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9月5日攻克安慶，對於曾國藩及整個湘軍集團而言，算是打開了通往太平天國核心統治區的大門，但在攻略天京（今南京）的路線上，如何有效地管理收入囊中的安徽省大部仍是繞不開的話題。此時的安徽名義上屬兩江總督曾國藩治下，但皖北地區的實際控制權卻掌握在欽差大臣瓜爾佳·勝保及依附於他的團練武裝頭目苗沛霖的手中。對於屢戰屢敗而被朝野揶揄為“敗保”的清朝貴族勝保，曾國藩並不太放在心上，如何與地盤橫跨安徽、河南兩省，“數十州縣之練首無不望風歸附，聽其號令”的苗沛霖爭奪安徽省內的人才和兵糧，才是令曾國藩頗為頭痛的事情。正所謂“強龍難壓地頭蛇”，在向來看重鄉望的農耕社會，沒有一個安徽籍的重臣，湘軍要想在當地打開局面並不容易。或許正是考慮到了這一點，曾國藩早早地便將合肥名流——李瀚章、李鴻章兄弟收入帳下。
曾國藩與李鴻章早年便已相識。1845年，22歲的李鴻章赴京趕考，按照清代儒林的“潛規則”，李鴻章首先找到了與父親李文安是同榜進士的曾國藩。據說曾國藩對李鴻章頗為欣賞，可惜這一年李鴻章名落孫山，直到兩年後才被點為二甲第13名，開始了自己的翰林生涯。在此後的5年裡，李鴻章便與曾國藩保持著師生之誼。
1863年12月，李鴻章以破竹之勢拿下蘇州並果斷誅殺太平軍八降王的消息傳來後，曾國荃大感不快，認為是自己圍攻金陵吸引了太平軍主力，做了李鴻章立功的墊腳石。對此，曾國藩也只能正言相勸：“蘇州先複，金陵尚遙遙無期，弟切不必焦急。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佔十分之三，天意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軍務，如克複武漢、九江、安慶，積勞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著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但私下裡，曾國藩自己在給朋友的信裡大發感慨：“少荃東下之初，僅令赴援滬城，意謂盡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濱一隅，厥後拓地日廣，卒將省坦克得，本非始願所可及，亦愧謀略之不如。”
自1863年7月完成合圍以來，湘軍在天京城下頓兵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形成這種“勞而無功”的局面，除了曾國藩老成持重，告誡曾國荃：“若非賊來撲營，似不必常尋賊開仗。蓋賊之糧路將絕，除開仗別無生路；我軍則斷糧路為要著，不在日日苦戰也”；更為重要的是，此時的曾國藩已經在為剿滅太平天國之後湘軍的政治前途進行鋪墊。此時的曾國藩雖身為兩江總督，贛、皖、蘇、浙四省的軍政長官也均為其昔日的幕僚、學生，但太平軍在各地仍有活動，如苗沛霖般的地方團練武裝亦盛行一時，勝保、僧格林沁等滿蒙貴族也頻繁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干涉各地軍務。因此，曾國藩有意緩攻金陵，利用清廷中樞急於借湘軍之手夷平太平天國的有利時間，展開新一輪的政治布局。
1862年，由於太平軍陳得才、賴文光所部西征入陝，清政府內部又掀起了新一輪的政治碾軋。僧格林沁發動禦史系統指摘勝保“驕縱貪淫，冒餉納賄，擁兵縱寇，欺罔貽誤”，最終使勝保這位鹹豐年代的政治明星黯然隕落。長期以來仰仗勝保為靠山的皖北“土皇帝”苗沛霖，只能選擇舉兵反清，但隨即遭到僧格林沁和曾國藩的聯手絞殺。在這個過程中，湘軍集團和急於獲得中原軍政大權的僧格林沁部齟齬不斷。不僅苗沛霖的首級成了爭功的焦點，兩軍甚至還在圍剿苗沛霖所部的過程中，由於通訊不暢而直接交火。總體來說，勝保—苗沛霖集團的瓦解，給了曾國藩一統安徽軍政大權的有利時機。因此在規勸曾國荃少安毋躁的書信中，曾國藩頗為自得地寫道：“苗逆於二十六夜擒斬，其黨悉行投誠，凡壽州、正陽、潁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復，長、淮指日肅清，真堪慶幸！”
在曾國藩親自指揮皖北戰事的同時，原擬加入天京戰局的湘軍悍將鮑超所部在皖南與太平軍楊輔清、黃文金所部惡鬥連場，基本鞏固了以寧國為中心的地盤。加上李鴻章奪取蘇州，左宗棠收復金華、紹興、兵圍杭州的戰績，湘軍集團在1863年下半年可謂諸路奏凱、全面告捷。然而，就在形勢一片大好之際，各部爭衡的苗頭也開始悄然出現。
