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回憶美國經濟學者杜大偉

　　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2023年10月6日，美國經濟學者、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項目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和全球經濟發展項目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辭世。

　　2009年至2013年間，杜大偉曾任美國財政部駐中國經濟金融特使，並在其任上推動了中美之間有關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對話。在此之前，他在世界銀行工作逾20年，並且在2004-2009年間出任世界銀行中國和蒙古局局長。

　　杜大偉一直專注於中國問題的研究，是中國經濟和中美經濟關係領域的頂尖專家。在加入布魯金斯學會後，他始終與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等中國經濟學者保持著密切的學術合作與深厚友誼。2020年，杜大偉與黃益平、姚洋合編的《中國2049》出版，在國內外均引起了較大反響；2022年，杜大偉與黃益平共同主編的《中國數字金融革命》出版。

　　日前，黃益平撰文回憶杜大偉表示，“David是一位典型的經濟學者，但與一般的學者又很不一樣。最大的不同在於他願意躬身入局，身體力行地踐行學術理念與政策主張，特別是幫助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David去世，讓我們失去了一位溫和、理性的美國經濟學者，在今天美國的輿論環境下，這個損失尤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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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大偉（David Dollar）。圖源/網絡

　　回憶美國經濟學者杜大偉

　　文 | 黃益平

　　10月8日上午10點多，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的王菁教授發來微信，說她在推特上看到消息，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去世了。

　　她曾應《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之邀為我和David一起主編的《中國數字金融革命》（Digital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China）撰寫書評。但一開始她不太確定消息是否準確，我就想跟布魯金斯學會原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教授確認一下，這才發現頭天晚上10點多，李成已經告訴了我這個噩耗，但因為那兩天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正好在開學術年會，7日晚上回家後沒看微信，錯過了這條消息。

　　10月9日，收到布蘭迪斯大學教授Peter Petri的郵件，告知David去世的消息，他在郵件中說：“我認識David已有將近40年，一開始是在世界銀行，後來在別的場所。他是一個了不起、傑出的同事，在許多經濟學領域發揮了重要、積極的作用，包括在中美關係方面。我也知道，他非常欣賞你”。

　　David的突然離世讓我感到很震驚、也很悲傷，我在5月初還見過他。當時我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的幾位同事一起訪美，專程拜訪布魯金斯學會，David主持了討論。美聯儲原副主席Donald Kohn分析了美國的通脹形勢和美聯儲貨幣政策，他說雖然加息力度已經非常大，但核心通脹還處於較高的水準。David給大家打了一個比方，他說判斷政策是否會完全見效，很像一個人等公車，公車一直沒來，有兩種可能，一是今天正好是節假日，公車停運了；二是也許很快會有兩輛公車同時到站。

　　顯然，他認為需要做深入的分析，究竟是政策已經失靈、還是只是效應有所延遲？兩種情形的含意是不同的。

　　當時知道他身體有恙，但看起來精神還不錯，那天因為在場的人比較多，我只是簡單地向他感謝了接待我們，沒料到竟成了最後一面。

　　這些天一直在回想多年來跟David之間的交往，已經想不起來最初相識的時間和情景。應該是在他2004年作為世界銀行中蒙局局長搬到北京之後，當時我還在投行工作，曾經多次邀請他參加投資者會議，特別是在亞行、世行的年會期間，只要時間允許，David樂於跟國際投資者交流。他在2009年轉任駐北京的美國財政部特使之後，依然如此。

　　我們在一起做研究，是在他2013年返回美國作為資深研究員加入布魯金斯學會之後。印象中，開始時的幾項工作，都是Peter Petri教授組織的，他也是布魯金斯學會的非常駐資深研究員。2015年年初在波士頓舉行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我們組織了一場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會，Peter、David、姚洋和我分別報告了論文，那天會場坐滿了聽眾，討論也十分踴躍，部分論文經過修改之後，發表在了《亞洲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翻看與David之間的郵件往來，大多是在安排會議、討論研究，還有很多是約時間見面，特別是在我去華盛頓或者David來北京的時候。2014年元旦剛過，我們去紐約參加中美經濟二軌對話，1月6日下午，David和Peter分別從華盛頓和波士頓專程趕來，我們就在我們入住的位於華爾街的一個小酒店的樓下聊了兩個小時。見面討論的一個永恆話題是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與布魯金斯學會一起進行合作研究。

　　我們也經常應邀參加對方組織的學術活動。2014年下半年我組織了一個由亞行研究院支持的討論會，David和Peter都參加了。2019年6月我到華盛頓參加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舉行的金融科技研討會，正好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Arron Klein撰寫了一篇關於中國移動支付的報告，David邀請我參加了報告的發布會。

