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偉：當歷史不知去路，我們要如何面對世界

房偉的《獵舌師》首發《當代》2017年第4期，《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第3期“鋒銳”欄目選載的短篇小說《陽明山》，是房偉“幽靈戰爭”系列小說中的最新一篇。房偉歷時多年完成的這組抗戰題材小說近日結集為《獵舌師》一書出版。

房偉：1976年生於山東。文學博士。著有長篇小說《英雄時代》，學術專著《革命星空下的壞孩子——王小波傳》等。現為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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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創作談

歷史之心與符號的戰爭

文 | 房 偉

短篇小說《陽明山》是我的幽靈戰爭系列第20篇，也是這個系列收官之作。2016年到2017年，我被蘇州大學公派，到東吳大學當訪問學者，當時住在東吳的紫荊公寓。台北冬季潮濕，經常飄一點小雨。我除了在圖書館讀書，在健身房鍛煉，就是在一些大學開講座，參加學術會議，偶爾也出去走走，墾丁、宜蘭、高雄、台南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跡。公寓的客人不多，樓上有日本、意大利的幾個學者，彼此語言不通，只有在廚房和洗衣間，我們才比畫著交流。

剩下的時間，都是孤獨。孤獨有利於讀書思考。紫荊公寓下面是錢穆故居。我每天總要在大師故居旁溜達。東吳大學旁，有一條清澈小河，從陽明山上流下，經過故居。河水有悠閑的遊魚，有又大又白又圓的石頭，常見悠閑的鸕鶿與悠閑的釣魚人，都在小雨中悠閑地等待著什麽。不知不覺，仿佛穿越到歷史時空。錢穆大師是否也曾站在這裡凝視過眼前一幕？想到這裡，便覺得好玩，就寫了這篇戲仿歷史之作。

我們當下的歷史小說，要麽就太拘謹於史實，嚴肅沉悶，要麽就是新歷史主義路數，說是戲仿歷史，肯定是要在歷史人物身上摻雜情欲段子，好像歷史人物沒幾段婚外戀，就不叫歷史人物。其實，放在歷史長河，情欲對於歷史偶然性來說，非常重要，但有時卻又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我們的新歷史小說，大多數掛羊頭賣狗肉，說是“後現代”“新歷史”，其實不過是消費主義惡搞與無節操、無難度的農民趣味。歷史應該與人類心靈有關，更與人類自由有關。每一個歷史人物，都身處人類探索存在的心靈歷程中。思考歷史，就要思考死亡與新生，自由與禁製，人類的道德與情感，人類如何反思自身，又如何明知故犯地，甚至虛偽地走向了“物的牢籠”。

這篇小說，也受到了很多大師的啟發。我想用符號學的方法寫這篇小說，在小說中將戰爭變成符號戰爭。這種“用寫論文的方法寫小說”的做法，非常冒險，起源於我這個不成功學者的“理論惡趣味”，也受到法國著名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家與文化評論家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的影響。也許，當歷史變成一個個符號，我們才能洞見真正大歷史離我們遠去的身影。

有關歷史人物主客問答的場景呈現，則受到漢代辭賦家枚乘的《七發》與意大利伊塔洛·卡爾維諾的《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的啟發。我試圖讓那些大家熟悉的，活在“歷史定論”套子之中的人物，走到文學舞台，展現他們心靈的複雜，與歷史詭異的關係，他們的道德糾結與歷史悲情。無論意識形態紛爭，還是民族悲情，放在一個長時間段的歷史時間考量，則會變成一件件被人遺忘的事，無論當時多麽酷烈悲情，凝聚多少血淚與期冀，多少豪言壯志，依然無法抵擋現代發展的雄心，也依然無法阻止人類滿足自身的貪婪之心。

新世紀已過去十幾年，人類前所未有地加快了發展步伐。機器詩人小冰出版了詩集，從克隆羊多莉到基因嬰兒露露，也不過才十幾年。人類令人咂舌的科技發展，都在不可逆的進步之中，將人類帶入了“超級現代性”不可測量的深淵。這也是一個“去歷史化”與“再歷史化”反覆鬥爭的時代。後現代主義者對歷史肆意解構，還帶有革命的自豪感與解放的勇氣。但很快，他們就在21世紀人類的超級現代發展之中發現，尼采意義的“末人”，福山意義上的“最後的人”，也許不僅是平庸至死，也有可能變成超級人類，從而在僭越之中將人類帶往死亡。

