感受到了希望。」長風不止一次地強調對妻子的愛，以及妻子對自己的生命帶來的質的改變。每次提起小雨，眼中總會不自覺地透出一絲溫柔的光，嘴角不自覺地微微上揚，簡直眉飛色舞。

長風和小雨的恩愛被現場所有人看在眼裡，他倆整齊劃一的套頭衫加棒球服的上身，藍色的牛仔褲，加一雙運動鞋，吸引了現場所有人的目光。

「長風的愛人也是鬱友嗎？不會吧？」聽眾靜怡這時轉過頭來問身邊的鬱友，一邊露出欽羨卻又疑惑的神情。這是她第三次參加訓練營。同她一起來的，還有她19歲的兒子羽陽。母子兩人都被診斷為躁鬱症患者，只不過時間不同，靜怡是2004年，羽陽是2018年。

靜怡的故事跟長風剛好相反。一切悲劇都因家人即老公而起。

靜怡出生在北京，是個地道的北京人。念完大專之後遇到了羽陽的父親，羽陽的父親出生於河南，小學沒畢業。「我當時就是看他長得帥」，靜怡說起自己同羽陽父親剛在一起時的場景，還會不由自主的笑起來，但也許因為笑出了聲，或是覺得不好意思，所以每次都會用手輕輕地擋在嘴前。

「當時我們在中關村合夥開公司，做一個生產辦公傢具的企業」。笑完了，她馬上回歸平靜，回歸正題，再喝一口杯中的熱水。

剛剛進入二十一世紀，整個中國意氣風發。成功抗擊了98大洪水，成功申辦奧運，普遍享受了改革開放的紅利，國人的臉上都充滿了希望和朝氣。靜怡和老公的公司經過前期打拚，逐漸向好，很有起色。但危機轉瞬即至，2002年還沒等到第一場雪降臨，非典猛然爆發。

靜怡的老公在這當口出現了劇烈咳嗽，伴隨發燒、呼吸不暢等癥狀，靜怡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兒。所幸去醫院檢查後發現不是非典，而是肺結核，靜怡的心裡才一塊石頭落地。可公司的運營卻落在她一人身上。「當時只有我一個人打理公司，但運營得非常好。」說起當年的「輝煌戰績」，她仍不禁露出幾許驕傲的神色，「我老公的病也在我的照料下逐漸康復起來」。

接下來發生的事，卻大大超出靜怡的預料。羽陽父親病好之後，竟在外面有了情人，家暴更是家常便飯，經常對靜怡拳打腳踢。

「他病好了，卻把我折磨成了抑鬱症」。實在被打得沒處躲，她只好在外面住賓館，後來住到錢不夠了，只好回娘家。「有三個月的時間，我根本吃不下飯，就手掌那麼大的一個小碗，裡面是特別稀的小米粥。我也不嚼，直接這麼一仰頭喝下去，而且總是止不住地渾身哆嗦。」靜怡回憶起當時的場景，還心有餘悸。

靜怡的母親帶著她四處求醫，起初診斷為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四處求醫中，羽陽父親卻意外地將她接了回去。這個突然的轉折，讓她既幻想又恐懼。「我以為他再次接納我了，但其實不是。後來才知道，公司的法人章在我身上，他接我回去，只為了拿到法人章，給公司現有的生意結帳」。一切沒有改變，折磨依舊，苦難依舊。

2004年底，靜怡被確診為躁狂抑鬱症。此後一年多的時間，都在家療養。此時丈夫已經完全不顧她的感受，肆無忌憚地在家中同情人保持聯繫。「半夜啊，凌晨啊，我老公都會鑽到衛生間去接她的電話。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在廁所接的電話。」靜怡說道。

2006年，羽陽父親扔下靜怡和羽陽，席捲全部家產，同情人私奔。靜怡身體情況好轉之後，回到自己當初的工廠，發現已空無一人。「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和我的孩子沒飯吃了」。靜怡說完，眼睛朝前望了望，彷彿看向很遠很遠的記憶深處，忽然又回過神來，望了望筆者，先是苦笑著低下了頭，停了兩秒，彷彿在理清思緒。