　　他還另外約了一個時間，對我做了一個關於中美貿易衝突的深度訪談，音頻於6月24日發在他主持的部落格“Dollar & Sense”上。那次訪談是在布魯金斯學會大樓斜對面的那個小樓裡做的，訪談結束之後，我們繼續留在小錄音室裡聊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中美經濟矛盾的前景充滿了憂慮，那天我是帶著沉重的心情步行返回酒店的。

　　2017年我和李成一起在澳大利亞珀斯參加一個會議，期間討論了國發院和布魯金斯建立穩定合作關係的可能性。回來之後跟姚洋說了這事，姚洋說正好可以成立“中國2049”聯合課題組，共同研究中國經濟在未來三十年可能面臨的新挑戰，由國發院智庫提供研究經費。

　　課題由姚洋、David和我共同牽頭，中方成員以國發院老師為主，美方除了David和Peter，還有Eswar Prasad教授。

　　2018年12月14日，課題組在北大開了開題會，討論研究計劃。2019年5月29-30日，課題組又在北大開了結題會。在結題會之前，經Peter安排，課題組部分成員赴上海，在“上海論壇”上報告了一些主要結論。在2019年底由國發院主辦的國家發展論壇上，我代表課題組發布了報告。2020年1月10日，布魯金斯學會舉行了《中國2049》發布會。在李成和姚洋致辭之後，David主持了第一場圓桌討論，參加討論的嘉賓包括雷曉燕、王敏、王勳和徐晉濤。報告的中英文版分別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於2020年出版。

　　2020年1月10日上午，布魯金斯學會舉行《中國2049》發布會，杜大偉主持了第一個圓桌的討論，北大國發院雷曉燕、王敏、王勳和徐晉濤參與討論

　　課題綜合報告的作者是我、杜大偉和姚洋，我寫的第一稿。報告提出，與過去四十年的改革與發展經歷相比，未來三十年的經濟環境會發生較大的變化，過去是低收入經濟，現在已經逼近高收入經濟門檻；過去是經濟全球化環境，現在一些政策出現了逆轉；過去是人口紅利，現在已經在快速地老齡化；過去是高汙染、高能耗，現在必須走低碳發展的道路。這些都意味著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轉變，需要更加重視創新、國內市場、人力資本和綠色經濟。

　　最後我們提出了八個方面的政策建議，其中包括：終結“雙軌制”的改革策略，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保護知識產權、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支持創新；公共財政的重點從支持經濟穩定轉向提高經濟效率與改善收入分配；打破城鄉長期分隔的局面，取消戶口制度；依靠市場化的手段，走綠色與低碳的發展道路；堅持獨立自主的開放政策，但在國際經貿關係中靈活處理發展中國家身份和國際角色問題。

　　北大國發院與布魯金斯學會聯合課題組的研究報告《中國2049》，中文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出版，杜大偉、黃益平、姚洋主編

　　中英文報告出版以後，在國內外均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許多地方黨政部門將這本書列入必讀書或推薦書目錄，國外不少媒體也做了報導。

　　2021年初，David給我們發來郵件，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雜誌《金融與發展》（Finance & Development）的主編看到報告之後，向我們約稿。David說他可以先寫一個草稿，經過幾番修改之後，這篇文章以“全球影響力、國內脆弱性”（Global Clout， Domestic Fragility）的標題發表在當年6月的《金融與發展》，文章用了一句話作為導言：“中國的長期成功將主要取決於內部挑戰的化解”。這篇文章的傳播面也比較廣，曾經有多位國際朋友跟我提到其中的觀點。

　　在《中國2049》課題完成之際，我開始跟David商量下一個聯合研究的主題。我的建議是中國數字金融問題。在移動支付、大科技信貸和央行數字貨幣等領域，中國是走在國際前列的。但近10年的快速發展，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失敗的教訓。我和我的同事們於2015年在北大成立了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有20多位學者在一起持續地跟蹤、分析這個前沿金融領域的創新，積累了較好的研究基礎。

　　當然，這個問題並不是David的研究領域，我的設想是北大的學者可以提供一手的觀察與研究，布魯金斯的學者則可以提供國際視野與比較。一個重要的動機是希望通過布魯金斯的平台，把中國數字金融的創新與研究介紹到國際上去。

　　我成功地說服了David，他拉了布魯金斯的兩位學者Arron Klein和Eswar Prasad一起加入課題組，前者已經研究過中國的移動支付，後者對央行數字貨幣和國際貨幣體系有不少思考。課題在2020年年中開始、2021年年中結束，可惜受疫情影響，課題研究交流，包括開題會和結題會，都是在線上進行的。最後同樣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分別出版了中英文版報告。

　　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與布魯金斯學會聯合課題組的研究報告《中國數字金融革命》，中文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由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出版，杜大偉、黃益平主編

