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中具有士的精神，能體現士風形象的便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階層，即書中的儒生形象，他們從小便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以進士為目標，關心人民疾苦，懷抱著經國濟世的理想。可惜大多數儒生這條通往理想的路途卻過於艱辛，充滿了黑暗，於是在商業思想和釋道思想的影響下，士風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1、對科舉的癡迷與怨憎
蒲松齡出身於書香門第，其父雖迫於家計棄儒從商，但卻一直堅守“讀為立身之本”的儒家思想，並以此來教育子女。從小便受儒家思想教育的蒲松齡，懷抱父親的諄諄教悔，又受士風民習的熏染，便在心靈深處凝聚了一股濃重的“科舉情結”，對科舉抱有極大的熱情，把它看做是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抱負的最有效途徑。
確實，在明清時代，科舉幾乎是下層文人仕進的唯一途徑，只有在科舉中脫穎而出，才能順理成章地走向政壇，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負。而終其作者一生的經歷和遭際也可以看到，科舉幾乎成了蒲松齡一生中最重要的內容，初試少年得志的經歷更讓其對科舉之路充滿了幻想。
這種幻想和希望在《聊齋志異》的開篇之作《考城隍》中便有所表露，吏人竟在夢中“持蝶牽馬，力邀赴試”，因負有才學且有一顆為善之心，宋公得以錄為河南城隍一職，從文章“諸神傳讚不己”等表述中不難發現作者想通過科舉來實現抱負的決心和信心，科舉入仕的思想己在作者的心中根深蒂固，科舉己成為作者執著追求的目標，這種心態在《聊齋志異》的眾多篇目中都有所展現。
比如葉生(《葉生》)、宋生(《司文郎》)、於去惡(《於去惡》)、俞慎、俞詢九(《素秋》)等人都是才華冠絕的秀才形象，生前便是科舉應試的積極參與者，但卻無緣於功名，這樣的經歷竟使他們死後的鬼魂滯留人世，繼續參加科舉，以完成前世未完成的夙願。
這些人物身上都灌注著作者自己真實的感受，他把自己對科舉的依賴幻想與刻骨癡迷的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這種幻想也不是作者所獨有的，它反映了當時士人一種普遍的心理狀態，科舉己同他們的命運緊密相連。
對科舉懷抱希望的蒲松齡，雖在童試中一帆風順，但鄉試卻屢屢不中，才華橫溢卻久困科場，科舉的辛酸失意鬱結在作者的內心，失落的情感越來越高漲，於是就有了作品中詠歎有識之士科舉失意的主題。
如作者所描述的葉生(《葉生》)，“文章辭賦，冠絕當時”。縣令丁乘鶴看到他的文章後對其極為讚賞，還“谷恤其家”助其讀書，科考之時，還向主考的官員推薦葉生，葉生考得了頭名。“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此後的鄉試，葉生卻屢屢銻羽，科舉夢碎的失落、愧負知己的無奈，使葉生抑鬱憔悴，“形銷骨立，癡若木偶”。
這樣辛酸的失意正是作者落破現實與內心淒涼落寞的真實寫照。《司文郎》中的王平子亦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應試者，所作的文章得到了宋生和“最能知文”的廊下盲僧的賞識，認為其可高中。可鄉試放榜時，王生竟名落孫山，而那個傲慢無禮、文章令盲僧作惡的余杭生竟得以高中，結果讓人意外。在人們烯噓震驚之餘，盲僧一語道破了其中的關竅:“仆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
無論是葉生、宋生還是王平子都是滿腹才學的書生，他們躊躇滿志於科舉，卻懷才不遇，屢困場屋，那種壓抑鬱悶的心情是除作者及所有有如些遭遇之外的人們所難以感受的，作者表達了自己時運不濟、懷才不遇的辛酸與失落，在對科舉的迷戀中加入了埋怨的色彩，為其對科舉的重新審視奠定了基礎。
科場失意的惆悵和苦悶給了蒲松齡沉重的打擊，伴隨著科舉之夢的一次次破滅，場科所見所經歷的黑暗與不公，使作者在失意的同時對科舉考試有了一個重新的審視，於是他不再感歎時運，而是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昏饋無知的考官。在作者看來，科舉考試之所以“陋劣悻進，凡庸高中”，而“英雄失志，佳士被黜”的根本原因都在於此。
作者對試官的另一批判原因是受賄索賄、利欲熏心。《考弊司》中的司主虛肚鬼王，表面上“天氣森凜，似不可入一詞”，又標榜“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然而在與士人初見時竟要他們按例割牌肉，又言“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者，可贖也。”這便是當時考官營私舞弊的真實寫照，他們滿口仁義道德卻公然索賄，這種看似公正，實則充滿黑暗的科舉制度，讓作者憤怒疾呼:“慘慘如此，成何世界”。