接著又抬起頭，說起了羽陽的事。她眼中，羽陽雖已成年，仍是一個孩子，他本不該在這個年紀，遇上這樣的問題。「其實他小時候也會有一些過激行為。比如像他爹2006年離家出走的那一天，他突然就從廚房操了一把刀出來，喊著『我要殺了他，我要殺了他』。當時我不知道他要殺誰，但這場景一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裡」。

羽陽今年19歲，一年前的6、7月份，就已有了一些反常現象。他當時就是不願動，用他姨父的話說，萎靡，就躺在床上，一動不動。「之前其實也是耽誤了一下，到西苑醫院看病，一直以為是腸道方面的問題，當時他也正好想學中醫，就讓他跟著那邊的老中醫看了一年的病，吃了一年的葯」。

後來羽陽姨父發現情況並未好轉，又嘗試換住處、減少壓力等一系列措施，都不見起色，最後才想到可能是心理問題。「即使我得過病，也不願把他往那個方向去引、去想，不願承認我的兒子也患躁鬱了。」靜怡說著，眉頭微皺，露出一絲憂傷的微笑。

訓練營的人來自五湖四海。有的人已經來了十幾次，有的人卻是第一次來；有的人期待著下次還能來到現場，有人卻在上一次的許諾後杳無音信。人們在這裡感恩著自己所擁有的，追求著自己所需要的，悵惘著自己所失去的。

月泮2018年參加一次訓練營後，再也沒有出現。「這姑娘特別善良，而且特別堅強」。長風回憶說，雖僅一面之緣，長風卻與月泮聊了很多。

月泮今年28歲，住在安徽，2013年11月同現在的丈夫認識，次年9月結婚。領證前三天才得知丈夫患有抑鬱症。「當時我真的對抑鬱症不了解，只知道一些公眾人物都有這病，覺得沒有想像中的恐怖。除了他偶爾的情緒低落和嗜睡等癥狀外，也沒發現其他特別的事。」

但禍不單行，2015年底，月泮丈夫又染上了賭癮，整整兩年瘋狂沉浸於網路賭博之中。月泮用了一切辦法幫丈夫戒賭，無論是精神病院，還是戒賭中心，全試過了，可要麼被「護子心切」的婆婆給攔住，要麼去了也起不到預想的作用。丈夫狀態好一陣，壞一陣，不僅沒能戒賭，反而愈陷愈深。反覆幾次，輸了600多萬，因之由輕度抑鬱發展為中度抑鬱。

在此期間，月泮懷上了丈夫的孩子。既要忍受懷孕帶來的生理反應，又要顧及丈夫的情緒反應，持續的重壓讓她快要喘不過氣來。「我真的是一個心態非常好的人，還算很包容的。他當時賭的非常厲害，反反覆復的，這我都還能接受，我就給他說，只要你不賭了，我們不是還能過嗎？」

月泮說起當時的感受，語速不由地快起來，「可是你不給他賭也不行，你跟他吵也不行。」月泮的丈夫為這個事自殺了好幾次，都沒有成功，當時月泮只有拖著懷孕的身體四處去找他，把他「哄」回來，「因為想想也是一條命啊，死了也可惜嘛，就熬著」。

但包容和理解並沒有換來丈夫的改變。自從賭輸欠債後，他對生活已心灰意冷。他本來就自卑又抑鬱，加上賭博虧本，就更自責，情況更不好，不再有正常生活，每個白天都窩在自己的房間裡睡覺，成了晝伏夜出的「夜間動物」，甚至晚上出現的時候，也僅在房間裡說幾句話，或者發出一點輕微的聲音，之後又回自己的房間去。

這樣的日子讓月泮不堪忍受。尋求強製戒賭無效的情況下，一個偶然的機會，月泮了解到「隨鬱而安」，才有了後面月泮在訓練營中的短暫駐足。

像月泮一樣知道訓練營的資訊，從外地專程趕來的人不在少數。他們背景各異，有的是鬱友，有的是患者家屬，有的是心理學愛好者，有的是愛心人士。還有記者、紀錄片導演等形形色色。

