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鬥二十年，我用全身家當付清了一套小產權房

文／陳湘婷

謝廣聽到小產權房“有望轉正”的消息時，正在篩茶。潮汕人喝功夫茶頗為講究，三個茶杯放在一起，輪流不停地來回斟，避免先濃後淡。他將每杯茶斟到7分滿，遞給朋友，才悠悠的說了一句“不可能”。

“只想有套房子住”

謝廣今年50歲，3年前在南嶺村買了一套130平的小產權房，總價90萬，一次付清。這套房子看起來與周邊的建案毫無差別，價格卻只需周邊房價的三成。當然，它有個“致命”的缺點—— 沒有紅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房屋所有權證）。這意味著，這套房子無法像建案那樣正常買賣，貸款和入戶。可是謝廣不在乎，他只想一家人有個地方住。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謝廣離開潮汕老家來到深圳，和老鄉一起在湖貝村做水產生意。“眼睜睜看著深圳房價一路漲破天。” 他想買房不是一天兩天了，但是深圳的房價從沒給過他咬牙拚一把的機會。

雖然在深圳住了二十多年，但是謝廣覺得沒有房子就沒有根，心裡總歸不踏實。正規建案這輩子都不可能買得起，小產權房有風險，但勝在便宜。謝廣有點心動。

湖貝村大多數都是潮汕人，他們很團結，二十年前一起做生意，二十年後一起買房。“湖貝做小生意、擺路邊攤買菜的人都在南嶺買房，都是平時省吃儉用，跟別人借錢買的，就為了有套房子住。”即使早已聽聞小產權房的種種風險，但抱團行動讓彼此都有了一些勇氣。

被潮汕人看中的南嶺村，位於深圳市龍崗區南灣街道，號稱天下第一村。這個曾因為貧窮被戲稱為“鴨屎圍”的地方，經過改革開放的春風，如今儼然一座繁華的現代城鎮。和印象中低矮密集的農民房不同，南嶺村大多都是幾十層帶電梯的高層建築，從外觀上看與建案無異。

在朋友的介紹下，謝廣選定了一套建築面積132平的三室兩廳，小產權房的面積比較虛，實際面積只有100平左右，不過一家四口也足夠住了。不能貸款，沒有紅本，謝廣走完所有的流程，隻拿到村委開的證明和律師公證書。用全部積蓄換來了這幾張薄薄的“紙”，他的心情有些微妙，但是很快，這種複雜的情緒就被一家人住進新房的喜悅衝淡了。

2017年年末的時候，南嶺村要棚改的消息沸沸揚揚，傳聞說小產權房能拿到1：1的賠償，惹得附近的中介熱鬧了好一陣。看著這些興奮的年輕人，在飽受拆遷爭議的湖貝村住了二十多年的謝廣表現得很淡定。他覺得買小產權房一定要擺正心態，搞清楚自己想要什麽，“為什麽買這些沒證的呢？說白了其實就是沒錢和單純就是想有套房子住罷了。” 在他看來，小產權房除了自己住，別的都是空想，人貪了就會失望。

不用關注深圳房價以後，謝廣覺得生活踏實多了。

“再差也不至於流落街頭”

李龐今年32歲，單身，有房有車。聊過才知道，房是小產權房。

李龐的房子是2002年父母買的，80平米的兩室，在羅湖區的布心山莊，和拆遷的紅線擦肩而過。李龐的父母早年來深圳從事外貿生意，攢了一筆錢，買不起建案，但湊湊小產權房。當時深圳對小產權房的態度還有一些想象的太空，村民們都在熱火朝天的搶建房子，買小產權房的人很多，大家都相信明天會更好。

彼時的羅湖風光無限，“寧要羅湖一張床，不要龍華一套房。”李龐對這句調侃記憶猶新。誰也沒想到短短十餘年，原本荒涼的福田南山崛起無數高樓大廈，一躍將羅湖拍在了沙灘上。

羅湖從中心區變為老城區以後，拆遷聲連綿不絕。十年來，李龐站在7樓的陽台上，看著“拆”字一點點畫到家門口。他的心情，從早期的緊張又期待變成現在的毫無波瀾，甚至有點想笑。

和皇崗村那樣集體管理出租的城中村不同，布心山莊的房子大多選擇出售，不少原村民多年前就已經定居香港或者移民海外。找不到原村民，拆遷工作需要洽談的人數驟增，誰也不知道何時才能開始拆除。而且，即使確認拆除，小產權房的業主能獲得怎樣的賠償都是未知數。面對變幻莫測的未來，李龐選擇聽天由命，“反正再不濟我也有一套房子住。”

十六年來，這套被政府稱為“違法建築”、“歷史遺留問題”的房子給了李龐莫大的安全感。經歷了當兵退伍、父母移居香港，獨自留在深圳的李龐一度很迷茫。可是，只要想到這套屬於自己的房子，他就覺得自己還有勇氣，“赤手空拳”面對新生活。

對於李龐來說，布心山莊的房子不是一份明碼標價的資產，而是父母為子女留下的保護傘，讓獨自在城市生活的孩子能多一份安全感。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住在無法正常入市交易的小產權房裡，李龐對這句話印象深刻並強烈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