《辛十四娘》中頗具才華的馮生屈居於銀台楚公子之後的原因是“場中莫論文”，即權勢的作用。《僧術》中考生名次的高低直接取決於金錢的多少，書生要想考取功名必須具備“進取之資”。對於這些昏庸腐敗的考官，作者恨之入骨，在書中對他們進行強烈的批判和懲罰，在《素秋》中，稱考官是“糊眼主司”，在《三生》中痛罵試官是“黑出佳士而進凡庸”的蠢才，要“掘其雙睛，以為不識文字之報”甚至“剖其心”才能消解內心之恨。
作者在揭露科場不公和黑暗的同時，還以辛酸的筆調描寫了科舉帶給士人的精神摧殘和命運的悲劇。《王子安》一篇寫名士王子安屢因場屋，在一次放榜前喝醉後，夢見自己高中的故事。在夢中他己殿試翰林，喜而大呼賞錢給報子，又想“出耀鄉裡”，因長班遲到，而對其捶床大罵，醒後才知一切皆為虛妄。在“異史氏”中作者又將秀才入鬧的七似描繪得細致入木，這種種荒誕的故事和情節卻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了科舉帶給書生心靈的栽害。
《聊齋志異》中對士人、考官和科場的種種描述都說明了蒲松齡對科舉制度所懷有的複雜矛盾情感，也深刻體現了作者一生對科舉由熱心期盼到失意落寞再到憤恨批判的情感交錯與變化歷程。其實在這條情感鏈條的最後，作者對其有過改革的設想，如《於去惡》中的“凡進必考”，對簾官加強選拔，整頓考風考績；通過推薦賢官和清廉官員的巡視來監督消除科場的不公等等。
但在整個描述批判科舉制度的過程中，作者對待科舉的態度始終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對科場的黑暗和墮落進行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仍舊痛苦不己，對科舉念念不忘，因為科舉仍是他幻想實現政治理想的唯一途徑，而這種複雜的情感也決定了蒲松齡不可能對封建科舉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批判。
他隻將自己的失意歸咎於科場的黑暗和試官的昏饋，關注的是人為導致的科舉制度運行中所出現的錯誤，卻從未深入地體察科舉制度本身的腐朽，從未懷疑過科舉制度本身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科舉制度批判的力度。
其實明清時代的科舉制度早己失去了先前所具有的積極意義，種種弊端己暴露無遺，而作者由於歷史的局限和科舉情結的束縛，無法對科舉制度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根本的批判，是思想上的一種局限，但也不能否認作者對科舉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積極性。
2、對士林文化的新思考
清代己處於封建社會的末世，官場腐敗日益嚴重，各種社會弊端也日漸顯露，伴隨著社會矛盾的升級，在思想界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聲音，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開始猛烈地抨擊封建君主專製制度，反對程朱理學和八股取士的官員任用，這些思想自由之風對作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此時，明中葉以來出現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在經過了明末清初的動蕩之後，在清代前期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市民階層得以進一步壯大，而作者也自然受到商業意識和市民意識這種時代氣息的影響，於是在《聊齋志異》的不少篇目中著力反映了商業意識形態的內容。
這其中最能反映蒲松齡對商業發展及商人態度的就是《黃英》一篇，文中有兩個主要的男子形象，分別代表了儒、商兩種思想。文中的馬子才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仗義善良，尤甚好菊，因與陶生“論藝菊之法”，將茅廬借其暫住，為人烙守原則，但又有些過於保守。而陶生則是另一種新興商業文化的代表。
二人由於思想的差異而性格迥異。當生性曠達的陶生看到馬子才家境清貧而想賣菊謀生時，二者的矛盾便產生了。馬子才認為“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矣。”而陶生則認為“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這裡便可以看出馬子才所固守的正是傳統士人清高安貧、重義輕利的人格範式，而將行商看為是賤業。