他們暫時拋下工作的枷鎖，利益的束縛，頂著初冬便已凜冽的寒風，在這遠離鬧市的一隅相聚。每個來到訓練營的營友，都被加到一個叫做「抑路同行」的微信群裡，隨時分享自己的感知、感悟。和隨鬱而安一樣，抑路同行也是取了諧音，意思是希望群中的每個人都知道，在抑鬱的路上，你不孤單，所有人都陪著你，一路同行。

雲飛曾經好幾次參加訓練營，之後便成了群中的活躍分子，隔三差五給群員分享一些美文、美圖和自己的所思所想。可每張圖片，每個文字的背後，飽含的卻未必都是笑容與希望。「你看我現在的朋友圈，發的全是快樂的事。為什麼？因為我想用自己的行動去感染她，讓她明白，她的爸爸媽媽是愛她的。」

雲飛說起同女兒的點點滴滴，眼淚早不知不覺流下來，聲音因為哽咽忽上忽下，斷斷續續。照片中雲飛憑山傍水，披著絲巾，戴著墨鏡，絲巾迎風飛舞，墨鏡閃著微光，在點點斑駁樹影下洋溢著動人的微笑。「我內心其實痛苦無比，但只要是為了我的女兒，能讓她最終走出痛苦，讓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雲飛今年賦閑在家，用手機加入了好幾個同抑鬱、躁鬱有關的組織，時不時的會和丈夫一起參加隨鬱而安的線下活動，覺得現在生命中的任何事情，都沒有一個重視感情並且健康和諧的家庭重要。

韓立是雲飛的女兒，今年27歲，2017年7月被診斷為躁狂抑鬱症。從2000年到2009年，全國GDP實現了常年10%以上的高增長。同GDP一起穩步增長的還有雲飛夫妻倆的收入，以及韓立的學校表現。

韓立從小在眾人眼中都是卓爾不群，眉清目秀，口齒清晰，多才多藝，成績更是一直名列前茅。24歲碩士畢業進入中石化，擔任技術崗。工作上也是一帆風順，嶄露頭角，僅僅幾個月就把一般意義下需時兩年的任務保質保量完成。看著女兒的成長，雲飛心裡樂開了花。

但人有旦夕禍福。2017年6月，韓立突然打電話給雲飛，「媽，我在這一個人住，很害怕，希望你能過來陪陪我。」雲飛接到電話立馬就過去了，當時她並不知道，等待她的會是什麼。「她給我打電話，他們宿舍有三個人。因為陸續都結婚了，她是年齡最小的一個。

她讀書早，參加工作也早。但工作兩年後，好多人都結婚搬出去住了，宿舍就剩她一個人。我知道她打小就膽小，可誰知道，過去了才發現事情不對。」

雲飛過去的當晚，韓立就對她說：「媽，晚上肯定得下雨，我是龍的化身，我讓它下雨它就得下雨。」雲飛並未警覺，只是想著女兒從小到大作文一直很好，武俠、神話看的特多，就覺得她還是在創作。

到了晚上，果真下起傾盆大雨。「我當時驚呆了，一個勁兒地表揚我女兒。」但她的興奮沒能持續多久，很快轉為懊悔：韓立開始說起她是武則天轉世，是南海觀世音的化身，說起佛家和道家，說起給長官請假，要去龍泉寺禪修，這時雲飛才發現事情不妙。

2017年7月2日，雲飛住到韓立的宿舍，一周後，7月10日，韓立因重度躁狂，被父母送進安定醫院 。

從地鐵亦莊線出來，步行5分鐘，就能走到覓蜂咖啡廳。營員們從一個變幻萬千的大站出來，又進入了一個安靜祥和的小站。長風便是這裡的站長。

長風會不定時不定場合的讓營員表達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因為他相信，一張張看似笑容滿面、樂而忘憂的容顏下，埋藏著的可能是一段段抹不去的回憶以及不願被觸碰的往事。但必須在安全的表達中，才能讓他們實現自我的療愈。

「我女兒得了躁鬱之後，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每次說到女兒的改變，雲飛都痛心疾首，「但我知道，這都是我和他爸的問題，我們並沒有給她一個充滿愛的家，我當時簡直就是個惡魔。」

自從韓立被診斷為躁鬱症，尤其剛得知這個消息時，雲飛每天都以淚洗面，長達幾個月，每天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自責，悔恨，體重從130斤，掉到了97斤。在她看來，是女兒用自己的痛苦，喚醒了父母的覺知，幫助了父母的成長，讓父母意識到了很多以前自己所未能覺察的問題。