1863年底，李鴻章在部署進攻常州的軍務時，派出程學啟、劉秉璋、潘鼎新等部，在李朝斌太湖水師的配合下，由平望、太湖、乍浦兜剿浙西太平軍。李鴻章的意圖，是想仿照以前湖北巡撫胡林翼進兵皖西的成案，在進兵過程中委員暫時跨省代管地方。他這樣做，既可以截斷浙江太平軍增援天京的通道，也有助於鞏固淮軍新攻取的吳中地區。用李鴻章自己的話說，“蘇、錫克後，左顧右盼，不得不兼圖常、嘉以自固門戶”。可此舉也動了左宗棠的奶酪。
1864年2月，李鴻章奉旨兼轄浙西吏事。淮軍入浙，半月之間連續招降了平湖、乍浦、海鹽三城，又攻下平望、嘉善兩城，這引起了身為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的左宗棠對李鴻章越境攬權的不滿，上奏抗議。清廷複又下旨申斥李鴻章。李鴻章在寫給曾國藩的信裡大為抱屈：“……即受平、乍、海、嘉之降，匪我求賊，賊實求我，斷無固拒不納之理；即請暫委地方官，亦因自去春我軍深入嘉境後，浙帥未委一印官。先準蘇為代辦，旋又疊谘申斥，思之至再，與其申斥於後，不如先陳明請旨，定此疑案。左公乃銜怨如是。如果浙有兵與官來，俾敝境得松一面之防，並力於我土地，豈敢於太歲頭動一撮土耶？”左宗棠也寫信向曾國藩抱怨：“西塘之役，縱火大掠，聞因其六弟不能禁戢士卒所致。少荃因此遷怒嘉善湯令成烈而撤之。實則湯令之署嘉善，亦少荃所委，谘弟下扎者。湖絲鹽利皆浙所應有者，則盡佔之。”
曾國藩對於李、左兩人的矛盾不想過多地發表意見。他此時更為關心的是隨著蘇南、浙西戰事趨於終結，清政府是否會將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的楚軍調入天京戰場。
對於自己老師的這份擔憂，李鴻章洞若觀火。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明確表示：“屢奉寄諭，飭派敝軍會剿金陵。敝意我公兩載辛勞，一簣未竟，不敢近禁臠而窺臥榻。”但李鴻章的態度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清廷中樞對湘軍久圍天京不下的不滿。除了清政府軍之外，西方列強也對天京戰場虎視眈眈。在常勝軍解散的同時，另一支西方雇傭軍——阿思本艦隊出現在了天津外海。
1861年起出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向來與恭親王奕訢關係莫逆。由其牽線搭橋，清政府在各類細節均未敲定的情況下，便匆促向英國訂購了7艘戰艦。1863年9月18日，由曾參與過兩次鴉片戰爭的英國海軍上校阿思本指揮的“中英聯合艦隊”抵達天津，並準備開赴華東戰場。清政府這才發現這支艦隊不過是“海上洋槍隊”。清政府不僅需要支付1000萬兩白銀用作其未來四年的軍費，艦隊的所有人事安排還要全部由英國人說了算。原本就不滿英國人南下爭功的曾國藩趁勢發難，說阿思本“意氣凌厲，視輪船奇貨可居，視漢總統如堂下廝役、倚門之賤客”。面對“費數百萬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權柄”的局面，恭親王奕訢也深感不妥，最終決定拿出37萬多兩白銀作為遣散費將阿思本艦隊就地解散。
阿思本艦隊解散後，其麾下的艦船卻並不寂寥，還未回到英國本土，皇家海軍便已經為其中大部分艦船找到了“下家”。除了2艘在孟買交付印度地方政府、3艘賣給埃及人之外，艦隊中的2艘主力艦“江蘇”號和“廈門”號以11500英鎊的價格出售給了野心勃勃的日本西南強藩薩摩。改名為“春日丸”的“江蘇”號，日後在明治維新中扮演了異常重要的角色。
阿思本艦隊胎死腹中，無疑宣告了中英蜜月期的提前結束。畢竟自“辛酉政變”以來，清帝國已經逐步走出了昔日閉關鎖國的狀態。以總理衙門為平台，恭親王奕訢充分發揮其外交才乾，一時間法、美、俄、德各國公使均積極謀求在華特殊利益，英國在清帝國的對外關係中已非一家獨大。如在浙江戰場上，法國人便協助左宗棠組建了另一支雇傭兵武裝——常捷軍。
此外，湘軍圍攻天京的態勢已經逐步明朗，太平天國運動被最終鎮壓儼然指日可待。恰如曾國荃所說，“長江水師帆檣如林，無須輪船會剿金陵”，清軍借助西方雇傭軍才能穩定局面的日子似乎已經是過去式了。而通過各種政治手腕，曾國藩暫時將天京戰場的主導權掌握在了湘軍手中。
本文摘自《戰爭事典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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