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上海：城市風情依舊，文化何處尋覓？

　十年以前，有一位紐約來的資深文化人，滿懷對上海的各種想像，來這座城市尋找東方的紐約。最後他失望地離開了。上飛機之前，他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麽在中國只有巴黎，而沒有紐約?我理解他的疑惑是：中國有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合二為一的北京，為什麽當今的上海僅僅是一個經濟中心，而不複是曾經的文化大都會?

　　2010年世界博覽會在上海舉行，令世界的目光雲集於黃浦江兩岸。世博會將給這座城市帶來什麽?會帶來文化複興的希望嗎?又是什麽阻礙她至今成不了紐約，也不是法蘭克福?在世博會成功舉辦之際，城市需要反思，我們更需要想一想。

　　計劃經濟留下的文化壟斷

　　上海文化曾經輝煌過，在上一個世紀的上半葉，曾經是蘇伊士運河以東最著名的國際文化大都市，東京、香港都無法與之比肩。民國年間的中國，除了學術中心在北京，報業中心、出版中心、電影中心、演藝中心、娛樂業中心統統扎根於上海，金錢加上文化，造就了半個世紀的海上風華。

　　1949年新中國在北京建都，中央一聲令下，將文化中心從上海平調到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觀察》雜誌紛紛北上，還過去了一大許可證化精英。如今在京城非常活躍的“在京海派”，就是當年奉令進京的上海文化人。儘管如此，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上海文化無論是電影文學還是新聞出版，依然有全國“半壁江山”的美譽。我經常如此向老外這樣描繪中國文化精英的地理分布：一半雲集在北京，其余一半中的一半在上海，剩下的25%分散在廣州、成都、西安、武漢、南京、杭州等二線城市。

　　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上海在經濟上二度崛起，人們對這座城市的文化複興寄予了厚望，畢竟上海有這份傳統和家底。20年快過去了，國際文化大都市沒有見到，倒是民間的“上海文化滑坡”的盛世危言，至今依然余音繞梁，不僅上海與北京的文化距離沒有縮小，二線城市也趕了上來，比如廣州媒體的活躍與發達，已是上海遠遠無法與之攀比。

　　為什麽在上海文化與經濟的發展會有如此的落差?一個城市最重要的財富是她的歷史，最大的包袱也同樣來自傳統。上海自1843年開埠以來，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城市傳統，一個是1949年之前的近代文化傳統，另一個是1949年之後的計劃經濟傳統。近代文化傳統形成於殖民時代，崇尚開放、自由和競爭，與國際規則接軌。上海之所以1992年之後能夠迅速崛起，與這一獨家的文化底色有密切關係。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在計劃經濟時代還形成了另一種傳統：封閉保守、依賴政府、崇尚權威、恐懼競爭、壟斷性經營。這不僅成為這座城市揮之不去的體制慣性，也深刻滲透到人們的心理深層。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文化屬於國家壟斷，雖然近十年的事業部門企業化改革將大批傳媒、出版社、劇團和作家趕向市場，但他們依然像長不大的孩子那樣斷不了奶，習慣於向體制內部尋租，爭取補貼資助或壟斷性特權。上海的大部分文化資源至今依然被事業部門壟斷，文化市場的發育與活躍遠遠比不上北京。文化人普遍地懼怕競爭，循規蹈矩，一種典型的“事業部門人”心態。以電視業為例，過去有上視、東視和衛視三家，形成一定的體制內競爭。後來頻道分工，圈定勢力範圍。出鏡採訪手裡拿的話筒呈菱形三面，每一面都是不同的台標，記者卻是同一個，晚上各新聞台的報導自然變成“同一個上海，同一種聲音”。

　　不僅節目，連人才也有壟斷的傳統。北京、廣州的媒體不拘一格用人才，大量體制外的民營文化公司以各種方式參與節目製作。但上海媒體內部許多重要位置，其人員皆出身於上海本地的“某校某系”，長年累月的近親繁殖，形成了單一、僵化的固定風格。近20年來各地英雄豪傑、名校畢業生湧入上海，佔據了外企和民企的精英層，但在文化事業部門，流行的依然是上海話。愈是接近上層，外地精英愈是鳳毛麟角。

　　“文化在上海”與“上海的文化”