雲飛自己是小學教師，老公則是公務員。在韓立的眼中，從小時候起，母親就異常嚴厲；父親則像一個木頭人， 二十幾年從未聽到過或看到過他一點不好的地方，「每次我都嘗試用各種方式刺激他，試圖讓他表現出真性情，可他就是不說話。某種程度上說，這讓我感覺可怕。」韓立回憶父親時說。

韓立就在雲飛教書的學校念小學，任何風吹草動，都會第一時間傳到雲飛的耳朵裡。雲飛的嚴厲在小學出了名。「有一次她將自己的手提包放在講台上，自己跑出去曠了一節課，整個班上竟沒有孩子敢說話或調皮搗蛋。」韓立說起母親，至今仍滿腔憤懣。

母親性格所遭致的非議，更會被同事們轉嫁到韓立身上。很多人對她指指點點，「有時候他們會嘲笑我衣服穿得舊或者穿得難看。」韓立回憶道。也許正因如此，韓立的表現跟母親的學生不同，自小就有反抗精神，從小學高年級開始，就會嚴辭反駁母親，但換來的往往是更激烈的責罵。

這點，雲飛現在也意識到了。韓立小的時候，雲飛與丈夫忙於工作，每天籌劃的都是怎麼把工作做得更好，怎樣掙更多的錢，覺得只要保障了孩子的物質生活，就保障了全部，孩子理所當然生活在幸福之中，因此往往疏忽甚至不理解孩子情感上以及精神上的需求。

韓立被雲飛安排跟著外婆住。每次雲飛要離開時，韓立就跟著母親，寸步不離。「她非要跟著我，我就打她，打得很殘酷，她小小的身體拖著小小的步子就在後面跟著我跑，我一回頭就踹她一個跟頭。現在才明白那是孩子對母親的依戀，可我當時不理解，就覺得這耽誤我工作了。現在想一想，我都不配當一個母親。」雲飛回憶起當時的所作所為，滿臉的悔恨莫及。

也許是痛苦的折磨，也許是長期的積怨，韓立對母親現在表現出來的種種悔恨，彷彿並不領情。她認為母親更多是在外人面前的情感表達，在她面前的表現，完全可能是另一種模樣。直到今年，才稍微有了那麼一點兒改變。她的眼裡，母親一直特別自私，「我媽幾乎沒有為我真心著想過。

除了我生病之後她掉了20斤肉，還總對別人說之外，其他的沒什麼犧牲。她該乾的事兒乾了，她不該乾的事兒也乾了。」韓立說起母親帶給自己的傷害時，不自覺地用上了很多激烈的辭彙。最令她傷心的，則是父母在情感上的冷漠，父母對她從小到大只有物質上的關心，比如天冷了多加件衣服，「但沒有人問過我一句，你今天過得開心嗎？」

對於韓立的不領情，雲飛表示理解。她認為女兒是個特別善良、特別懂事的孩子，從前雖然內心難受，可一直都在用道德壓抑著自己的感情，認為她理所應當對父母好，自己卻沒有盡到一個做母親的責任。「我真的覺得孩子恨我是對的。她對我的孝順我都受之有愧。」

因為極端痛苦，韓立曾兩次選擇自殺，都未能成功。不過躁鬱已經大大影響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暴飲暴食，增肥，失眠，健忘，內分泌失調等等，都發生了。從前，長官會給韓立分配大項目做，但如今她幾乎沒有機會接手任何項目。韓立巨大的情緒和身體變化，引來同事間的紛紛議論，什麼難聽的話都有，更有人會有意無意的避開她。

也許因為擔心別人不理解，雲飛並沒有把女兒的事告訴大部分親友，只是對自己學醫的弟弟曾有提起。韓立有時會對母親說，「媽媽，我覺得我現在就是一個廢人了，你讓我活著，可我除了吃飯睡覺，還能乾什麼？」女兒的痛苦，雲飛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她無法逃避，只能同女兒一起承受，在她看來這也是一種贖罪。