當他看到陶氏因售菊而門庭若市，生活富裕時，便“心厭其貪”，在迎娶黃英之後，也是愛其麗而恥其富，當“家所需，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享用過於世家”時，他立即遣人將物品一一貴還，與妻“作南北籍”，欲分明財產，可最終卻“不複稽”、“不能禁”、“兩第竟合為一，不分疆界矣”。這使他深深地感歎“三十年清德，為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
可以看出其重本輕末的思想雖然很重，但己有了松動的跡象。而黃英的回答則顯示了商人尊重自己人生選擇的堅定:“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己，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於是在園中築茅茨，使馬居，馬安之。然數日後馬“苦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己，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為常”，當黃英以“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笑諷馬時，馬“亦自笑，無以對，遂複合居如初。”
這裡，馬的實際行動己顯示了他的妥協，士與商的思想得到了融合。在整個的變化過程中，馬子才的態度由“甚鄙之”、“厭”之、“恥”之，變換到“慚”、“不自安”再到“自笑，無以對”。這正是士的清高安貧、以利為恥與商的取之有道、不務求貧的價值觀的衝突、整合，最終融而為一的過程，是商的觀念對士的觀念不斷影響、規勸的過程，也正是作者士觀念的轉變過程。
而異史氏中，作者也明確表明了對陶生的喜愛，這也正是對商人的正面肯定，說明在作者濃重的儒家思想中己漸漸地融入了商業和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儒家思想、傳統計程車人觀念己出現了新變。而這種士風觀念中的商業思想滲透不單單體現在作者的身上，作品中的眾多商人形象，如樂雲鶴(《雷曹》)、馬驥(《羅刹海市》)、任秀(《任秀》)、慕蟾宮(《白秋練》)等都是棄儒從商的典型，可以說這一類形象是作品對當時社會士風新變的反映，說明商業思想對當時計程車人觀念是有一定影響的。
再者，傳統士風的變化除商業觀念的滲透之外，還有與釋道思想的融合。自古以來，積極入世計程車子多持儒家的處世觀點，而一旦科舉夢碎或仕途不順，積極的態度便會變得消極，思想便會向道家或佛家傾斜。作者也不例外，久試不第、屢困場屋的挫折給他的心靈帶來了極大的創傷和痛苦，而道家所提供的心外無物，追求自由灑脫的生活情趣便是給了他彌補精神痛苦的一種方式。
在《成仙》一文中作者便敘述了成生、周生得道成仙的故事，而使兩人決心歸隱的原因就是現實的黑暗和虛偽。在《仙人島》、《翩翩》、《賈奉錐》等許多作品中也都流露出了作者的避世情緒，他所嚮往的那種富貴、不為凡俗所累、逍遙自在的生活在仙境中憑借神仙的法術便都可變為現實。在那裡，他的心靈得到了些許的寬慰，內心的苦痛與失衡得以消解，同時也給與其有同樣經歷計程車人以慰藉。
《聊齋志異》中的人物塑造與佛教文化的滲透也有密切的關係。佛教在東漢末年由印度傳入中國，後逐漸漢化，與中國的儒家、道家思想相互補充、相互融合。在中國歷代許多著名的文人身上都有三教合流的反映，特別是到了明清時代，佛教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更加地深化了，而蒲松齡的思想也深受佛教文化的影響。
在《聊齋志異》中他充分運用因果輪回、“諸法皆空”等佛教觀念來塑造人物，用幻化來營造理想世界，並通過僧侶的形象來懲惡揚善，對民眾進行規勸，表明自己的道德觀念。如《考城隍》中所宣揚的“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的佛家善惡觀；通過《西僧》中的二僧和《死僧》中的僧人貪戀富貴而終無所得的故事向人們說明“諧法皆空”的道理；《連城》、《續黃梁》等篇以及《樂仲》中的樂仲和《長清僧》中的僧人等形象都向人們宣揚了及時行善和佛家輪回因果報應的觀念。
釋道觀念對當時人們的生活有著廣泛的影響，而對士人的影響則更為深刻，他們無法在現實世界裡實現抱負，便多會向釋道觀念傾斜，以其自由任性、灑脫不羈的精神來開解自己抑鬱的心情，從而使士風發生變化。
蒲松齡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以其對科舉複雜的情感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士人的辛酸歷程，同時，以佛、道思想為雙翼，希望通過幻想給心靈以慰藉，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思想整體，又受到當時新興思想如商業思想等的影響，讓我們看到了當時社會士風的轉變。
撰稿/張聰【讀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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