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曾國藩三度失和，卻不曾一刀兩斷

晚清時期，左宗棠與曾國藩齊名，同為胡適所說的那種“箭垛似的人物”，褒也好，貶也罷，均屬眾矢之的。

曾國藩是文質彬彬的理學家，性格內斂，城府幽深，克己複禮的功夫堪稱一流。左宗棠是武健書生，有霸才，好張揚，率性豪邁，倜儻不羈，他不會作假，也不願作假，敢於活出自己的精氣神和天然本色，處處不同凡響。這兩人的性情一冷一熱，一卑一亢。一個喜歡慢工出細活，一個喜歡快刀斬亂麻。一個“以學問自斂抑，議外交常持和節”，一個“鋒穎凜凜向敵矣”，對外堅決主戰。他們是截然相反的類型，可謂冰火兩重天。

左宗棠與曾國藩失和是一樁引人關注的歷史公案。兩位一品大臣和多年好友關係一度降至冰點，他們何故失和？這個問題疑點多多，令人困惑，絕對值得探究。梳理兩人多年的交往，他們總共鬧過三次明顯的不快，均有跡可尋。

三次不快，有跡可循

第一次不快的原因較為簡單。左宗棠是已故兩江總督陶澍的親家，陶家是安化的富戶，曾國藩在省城辦團練，需要費用，向省內富戶勸捐，陶家理應出錢萬緡，左宗棠袒護女婿陶桄，抗捐未果，所以兩人失和。1857年春，曾麟書病逝，曾國藩未經朝廷準許即棄軍回家奔父喪，其後曾國荃亦棄營歸鄉。左宗棠致信曾國荃，對曾氏兄弟的行為直言批評道：“當此世局艱危之時，豈可言去？”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他也沒有隱瞞自己的看法：“匆遽奔喪，不俟朝命，似非禮非義，不可不辨。”曾國藩的心情本就不佳，這封信令他更為惱火，“深忿而不能言”。這可不是小小的不快，而是氣憤填膺，連殺人的心都有。左公性格太直爽，容易得罪人。智商極高，情商則為中不溜，對方負氣，他也負氣，還批評曾公“才短氣矜”“鄉曲氣太重”。

1858年，曾國荃充當信使，將長兄曾國藩的手書帶給左宗棠，談的是近況，流露的是求和的善意。左宗棠固然狂狷耿直，但胸襟並不狹隘，在回信中他作了一番自我檢討，很有誠意。此前，他們只是意氣上有所衝犯，原非死疙瘩，信到心到，一解就開，所有不快煙消雲散。1860年春夏之交，樊燮案銷案不久，曾國藩就向朝廷保薦左宗棠為四品京堂，可謂一言九鼎。左宗棠只是舉人出身，要省略前期的資歷鋪墊，像這樣一步到位，並不容易。左宗棠奉詔練成楚軍，開赴江西前線，為湘軍大本營保衛“後門”。在江西作戰期間，左宗棠與曾國藩的感情最為融洽。在糧餉奇缺的情形下，曾國藩盡可能周濟楚軍。有一次，他發現左宗棠的行軍帳幕狹小，就令人趕製兩頂大帳幕，贈送給他，如此關懷備至，令左公感動不已。可以說，危難時期，曾、左二公精誠合作，相依為命。1861年冬，太平軍攻陷杭州，浙江巡撫王有齡殉節，曾國藩立刻舉薦左宗棠為浙江巡撫，由於其軍功顯赫，破格擢用的難度就降低了許多。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報答也可謂豐厚。鹹豐末年，湘軍大本營駐扎在安徽祁門，兩度遭到太平軍主力圍困，危如累卵，朝不保夕。值此千鈞一發之際，幸虧左宗棠與鮑超率軍奮勇反攻，在樂平取得完勝，在鄱陽取得大捷，終於解除了湘軍大本營的後顧之憂，保住了湘、贛、皖緊密相連的補給線，全局化險為夷。