長風對於痛苦和抑鬱，有著自己的看法。「當你陷在痛苦中時，你覺得痛苦最可怕，可是一旦你在痛苦裡呆久了，你就不知道什麼才是正常狀態。」長風7歲就有驚恐障礙，就開始失眠。「在我認識媳婦兒前，我狀態也還好。但是和我媳婦兒在一起之後，我狀態更好了，更懂得怎麼跟抑鬱共存。」

他現在已經是訓練營中為數不多的幾乎不受痛苦影響的人。他樂於分享愛人小雨給他帶來的改變，讓他擁有了巨大的信心與希望。反過來，他也給小雨注入了青春的活力，讓她明白，即使是身患嚴重抑鬱症的人，也能靠自己的力量在痛苦中忍耐，在拚搏中前行。

可是，並非所有人都像長風和小雨那樣幸運。痛苦對於人有著驚人的黏滯力，誰凝視深淵，深淵也將凝視你，這一點放在痛苦身上尤為合適。有時候痛苦久了，它就成了你的一部分。

月泮本來是個樂觀開朗的人，身邊的人都覺得，和月泮在一起，就能感到滿滿的正能量。月泮的微信朋友圈，出現最多的一個字，就是「愛」。2015年，孩子出生，月泮將朋友圈的簽名改成了「育兒，育己，每一天，因為愛……。」還將背景圖片換成了一個獨生子。可能在她心中，那既是她對孩子的期望，也是她期待中的生活的模樣。

月泮希望孩子能有一個溫暖的家，因此對丈夫更是極盡鼓勵和愛護，希望他有一天能掙脫痛苦，恢復正常，給孩子帶來應有的父愛。當丈夫因為輸錢而愧疚時，月泮會安慰他事已經過去，接下來不賭了就好；當丈夫因為難受痛苦而意志消沉時，月泮會說加油，沒事，我們一起扛過去；當丈夫躲避世界，藏在自己的小屋裡不出來時，月泮會給他做上早餐或是晚餐，靜靜地等著他出來吃飯。

可是，所有的苦心都是白費。月泮等來的，是一個宣洩完自己的愧疚之情，感到自己得到原諒，便又安心睡去的丈夫，是一個白天將自己鎖在屋裡，不見孩子，沒有任何動靜的父親。

從孩子出生到現在，他沒有單獨帶孩子出去玩過一次。孩子現在已經會說話了，有時也會難過地問月泮：「媽媽，媽媽，為什麼其他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著，我卻沒有？」

這不能不令月泮憤怒。她嘗試著改變，嘗試著不再一味容忍丈夫所謂的愧疚和無助，嘗試著用激烈的抨擊，去激發出丈夫的血性和勇氣。有時甚至打架。最嚴重的一次，丈夫拿著刀先是在家裡桌子亂砍，砍完後就把它架在月泮的脖子上。「因為他的事反反覆復的，其實我自己精神狀態也有點問題了。我覺得一切都很糟糕，每天都很無奈，很焦躁。」

丈夫的抑鬱症和賭癮，無疑極大地改變了月泮的性情：「剛結婚時，覺得一切都在可控範圍，但可能後來時間太長了吧，我的那道防線也崩潰了似的。」月泮無奈的說，「我也想過放棄，不如離開他算了，可又捨不得孩子。」

同月泮一樣，靜怡一直覺得，對於孩子羽陽來說，父愛是他最欠缺、卻又最渴望的。2006年羽陽父親離家出走之後，靜怡嘗試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去聯繫他，希望找到他。

或許心有不甘，或是希望討個說法兒，抑或是為了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靜怡對丈夫的行蹤一路跟，丈夫也就一路躲。「後來我嘗試給他打電話，說我和我孩子沒飯吃了，他就說，沒飯吃你賣房啊，沒飯吃你跳樓啊！」他將靜怡母子的遭遇歸結為他們的無能。這讓靜怡感受到極端的無助，無助更加深了痛苦。

靜怡曾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是丈夫的折磨和拋棄引發並加重了自己的躁鬱。但現在發現，事情沒這麼簡單，對孩子的傷害其實更深。羽陽快要出生的前一個月，天下著大雪，丈夫以不會帶孩子為名，強迫靜怡回娘家生下羽陽，並在一年過後，才讓她回來。