　　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愈來愈呈區域經濟勢頭，但文化發展相反。一切以國家標準為衡量尺度、以獲得國家的某某獎項作為考核部下、衡量政績的終極目標。仿佛文化與競技體育一樣，真的有一個統一的“部頒標準”，可以在國立競技場上分出高下。上海文化之所以喪失了地方自主性和內在尺度，乃在於國家行政意志大規模、直接地參與文化建設、決定文化資源的分配和制定文化競賽規則。

　　希望在於文化體制的改革。一個由國營事業部門壟斷的城市，自然缺乏舒展的文化太空與繁榮的文化市場。當年上海文化獨步天下，乃是因為存在多元化權力太空的租界，有著混亂卻自由的文化市場，因而吸引了大批五湖四海的文化人匯聚上海。如今的上海整齊劃一，管理規範。水至清則無魚，各地文化人紛紛北上，在京城安營扎寨。北京有大批的“北漂族”，全球聞名的798藝術區最初不過是“北漂族”的聚集地。但在上海沒有“海漂族”，不是怕在黃浦江裡淹死，而是怕在上海灘上枯死。俞正聲書記多次感慨為什麽上海留不住馬雲，上海的民企做大做強何其艱難，其實文化問題也是一樣。

　　說“上海文化滑坡”，會讓一些上海人不服氣，他們會拿出一串漂亮的數據和事實證明上海的文化是何等繁榮。的確，如今在上海足不出戶，就可以坐看全球頂級的明星演唱會、百老匯歌劇、冰上芭蕾、F1賽車、大師網球賽、凡爾賽宮名畫。特別是這次世博會，更顯示出上海已經成為萬國來朝的文化大碼頭。上海從來就是一個世界主義都市。只要是好的、有品質的，特別是西洋的、摩登的、時尚的，一律拿來主義，東西通吃。生活在上海是有福的，因為等於生活在世界，一個流動的、櫥窗一般美輪美奐的世界。不過，真正繁榮的與其說是“上海的文化”，倒不如說是“文化在上海”。外來的文化愈是熱鬧，自家的文化就愈是蒼白。

　　上海人的模仿能力強，但原創能力弱，這是一座沒有根的城市，缺乏西安、北京那樣深厚的本土文化之根。沒有根不要緊，一個移民為主體的大都市可以借助外來人的多元文化，創造出雜交的城市文化。紐約是如此，民國時期的上海也是如此。上海文化海納百川，包容萬象，很難用一種確切的概念來定位，她八面來風，中西兼容。上海文化，一字以蔽之，就是一個“海”字。海何其遼闊，何其博大，容納得了百川。百川入海之後，就不成為川，而匯合成一個文化大海。所有的地域文化和外來文明，到了上海之後，最後都一一失去了其本真性，演變為同一個“海派”，所謂海派西餐、海派西裝、海派英文(洋徑浜英文)、海派川菜、海派京戲，等等。

　　今天的北京容納得了異己，各種地方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態的方式獨立生存，相互獨立，又彼此競爭，成就了文化大都市的多元繁華。但上海城市的文化向心力太強，各種亞文化來到上海之後，都被都市性的上海文化改造同化，多元逐漸趨同，逐漸失去了其多元性，呈現出同質性趨向。上海文化的缺點是沒有特點，沒有獨一無二的東西，一切都似曾相識，又有點陌生;但另一方面，沒有特點本身，又是上海的最大特點。上海文化若不深入開放，大力吸引和留住外來文化人，她的“沒有特點的特點”“缺乏多元性格的單一性”將進一步惡化，最終毀了上海文化本身。

　　這幾年的上海“文化危機”，另一種表現是上海話的危機。語言是存在的家，本土文化的生命力存在於地方方言之中。多少年卓有成效的國語推廣，已經使得年輕一代上海人不會說或說不好上海話。與廣州不同的是，上海話如今在公共太空被全面禁止，惟獨保留的是電視台的滬語節目“調解人”，但其庸俗和瑣碎，令稍有品味的家長們不敢讓孩子觀看。國語是一種人造語言，缺乏日常生活的生動表現力，當上海小孩子習慣於使用僵硬的人造語言時，也就創造不出真正具有地方韻味的上海文化，難以與京片子文化、東北話文化、西北風文化和粵語文化相匹敵了!

