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聊齋志異》，讓他們“被好友”了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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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非好友都犯了個共同的錯誤：低估了《聊齋》的文學力量。

1

康熙二十六年，濟南府淄川縣畢家，蒲松齡初識王漁洋。

在此之前，對於蒲松齡來說，王漁洋這種牛人只存在於傳說與崇拜裡。

王漁洋真名王士禛，號漁洋山人，世人皆稱他為王漁洋。他屬於命好又有才，一輩子都開掛的那種人。他出身於濟南府新城縣的高官顯宦家族，王家曾四代官至尚書。

王漁洋十七歲拿下縣府道三試第一的秀才，此後科考做官是一路順風順水。康熙二十四年他回鄉丁憂之前，已經官至國子監祭酒。

不僅如此，王漁洋的詩文了得，曾得皇帝親讚，且粉絲眾多，早已是公認的文壇盟主。

在這樣的明星級大人物面前，蒲松齡不由地自慚形穢。論出身，蒲家是寒門，往上扒拉到朱元璋時期，就出過幾個秀才，直到蒲松齡一位叔祖做了縣令，這才算是族中有人當過官。

論科考做官，蒲松齡年輕那會兒中秀才的時候，也是縣府道三試第一，也曾風光一時，並立志出將入相。可三十年過去了，他仍在鄉試這一關上卡殼不前，屢試屢敗，屢敗屢試。

論愛好，蒲秀才業餘最喜歡搜集奇聞異事，並將自己的見聞和經歷揉進這些鬼狐故事中，寫成了一部叫做《聊齋志異》的小說書稿。而這般寫作是那個世道認為的不入流學問，正經讀書人誰乾這個？

似乎樣樣都不能跟人家相提並論。

蒲秀才既是科考鐵粉，又是寫小說熱愛者，同時為了一家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他又不得不去給小孩當塾師、給官員當幕賓以及為他人代筆寫文，底層文人的辛苦日子一過幾十年。

王漁洋去親戚畢家做客的那一年，正是蒲秀才在畢家乾塾師的第九年。號稱“三世一品”“四士同朝”的畢家雖是高門大戶，但對蒲秀才是“上賓”待遇，拿他當朋友，所以除了家教工作外，還經常請他代表接待往來賓朋。

於是，兩個出身、際遇、地位有雲泥之別，怎麽看這輩子也不會認識的同鄉，終於機緣巧合地見面了。

2

蒲松齡招待王漁洋，心情複雜。

他熱情周到，又有點難以置信。他的恭敬裡透著一種長久以來的崇拜。他更還有點兒自卑。我奮鬥了這麽久，如果不是沾了東家的光，仍然沒資格跟你坐在一起飲酒喝茶。

得知王漁洋也喜歡奇聞異事，蒲松齡便向王漁洋推薦了一部將會成為傳世名著的書稿《聊齋志異》。

把書稿給王漁洋看的時候，蒲松齡是清高自尊的。他想在這位大人物面前拿出一份讀書人的成績以證才學，想得到一個來自高層人士的肯定。

蒲松齡更是誠惶誠恐的。一個屢試不中的窮秀才，竟然還會如此不務正業，舍本逐末。那位大人物會怎麽看待自己和《聊齋志異》？

史載，王漁洋對這些還沒有成為名著的書稿很讚賞。

而且王漁洋回去後，又通過寫信向蒲松齡借閱《聊齋》書稿。看完後他向蒲松齡贈詩一首：

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

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自從乾隆年間《聊齋志異》流傳開來，世人一般認為這首詩是王蒲二人之間高尚友誼的象徵。但是，如果細看看，這首詩真的很“單純”。

首先，對人家的作品感興趣，借來瞅瞅，歸還之時附上些許點評，是一個讀書人的素養和禮貌。這跟友誼的關係，並不大。

其次，大詩人的點評有兩個意思：這小說是非現實主義的，看官別當真；作者平生不得志，在此借“鬼”抒意。

這樣的點評是不是很沒勁？內容內涵寫法文筆等一概不提，隻不痛不癢地寫出大家都看得出來的東西。當然，王漁洋在某些篇章上還附有簡短評批，但也僅限於寥寥數語。而這首重頭詩，相比他同時代的為《聊齋》作序的高珩、唐夢賚，總覺得少了真誠與中肯，相比後世的魯迅與郭沫若，也不見獨到與深入。