靜怡回到老公身邊後，兩個人一起進到工廠打拚事業，孩子就一直留在姥姥和姥爺家。「後來有一次我回去看她，開了奧迪回家，剛一進門，我因為尿急一下衝進廁所，孩子看到我就一下子撲到了廁所門上，揮舞著兩支小胳膊，不斷拍打，一邊打一邊叫著，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羽陽在姥姥姥爺家一直呆到6歲，才搬回去跟父母同住。可剛上二年級，父親就離家出走，母親躁鬱發作，讓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姥姥和姥爺身邊。「從某種程度上說，羽陽不僅缺父愛，我對羽陽也沒能給予足夠的關愛。可能我們這代人都不太懂得怎麼養育孩子。」靜怡後悔地說。

羽陽常常告訴母親，他只能在姥爺和姨父的身上，感受到父愛。也許因為過早經歷家庭的變故，羽陽特別憂鬱和敏感。雖然只有19歲，卻已自殺過兩次。一次是在初中時，遭遇校園霸凌；一次就發生在今年，被診斷為躁鬱症之後。

羽陽不愛說話，隻喜歡自己一個人呆著聽音樂，有一首歌他特別喜歡，名字叫《藤》。裡面有幾句歌詞是這麼寫的：繼續賣力的生長吧，這剛剛才開始呢，繼續飛快的發芽吧，要遮天蔽日還有許久呢。不知羽陽是否因為父愛的缺失，反而希望自己能迅速成長，撐起家庭，保護母親，也讓自己不受欺負。

多年親歷，靜怡和羽陽對精神障礙有了更多的體驗。「我一直覺得大腦裡有層厚厚的瀝青，有時真想把腦殼打開，把瀝青扒出來。當時是覺得和自己過去的認知不符，明明是生理問題，怎麼就成了心理的問題。」現在說起自己的感受，靜怡已經很平靜。

她最痛苦時有過自殘行為，用尖銳物品戳或者劃自己的腳心。「我特能理解電視劇中，女生把魚缸打碎，腳踩在碎玻璃上走來走去的舉動。因為你真的一點都感受不到疼痛。」她後來漸漸也就接受了。總共隻吃過一年的精神類藥物，更沒有做過心理顧問。

一是不想依賴藥物，二是藥物和顧問的價格都太過昂貴，超出一般人的承受範圍。她現在找到了自己的摯愛之事，只要一有空，無論多大的太陽，都會出去挖野菜，這個習慣也幫助她走出了痛苦。她常常會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羽陽，希望給羽陽帶來一些幫助。目前，隨鬱而安訓練營就是他們娘倆共同熱衷的項目。

歲月像一個喜愛捉弄人卻又鐵石心腸的孩子。既愛捉弄人，又如此無情。後來羽陽的父親進了看守所，又出了看守所。因為法律判定撫養費的原因，又回過一次羽陽的姥姥和姥爺家。

父親一回來羽陽就愣住了，頓時淚如雨下。父親來了又走，不曾停留。羽陽沒有挽留。

「我曾經毀了我的一切，只想永遠的離開；我曾經墮入無邊黑暗，想掙扎無法自拔。」這是一段歌詞，可能連作者自己都不會意識到，它寫出了多少抑鬱患者的痛苦和困擾。誰在其中掙扎，誰在其中彷徨，誰在深淵裡墜落，誰在絕望中升騰，誰找到了那暗夜的光亮。

長風和高岑創辦訓練營，就是為了讓鬱友們從絕望中升騰，希望鬱友們能在體驗中，找到與抑鬱相處的方法，看到痛苦之外，也許是感悟，也許是反思，也許是頓悟的東西，從而不再隻沉溺於痛苦的泥沼，真正做到隨鬱而安。不能說他們的努力都結出了正果，但總有收穫。

月泮反思起丈夫患病的原因，半猜半想地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丈夫從小上學時，父母就經常不在身邊，只能選擇全封閉（吃住在校）的住校方式。常被人欺負。從那時起，丈夫就變得極度敏感。上高中之後，嘗試過轉學，狀態好了一點，成績一直不錯。後來突然有一次成績很差，就誘發了抑鬱。