第二次不快的原因則較為複雜。1864年，曾國藩在奏牘中有“掃清歙南”一說，這四個字有歧義，既可理解為“掃清歙縣南鄉”，也可理解為“掃清浙江全境”，曾國藩的本義是前者，左宗棠則理解為後者，誤認為曾國藩與之爭功，鬧了個老大的不愉快。此外，兩人在戰略上有根本的分歧，曾國藩“不言剿賊、撫賊而言驅賊”，左公對此深致不滿。這年六月十六日，曾國荃率軍攻下太平軍盤踞多年的江寧（南京），取得了一場決定全局的勝利。曾國藩聽信九弟所言，上奏朝廷，認定幼天王死於城破之日，自焚或為亂軍所殺，太平軍已經群龍無首，不足為患。可是沒過多久，幼天王被堵王黃文金迎入湖州，左宗棠偵悉幼天王仍為軍中在職領袖，立即奏報朝廷。慈禧太后獲悉此訊，怫然不悅，責令曾國藩查明此事，“並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真要參辦的話，曾國荃指揮吉字營攻打金陵，謊報或誤報軍情，必首當其衝，這樣做，豈不是令功臣寒心？曾國藩對於左宗棠的檢舉揭發十分惱怒，立即回奏，一反往昔小心翼翼的作風，直接頂撞朝廷，重提昔日收復杭州城之時，太平軍康王、聽王逃逸，左宗棠卻未被追究。此時左宗棠任閩浙總督，與曾國藩平起平坐，又豈肯無辜受責？他具章自辯，辭氣激越，聲明早已如實向朝廷匯報太平軍首領逃出之事，而金陵那邊廂則是誤報軍情。令人佩服的是左公的心思極為縝密，在奏章結尾處，他鄭重表態：“臣因軍事最尚質實，故不得不辯。至此後公事，均仍和衷商辦，臣斷不敢稍存意見，自重愆尤。”這件事至此不了了之。國家多難，朝廷正在用人之際，不宜裁決誰是誰非，誰對誰錯，乾脆由軍機處轉寄上諭，“朝廷於有功之臣，不欲苛求細故”，一語解紛，雙方言和。

很顯然，朝廷害怕兩位領兵的漢族大臣抱團，並不樂見他們交好，眼看他們交惡，倒真是竊竊暗喜，放心而且安心了。如若不然，雙方呈遞的都是密疏，怎麽可能在明面上弄出這麽大的動靜，竟掀騰得天下皆知？

第三次不愉快的原因比較簡單。1866年，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此後將近十年，剿撚、平回都靠南方各省協助軍餉。曾國藩身為兩江總督，派遣大將劉松山統領的老湘營去西北作戰，月餉六萬兩白銀照解不誤，便自覺仁至義盡了。但左宗棠有不同的看法，兩江是富庶之區，老湘營帶餉馳援西北是一回事，理應協助陝甘各軍糧餉則是另一回事，曾國藩有錢不給，催索亦不顧，是存心報復，故意拖後腿，此舉有很壞的示範效應，別省協餉也不再積極。左公長期在窘鄉愁城中掙扎，不快和反感持續放大。1882年，左宗棠出任兩江總督。翌年，他寫信給大將劉錦棠，談及同治年間兩江協助西餉並無難處，仍舊憤憤不平：“不解前人憒憒何乃至此！”左公所譴責的“前人”是誰？曾國藩首當其衝。

失和背後，暗藏玄機

精明的後人喜歡逆向推測，曾、左二公自知功高震主，太平軍被剿滅後，他們都有可能遭遇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慘結局，於是急中生智，故意編出一套不和的戲文給朝廷看，以稀釋慈禧太后的猜忌，這個推斷並非空穴來風。同治年間，平定江南，左宗棠連自己密遞朝廷的奏稿都抄送給曾國藩過目，使雙方信息保持對稱，知根知底，心照不宣。不和的假象似乎是他們刻意營造出來的。

左宗棠與曾國藩失和，卻與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交往密切，友情甚篤，彼此還締結姻親。曾國荃任山西巡撫時，被下屬誤導，解送軍餉不及時，一度與左宗棠鬧過別扭，但無傷大雅。1884年，左宗棠卸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事務大臣，照例要向朝廷推薦三名繼任者，其中就有曾國荃，後者順利晉升。

據左宗棠家書所載，曾國藩次子曾紀鴻托他向湘軍大將劉錦棠借錢，因為家中有人生重病，缺乏調養的費用。曾紀鴻喜愛閱讀雜書，是位優秀的數學家，雖為小京官，卻無意在仕途上發展，也不喜歡在官場中應酬，京城居大不易，宦囊屢空。左宗棠任軍機大臣時，得悉曾紀鴻貧病交加，於是慷慨解囊，代付藥餌之資，曾紀鴻病逝後，又代付殯殮衣棺和還喪鄉裡之費。其時，曾國藩長子曾紀澤駐節英法，聞訊感動，從倫敦致書言謝。