如此簡略，甚至有點敷衍的味道，以心血之作會來的好友，會做此點評？

然而，王漁洋的這首詩從來都是《聊齋》的重量級注腳。直到今天這首詩還是可以做為一份介紹《聊齋》藝術魅力的佐證。之所以是重量級的，不外是這個原因：

以王漁洋在當時社會地位之高，肯為《聊齋》這種出自底層知識分子、內容又十分接地氣的作品做出佳評一二，說什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評價本身就足以成為《聊齋》和蒲松齡的榮光。

歸根到底，還是階層決定了一切。一個出身富貴的高官N代，自然擁有一言千金的話語權，友誼是沒有這個份量的。比如蒲松齡的這些好友：舉人袁藩、東家畢際有父子、富貴閑人朱緗，都曾對蒲松齡寫《聊齋》有過大力支持和真誠幫助，但他們誰也沒有王漁洋的點評詩在《聊齋》的後世流傳中出風頭。

看來，即便有《聊齋》這種奇文為紐帶，衝破階層的友誼在現實中還是不如想像的那麽美好易得。

蒲松齡收到王漁洋的點評後很受震動。他在詩裡寫道“青眼忽逢涕欲來”“一字褒疑華袞賜”，又“此生所恨無知己，縱不成名未足哀”。

蒲松齡熱衷仕途，卻隻當了一輩子窮秀才，“功名”二字成了他的心病。

他又喜歡寫小說，想成為漢代那個窮居著書的作家楊雄，當不了官當個文壇老大也行啊。

他又得先活下去，不得不為一家人的肚皮碌碌終日東奔西忙。

他一邊殷切仰望著月亮，一邊努力去撿地上的六便士，這種姿式他堅持了大半生，其中的矛盾、尬尷、無奈、辛苦與無助，他咀嚼了無數遍。

如今，高官大才一點頭，等於給了蒲松齡一個極大的肯定，如同一直晦暗的世界裡有了一抹燦爛雲霞。他掉眼淚、欣喜若狂其實是長期壓抑的情感宣泄。

蒲秀才想得到的，歸根結底還是一份來自那個社會體制內的認可，而王高官在蒲秀才心裡，是代表社會體制的。蒲秀才身邊的朋友們，無論多要好，也給不了他這樣一份人生大禮。

而蒲秀才可以把王漁洋視為知己，卻可能不是朋友，或許謹慎又清高的他也明白，他是“單相思”。

3

後來，王漁洋繼續升官，成為台閣重臣。蒲松齡繼續科考，繼續教書，並繼續寫《聊齋》。

康熙四十年，蒲松齡把修改後的《聊齋》寄給王漁洋，希望得到指點，更希望王漁洋為《聊齋》寫序。

王漁洋依然讚賞《聊齋》，但對寫序一事，王漁洋是這樣回復的：我以前給人家寫的序都很差勁，所以已經封筆不寫了。所以嘛，能不能為你破例再寫一次，我也說不準……

自黑式拒絕。

王漁洋的考慮很現實，他明白自己文字的份量。台閣重臣，文壇盟主，基本已處在說啥是啥的段位。一個窮老秀才，一部末流閑書，恐怕擔不起那個份量，他王漁洋也確實沒有必要的理由——比如後世附會的“友誼”，去如此自墮身價。

正如著名學者馬瑞芳所言：“王漁洋隻肯做個熱心的讀者，不願意以自己的名望，為一個窮秀才的閑書賺取文壇一席之地。”

恐怕這番拒絕最能說明王大人與蒲秀才之間，並不存在所謂的友誼。他們之間隔了太多迥異的東西：出身、境遇、價值觀、名利觀、處世法……，唯一一點共同之處——《聊齋》，雖然讓他們彼此有過了解、交往，但還是不能彌補那些天生的鴻溝，使他們成為好友。

後世把二人做為“友誼”的雙方，多半是因為《聊齋志異》本身的魅力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之重。一位高官名流，一個鄉野秀才，因為一部當時還不是名著的名著結為知音好友，這是符合人們圓滿心理的美好想象。

試想，如果在蒲松齡身後，《聊齋》並沒有大放光芒，還會有與之相關的人與事流傳嗎？王漁洋這種名人會在“聊齋”圈子裡再出一回名嗎？

當初蒲松齡把王漁洋的簡短評語恭敬地抄錄到《聊齋》手稿裡，而王漁洋並沒有把與蒲松齡的往來信件收錄到自己的信件著作裡。其實王漁洋沒有居高，而蒲松齡姿態夠低。始終不能平視彼此，卻“被好友”了三百年，這對非好友都犯了個共同的錯誤：低估了《聊齋》的文學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