從早期的輕度抑鬱，到中期反覆無常的賭博並誘發中度抑鬱，再到目前的「活死人」狀態。這讓月泮悟出了一個道理：一個太過被動吸收陽光的人，只能被陰暗籠罩。目前，月泮打算和丈夫合夥開個雜貨店，希望以此讓丈夫有一種自我效能感，覺得自己有用，從而走出「活死人」狀態。「先開一個店鋪試試看吧，如果還是不行，我就打算和他離婚了。」

經過了長時間的痛苦折磨，韓立卻對抑鬱有了新的看法，「抑鬱確實並不是一點好處沒有。因為患了這個病，反而讓我頭腦變得更清楚， 想明白了許多以前不明白的事。」其中一點是可能不會對父母那麼真心了。她覺得曾經心貼心地為父母著想，卻讓自己心的一半支離破碎；現在她要把心的另一半藏起來，學會保護好自己，不再受傷。

韓立對一部叫做《推拿》的電影深有感觸。電影講述盲人按摩師群體的悲歡喜樂與生存現狀，韓立很受觸動，感覺找到了共鳴。「那種感覺可能是，作為小眾群體，相對於普世社會的大眾而言，我們都有著某些方面的缺陷。」韓立認為躁鬱症患者和所謂正常人是有不同的。「正常人很難理解我們的感受，更不願試圖接近我們，主動傾聽、理解我們的感受」。

韓立認為小眾群體只會越來越被邊緣化，加之患病後可能本來就存在脫離人群的傾向，處境會越來越糟。「抱團取暖固然重要，但是回歸社會、被平等對待、沒有病恥感以及身份的定位，也都至關重要。」

雲飛對於女兒、對於自身、對於社會，都有著自己的新體會。即便韓立對於自己還是有極強的攻擊性，但雲飛發現，自己的努力仍有一定效果，韓立正在發生一點一滴的改變，即越來越接受自己的躁鬱，一定程度上減少暴飲暴食，體重相比於最重的時候有所下降。

不過雲飛還是對女兒未來的工作和婚姻狀況擔心。韓立同自己部門簽了六年合約，如今已經三年過去，進入了第四個年頭，雲飛擔心女兒合約結束時找不到新的工作。

至於情感，韓立已經把自己封鎖了起來，任何人問到她的婚姻問題，她都會立馬封住對方的嘴：「誰願結婚啊，我一個人挺好的。」雲飛常常說自己有過度的幻想症，總喜歡把事情往壞處想，她擔心女兒會孤獨終老，擔心女兒難以立足。

「我希望社會有這樣一個機構，能把這樣的患者集中到一起，給他們一點關愛。雖然沒有父母的愛，但是社會上有能理解、接納他們的人，大家一起生活。不要四處流落，不要像那個藍潔瑛似的，去垃圾堆裡找食物。我覺得好悲慘，真不想這事在我孩子身上發生，我現在就想努力活著，多陪她，不願扔下她一個人。如果還能有一個人陪她，那還好，獨子政策讓她孤單一人，她將來在社會上怎麼生活啊？」雲飛說著，已經泣不成聲。

韓立的痛苦更是讓雲飛開始反思為人母的職責。「我們這一代的人，到了26、27就覺得該結婚生孩子了，但是我們自己並不知道怎麼去養育孩子。」雲飛後悔自己在韓立小時隻注重物質需求，忽視了孩子的情感和精神需求。

孩子小時所欠缺的關愛，長大後再多錢財、再高地位都補不回來了。她現在覺得，「社會每個像我們這樣的父母都應該提前反思自己，如果真到孩子出事的那一天，就什麼也來不及了。」

與雲飛的大聲疾呼不同，也許因為長期與躁鬱同行，靜怡說起話來異乎冷靜，只在說到要緊處，才會加快語速。靜怡覺得，在同抑鬱的相處中，其實家長也很孤單：「家人的支持當然會有幫助。但僅靠家人的力量也是不夠的，家長群裡有很多家長，他們自己都要抑鬱了。所以需要一個社會系統的支持。靠一個人和一個家庭單打獨鬥，會很絕望。」而這樣的社會系統的支持，恰恰是當下最欠缺的。這才是抑鬱問題的要害。

