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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快速上漲考驗住房市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期,房屋租金水準明顯上漲,5月CPI同比上漲1.8%,其中居住類價格指數同比上漲2.2%,房屋租賃價格上漲更快。5月份,全國房租指數同比上漲2.4%,比居住類價格指數高0.2個百分點。事實上,2016年本輪房地產市場回升以來,整體居住類價格指數中,租賃價格指數漲幅更大,租金指數月平均漲幅、累計漲幅分別比整體居住類價格漲幅高0.65個百分點和0.77個百分點。

熱點城市租金上漲更快。據房天下的數據,2017年2月—2018年5月,17個熱點城市房租年均上漲8%—10%,漲幅超過10%的有6個,漲幅在5%—8%的有5個,北京(25.9%)、上海(19.5%)、深圳(15.5%)漲幅居前。5月20日住建部部署新一輪樓市調控的檔案中,首次提出“穩房價”與“控租金”並重,近期北京住建委年度白皮書也明確提出,將個體房屋租金納入監管。

問題是,在建案市場火爆、成交量屢創新高的情況下,短期內租賃人口並不會爆發式增長。同時,租賃供給側提速,低成本供地、供房備受重視,緣何租金依然暴漲?筆者認為,很大程度上在於,機構和資本套政策紅利,攫取低成本太空價值。壯大機構租賃是發展住房租賃的重點,政策本意是解決個體“散租”模式下,租賃亂象叢生之弊病,如隨意漲租、克扣押金、配套缺失等。但是,在資本和機構眼裡,土地、金融、稅收等優惠下,借助租賃政策紅利,存量太空是價值窪地,成為資本角逐的領域。不到兩年時間,京滬深穗等城市都湧現出200—300家長租公寓。長租公寓大致分兩類,一是收儲舊工業廠房、舊住宅區的集中式公寓;二是“打隔斷”、“上下鋪”的分散式公寓。前者盈利靠低成本收房,後者靠提高部門收益,也就是漲租金。

據筆者調研,盤活存量太空的長租公寓,租金水準相比改造前上漲50%—200%不等。近期,深圳富士康員工集體發聲,要求降低改造城中村的速度,保證租金可支付。這一事件暴露出,需要反思長租公寓運營模式及對租賃供給的負面影響。事實上,無論是補上消防、衛生等安全短板,還是提高居住體驗,都要投入真金白銀和人力,考慮到稅負及企業盈利,租金必然上漲。

當然,收入水準提高,消費更新,供給端湧現出配套好、體驗性強的租賃房源,這是需求倒逼供給跟上的結果,供給端更新也有助於滿足對美好生活的訴求。問題是,房價支付能力更多受投資需求、貨幣供給所決定,而租金支付能力則更多受工資、收入水準決定。殘酷的現實是,作為租賃主力的流動人口(2.45億)、新就業大學生,其收入水準無法支撐租金過快上漲。

據了解,深圳富士康流水線員工的可支配收入在2100—2400元,附近城中村住房單間租金在700—800元,租金佔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剛好符合租金不超過可支配收入三分之一的國際慣例。2017年,深圳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38元,月均收入4411元。按收入分配“二八定律”,中位數在2500元左右。也就是說,2500元代表深圳80%的常住人口月可支配收入。

問題是,“十三五”期間,深圳要將100萬套(間)城中村住房改造為長租公寓,這意味著城中村住房租金至少上漲50%。但是,深圳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年增幅僅8%—9%,未來租金/收入比將超過45%。近一半收入用來支付房租,這是深圳1000多萬城中村租客無法承受的。2017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國排第三位,深圳存在的問題,其他熱點城市一樣存在。

2017年下半年以來,各省份都發布了租房發展規劃,謀劃了“十三五”及未來大規模租賃住房籌建藍圖。實際上,租賃需求主要集中在十幾個熱點城市,這些城市供地彈性小、供地成本高,租賃供給更多依賴存量。但是,無謂的存量盤活導致租金快速上漲,支付能力下降,衍生問題就是,租客大批向外圍遷徙,或者打隔斷、上下鋪、合租和群租等不體面的租賃行為普遍化。

筆者認為,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盤活存量沒有問題,但由於收入對租金敏感,租賃供給的公共屬性更強。過去,各地過分重視建案市場,租賃市場野蠻生長,這也是租賃亂象叢生的原因。未來,除了增加公租房建設外,要加大存量太空(特別是城中村、老舊小區)配套補缺力度,這是地方的責任。公共服務“補短板”,降低居住成本的效應明顯,這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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