外界只看到兩巨頭反目成仇，不明真相者各自站隊，故而調和者少，挑撥者眾，宛然形成兩大敵對營壘，矛盾越積越多，死結越打越牢。現代掌故學家徐一士早就瞧出了這件無縫天衣的“破綻”，認為曾、左二公晚年失和是“異乎尋常”的。他們貌似決裂，實為共謀，保全彼此尚在其次，保全整個湘軍集團才是當務之急，這也是兩人共同的好友胡林翼的遺願。

看戲的不明就裡，演戲的還得往下唱。曾國藩晚年對人說：“我平生最講求‘誠信二字，他居然罵我欺君，豈能不耿耿於懷！”開心也裝不開心，愜意也裝不愜意，為了互相保全，嘴皮子、筆頭子累些也值得。若論“公忠體國”，曾國藩同樣看好左宗棠，關心其一舉一動。1867年，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二更三點睡，夢兆不佳，深以陝中湘軍為慮。”這說明曾國藩一直關注西北戰況，日思夜夢，深深掛懷。

1868年，左宗棠在家書中談到他與曾國藩的不和，將心裡話一吐為快：私交雖有微嫌，於公誼實深敬服，故特奏請獎曾，以勵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義，筆則筆，削則削，烏能以私嫌而害公誼，一概抹殺，類於蔽賢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與曾有齟齬者，觀此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這話講得夠清楚了，左公與曾公鬧不和，只是私交上的嫌隙，在公誼上，在國家大事上，他始終敬服曾公的知人之明和謀國之忠，而且專門上奏，請求朝廷獎賞曾國藩，以激勵疆臣。

當年，有人從西北邊陲考察歸來，與曾國藩談及左宗棠治軍施政，事事雷厲風行，卓見成效，曾國藩由衷佩服，擊案讚歎道：當今西陲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僅我難以為繼，就算起胡文忠（胡林翼）於九原，恐怕也接不起這付擔子。你說是朝端無兩，我認為是天下第一！”曾國藩說這話，的確有過人的雅量和誠懇，不是故意擺出高姿態。

一時瑜亮，天各一方

1871年，大學者王闓運遊歷於江淮間，秋日路過清江浦，巧遇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巡視船。久別重逢，賓主相見甚歡，一同看折子戲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過年》。王闓運猜道：“這出戲肯定是中堂點的。”曾國藩問他何以見得。王闓運實話實說：“當初（你）剛起兵時就想唱。”曾國藩聞言大笑。俗話說，“王小二過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國藩剛樹立湘軍大旗時，糧餉不繼，困窘不堪，年年難過年年過，打掉牙齒和血吞，硬是撥雲見日，熬出頭來。1858年，曾國藩回湘鄉荷葉塘守製，一度遭到朝中官員的惡意詆毀，他憂讒畏譏，進退維谷，致書好友劉蓉，吐露憤激之辭：“自今日始，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現在，曾國藩垂垂老矣，體弱多病，心境頹唐，對世事人情更加看空看淡。礙於這兩層意思，誰還敢在曾國藩面前哪壺不開提哪壺？王闓運善於察言觀色，趁曾國藩心境回暖，建議他與左宗棠捐棄宿怨，重修舊好，本來只是一場誤會嘛，何苦長期失和？曾國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樓頭，我如何攀談？”古詩道，“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左宗棠在西北深耕多年，所以曾國藩有此一說。其實曾國藩的怒氣早已消盡，芥蒂不存分毫，只可惜他們天各一方，無由把晤。

曾國藩與左宗棠為一時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個性太強，圭角畢張，鋒棱嶄露，對一切睥睨視之。故此不難理解，左公予智予雄，縱然心中看得起曾國藩，仍以罵不絕於口為日常功課。李伯元在《南亭筆記》中記敘潘季玉的見聞，令人絕倒：潘季玉三次去向左宗棠報告公務，均因左宗棠自炫平定西陲的功績，痛罵曾國藩和李鴻章，找不到開口說話的機會，最終只好不了了之。左宗棠罵曾國藩成癮，說明他太在乎這位勁敵了。誠然，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國藩能與他相提並論。英雄的孤獨，其極端形式表現為，對手死了，比朋友死了更可悲。因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廣交，相頡頏的對手卻不可多得，有時甚至會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我”這樣的程度，所以對手一旦撒手塵寰，他的“劍”就將束之高閣，從此無所指，無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頭的火色也會隨之暗淡。

曾國藩棄世後，左宗棠念及兩人早年的交誼，頗為傷感，他特製挽聯一副，剖白心跡：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毋負平生。

足見其生死交情，雖然中途擱淺，卻並未漠然棄置，更未一刀兩斷。

來源：同舟共進 作者：王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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