說起社會上抑鬱患者的隊伍雪球般越來越龐大的事實，靜怡也有自己的思考：不分城鄉，不分性別，不分學歷、職位高低，不分貧富貴賤，任何人都可能遇上抑鬱和躁鬱。這實際是社會病。需要整個社會的力量來解決，不能把抑鬱問題都甩給患者個人和家庭。患者個人和家庭扛不起這麼沉重的擔子。當然患者個人也要主動求變，勇敢向社會呼籲，不能只等待。

比起訓練營中的大多數營員來說，長風與抑鬱相伴的日子更多。看著訓練營中形形色色的鬱友，長風常常就像在看著過去的自己。或許自己也和他們一樣，曾經站在了一個個十字路口，因為很多幸運，才走到了現在這一步。不知道他們，又各自會有怎樣的選擇呢？長風與小雨2012年相識，2013年領證，2014年結婚，到如今已經一起走過6個年頭。

跟很多鬱友及家屬不同，他倆對於痛苦已經更多地處於一個超脫的狀態。長風沒有讓小雨情緒崩潰，小雨也沒有讓長風痛苦加重。「一個人的幸福在於把內心的愛激發出來。」長風幸福地說，「我和我媳婦兒給予彼此的愛都是無條件的。」

幾個月前，長風曾考慮過徹底離開抑鬱症這個「圈子」。「現在看來我不會走，還是會一直呆下去。」長風自信地說。

2018年12月1日的訓練營其實有些特殊， 「隨鬱而安」迎來了周歲生日。過去一年，覓蜂咖啡廳迎來送往，多少人在這裡歡笑、哭泣，把訓練營中的一桌一椅，人們的一顰一笑，變成一種生活習慣；又有多少人因為距離，因為時間，或是因為命運的阻隔與交錯，在這裡短暫相逢，又各自遠行。

再過二十幾天，就是聖誕節，咖啡廳裡也隨之增添了幾分節日的氣氛，垂掛的彩燈，關於聖誕的歌曲，帶有聖誕老人和麋鹿的禮品盒。今天過去，訓練營的鬱友們又將攜手跨入新的一年。

高岑

這次訓練營中，有一個環節特別有趣，高岑將一張紙發給大家，紙上是一系列對未來的展望，關於個人，關於家人，關於朋友，關於財富、夢想，和人生的篇章。大家各自低下頭，奮筆疾書，描繪著自己的奢想和盼望。

不知雲飛與韓立能否相互和解，靜怡會不會找到讓他兒子更開心的方法？羽陽還要多久才能像《藤》唱的那樣，長粗長壯，長成一棵大樹？還有月泮的雜貨店，能否給丈夫的生命注入一針強心劑？長風和小雨是否會如同他們名字暗合的那樣，風雨無阻，相生相伴？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唯一知道的是，我們都在路上，我們還有希望。

在訓練營的年會上，筆者也寫下了自己的一個盼望：在未來，有多少人會在何時何地，因為脆弱，因為內疚，因為無知，因為壓抑，因為崩潰，因為憤怒，而與焦慮擦肩，與抑鬱同行。但期盼生命中，終有人能與你們，抑路同行，隨鬱而安。

長風高岑給訓練營的營員準備了一個大蛋糕，既是慶祝訓練營周歲，也是希望給每個人都帶去一點甜味。吃完蛋糕，曾經的故宮解說員古辰，像以往每次那樣，在音樂聲中，拿著話筒，站在台上，帶領大家一同唱起了熟悉的那首《感恩的心》。感恩命運讓大家在這裡相遇、感恩互相之間的信任與坦誠、感恩人與人之間可能的那一絲絲理解，甚至是不理解。

在歌聲中，所有參加訓練營的人都收到一份高岑精心製作的小禮物，每個聖誕主題的禮品盒中，都裝了一個小蘋果，代表著對大家的祝願，希望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都能平安喜樂。跟蘋果一起放進小盒子的，是一張字條，字條上寫滿了話，每張字條的話都不同，不過都是對於參營者的鼓勵和支持。筆者拿到的是——

「愛只在深深的理解裡才會發生。」

筆者突然想起弘一法師的一句話，於是拿出筆寫在了字條的背面：「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註：文中除長風、高岑、小雨外，其餘的月泮、韓立、雲飛、靜怡、羽陽、古辰，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