　　“大上海”與“小市民”

　　朱鎔基當上海市長的時候，給上海人下過一個斷語：“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上海人即使從世界範圍來說，也是一等聰明之人，見世面，會算計，渾身充滿著城市人的機靈勁。

　　上海的最成功之處，在於抓住了時勢。上海人是最懂得時勢的，識時務者為英雄。上海作為一個相對來說缺乏歷史和文化根基的現代都市，其立於不敗之地的法寶便是順應時勢，不斷求變、求新。上海人無論出國，還是到外地，適應環境的能力，永遠是最強的，不會固執於某些理論的教條或傳統的倫理，總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圖發展。生存也好，發展也好，個中的秘訣就是不斷求新，求變，與時俱進。上海人很少戀舊，拘泥於傳統，對新的東西、新的觀念總有躍躍欲試的興趣，總是願意走在時代的前面，喜歡把握潮流、長官時尚。

　　上世紀90年代之後，上海的與時俱進更是發揮到極致，所有的文化、觀念、建築與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進、最時髦的水準接軌。這種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時尚和輝煌，也使得上海文化流質易變，缺乏底蘊;靈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見世面、識大體的聰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種自信、穩重的天氣。

　　我在大學任教近30年，發現新一代上海出生的年輕學生，只有兩種類型：要麽是超一流的，要麽是三流的。前者是少數，他們見多識廣，有寬廣的胸懷，又具有理性與實乾精神，如同姚明、劉翔這幾張城市名片一樣，即使拿到世界上去比，也是超一流的人才。遺憾的是，大多數上海學生自小在父母庇護下長大，生活環境比外地同學優越得多，胸無大志，不思上進，小富即安，只求畢業之後在上海求一個太平穩當的職業，婚房由父母首付，天氣格局小得不能再小。

　　不僅學生如此，學者也是如此。上海學者大部分隻關心眼皮底下、蘇州河邊那點瑣碎小事，課題立項多為地方性主題，觀點面面俱到，四平八穩，政治永遠正確，學術不知所雲。今天的上海人不像他們的前輩，缺乏的是文化冒險精神。上海時尚，但不前衛;上海叛逆，卻不偏激。城市精神中的中庸性格，淘洗了那些偏激的傳統，留下了中間的市民文化和小資文化。市民階級是務實的，因為不偏激，不走極端，那些真正有大才氣、大製作、大瘋狂的傳世之作，很少誕生在上海，上海文化被中庸、被平面化了。在民國時代，上海文化有多元的兩歧性趨向，既有布爾喬亞的中產階級保守傳統，也有波西米亞的左翼激進文化，兩者形成上海歷史傳統中的可貴張力。如今時光歲月磨去了上海人的銳氣，只剩下溫吞吞的中產階級文化。

　　這種中產階級文化是徹底的世俗化和去政治化的，遠離政治的公共領域，緊貼市民的日常生活。在上海，與時尚、休閑、飲食有關的報刊特別繁榮，辦得也特別出挑，雅中有俗，俗中見雅。上海文化的主流是市井中的市民文化和洋房裡的小資文化，這兩種文化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限。

　　余秋雨和周立波是上海文化的典型代表，一個代表小資文化，另一個代表市民文化。上海人的優點和缺點都在他倆身上有所體現。上海文化正出現一種虛飾化與粗俗化的趨勢，余秋雨小資風格的文字，愈來愈缺乏真實和真誠，內中充斥著虛假、做作與拙劣的賣弄，然而在上海，余氏作文竟然成為語文老師傾力推薦、中小學生競相模仿的應試範本。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與他的老師周柏春比較，已經失去了老上海話中那種淡淡的儒雅，而多了一點油滑氣，上海人挾洋自重、自以為是的文化傲慢也在“海派清口”之中暴露無遺。

　　“大上海”，“小市民”。作為中國最大、世界一流的工商業大城市，上海假如不能像紐約那樣同時成為文化大都會，恐怕永遠擺脫不了世人的譏諷。世界博覽會給上海帶來的不僅有好看的西洋鏡，更重要的是多元的異域文化。上海能否抓住這一天賜良機，痛下決心，開始新一輪的文化複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