　　上面兩個課題的特點是主要聚焦中國國內經濟問題，包括David在內的布魯金斯學者的主要貢獻是從美國或國際的角度或環境討論中國經濟問題。

　　但多年來我們的交流更多的可能還是中美經濟合作問題。比如，2015年6月8日，我們一起在北大開了半天會議，討論中美經濟問題。美方參與者除了David和Peter，還有多倫多大學的Wendy Dobson教授，中方發言的包括我、姚洋和盧鋒。會上決定由David和我一起寫一個總結報告，David先寫的第一稿，經修改後分別遞交給了各自的官方渠道。

　　報告對於當時的中美經濟關係走向表達了擔憂，“……世界經濟面臨分解為經濟區塊的危險，而這將會是糟糕的經濟學，而且是更糟糕的政治學。”報告對中美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特別建議美國政府歡迎中國投資基礎設施、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完成IMF配額改革、支持人民幣加入IMF的SDR（特別提款權）籃子。上述幾條建議中，IMF配額改革和人民幣加入SDR，很快就實現了。不過自2017年年初川普入駐白宮之後，中美經濟關係就急轉直下了，當初我們所警告的糟糕的經濟學與更糟糕的政治學變成了現實生活。

　　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以後，美國及其盟國對俄羅斯采取了經濟製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我當時擔任主編的《中國經濟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決定出版一期以俄烏衝突及國際經濟為主題的專刊，5月底我寫郵件向David約稿，他非常爽快地答應了，說7月底可以交稿。

　　後來在8月4日收到了他的文章“強權競爭時代的中美貿易關係”，很快就接受發表了。David在文章中指出，儘管技術領域的限制產生了一些影響，但總體看中美貿易關係依然非常強勁。他還認為，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無法完全替代對方作為貿易夥伴的重要地位。這個觀點比較清晰地反映了David畢生的學術與政策理念，支持貿易與投資的開放與合作，通過經濟增長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許多挑戰。

　　我一直非常喜歡David的個人風格，為人友善隨和，分析客觀理性，我從未聽他發表過激言論。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學術理念與政策主張，對很多問題的看法都比較一致。

　　早年我曾經跟朋友們說，David雖然是一個官員，卻更像是一位學者。後來肖耿教授跟我說，David曾經擔任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肖耿不但修過他的課，還給他做過助教，David的父母也都是大學教授。曾經讀過David發在經濟學頂級期刊《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援助、政策與增長”，文章的主要結論是，如果貨幣、財政與貿易政策好，援助可以顯著地推動經濟增長，否則就沒什麽作用。

　　David是一位典型的經濟學者，但與一般的學者又很不一樣。最大的不同在於他願意躬身入局，身體力行地踐行學術理念與政策主張，特別是幫助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將認知與實踐融為一體，是我老鄉王陽明的主張，也是我十分推崇的理念。David在世行工作了20年，後來在北京擔任美國財政部特使，可惜我對他那段時間的具體工作了解不多。不過9月中我去首爾出差，到韓國央行做講座，順便參加了同期在首爾舉行的一個學術會議的一部分，在茶歇期間，一位美國女性教授提到David，她說1989年David離開學校去世行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很可惜。但現在再看，與當年的同事們相比，David顯然做得更好、貢獻也更大。

　　中國肯定是在David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佔據非常重要地位的一個國家。他在讀大學期間開始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專門到台北學習中文。我最近才知道，早在1986年，他就作為訪問教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講課，他也是在北京認識了他的太太。2004年-2013年在北京工作期間，中國經濟肯定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對象，加入到了布魯金斯以後，中國經濟分析、中美經濟關係仍然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內容。

　　現在很多人紀念David，無一例外都會提到他對中國經濟與中美關係的深刻理解。這是事實，可能在全美國也很難找出比他更了解中國經濟的經濟學者。即便如此，我還是不想用“中國通”來描述David，在我的心目中，他理性、睿智、堅定，是一位有遠見、有情懷的經濟學者。

　　David去世，讓我們失去了一位溫和、理性的美國經濟學者，在今天美國的輿論環境下，這個損失尤其大。我跟David打交道將近20年，過去10年間的聯絡則更為頻繁，但這種交往更像是君子之交。我感覺跟他之間有信任和默契，所以溝通雖然不是很多，但非常順暢，商量事情也很容易。

　　作為合作夥伴，David有很多優點，但他也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總是能夠及時回復郵件。如果跟David不熟，可能容易焦慮。但我一般不會著急，因為知道，雖然他不總能及時回復郵件，但還是靠譜的，只要提前把事情、時間說清楚，他肯定會按計劃推進，很少誤事。

　　5月9日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討論會結束的時候，作為主持人，David問大家是否還有別的問題。我回復說沒有了，我感覺收獲特別大，因而提出，“下一步，我們還是應該多見面、多交流。”David即刻表示了讚同，他的最後一句話是，“下次在北京”。

　　可惜David再也不能來北京了。（2023年10月20日）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台+實體”新型智庫，專注於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