鮑德裡亞與柄谷行人，對於歷史的判斷，都趨向於“反覆”。不同在於，鮑德裡亞認為，人類歷史的反覆，如同死人的指甲，主體死亡之後，指甲還在恐怖與可恥地生長，但最終也是死亡。而柄谷行人的著作《歷史與反覆》認為，幾百年的人類現代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反覆回到起點的無聊與虛無過程。然而，今天人類的發展，已超出學者的判斷。這也是短篇小說《陽明山》關注的歷史象徵隱喻之一，當歷史已變成不可預測，也不知去處之路，我們將要如何面對自己與世界？

創作談轉自《紅豆》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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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獵舌師》推薦語

莫言：房偉的《獵舌師》抗戰系列小說，沒有從慣常的歷史觀念去解讀筆下的歷史人物，而是專心致志地以個人的感悟來塑造文學形象，把歷史和傳奇化作了一組戰爭人物的個體“心靈史”。他寫了很多戰爭中的大人物，也寫了不少小人物。他具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和對戰爭的細膩想象，寫出了生命個體在特殊環境下的尊嚴、倫理與掙扎。

吳義勤：這十八篇構思奇特的戰爭小說，詮釋了中國青年作家在歷史書寫領域的強大想象力與探索精神。該作家更像一個歷史的“獵魂師”：他在歷史殘骸中打撈靈魂碎片，讓那些無主孤魂，漂泊幽靈，在戰爭的硝煙和炮火中，各自展開言說與救贖。

范小青：房偉的小說裡有著房偉的更鮮明更獨特的印記。無限闊展的張力，不加掩隱的野心，超常非凡的想象，都讓我們在讀房偉小說的時候倍感興奮。無論是獨辟蹊徑的題材，還是法無定法的技巧，無論是印在骨子裡的文學品質，還是文字中呈現出的精神高度，都十分的驚豔，突破固有的模式，走自己的一家之路，給人以新鮮經驗、莫名驚喜以及較強的震撼。

文珍：這是神經脆弱的讀者難接受的題材：畫面殘酷，花式死亡層出不窮，充滿戰爭彌漫不去的血腥氣。然而，作者又用不乏柔情的筆告訴我們，任何不正常時代，哪怕雙手鮮血的惡魔，同樣可能是午夜輾轉難眠的肉身凡胎。同樣有所怕，有所愛，是大時代身不由己的卒子。《獵舌師》十數篇小說構成一個複雜有機體，作者有如被敘事之神附體的男巫，攥緊千變萬化的水晶球，令觀者中魔般深陷其中。

《獵舌師》序言

文|王 堯

在關注房偉近幾年的小說創作之前，我對作為青年批評家的房偉印象深刻。房偉對王小波和其他當代作家的研究，充滿真知灼見，是他們這一代批評家中的佼佼者。房偉曾經很長時間在山東的高校任教，引進到蘇州大學後，我們成為一個教研室的同事。我逐漸了解到房偉在做文學批評的同時，一直創作小說、詩歌，十多年前就出版過長篇小說。房偉這幾年寫抗戰歷史題材的小說引發廣泛關注，2017年獲得江蘇紫金山文學獎之優秀短篇小說獎。我的感覺是，“小說家”房偉，大有壓過“批評家”房偉的趨勢。

房偉既批評又創作，是我理想中的現代文人的最佳狀態。我曾經多次談到，我期待自己像現代史上許多文人那樣，在大學裡教書，寫作，寫論文，寫小說，或寫其他。房偉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房偉的寫作狀態遠比我想象的要好，他從容不迫，熱情而不失冷靜。教學、研究的任務已經很重，但還不時發表小說新作。疲憊的我每次見到毫無倦容的房偉，都要感慨他渾身散發的“正能量”。

現在即將付梓的《獵舌師》結集了房偉近幾年來創作的以敘述抗戰歷史為主的中短篇小說。在寫作這些小說之前，房偉做了大量的史料準備，又以批評家的本能選擇了敘述歷史的方法和形式，展開自己關於歷史的想象。這樣一個收集資料、進入歷史情境、再藝術創造的過程，有不少值得我們關注和討論的話題。

抗戰與歷史，都是當下文藝重要的關注熱點，也是創作突破的難點之一。說起“歷史小說”，人們往往首先想到“長篇”歷史小說。通常的印象是，“長篇”的時間跨度、空間容量，及厚重歷史主題，更能表現我們對“史詩性”的想象。這也是中國小說敘事傳統的一個特點。《史記》之所以稱為“無韻之離騷”，就是因為它不僅記錄歷史，而且有著文學化的構思剪裁、布局謀篇，有著文學化的人物塑造與故事編寫。中國文學之中的歷史，偏重其傳奇性與故事性，歷史觀多為循環史觀與帝王史觀。比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這類演義小說。這種“文史不分”的情況，在西方社會也存在，早期西方史學著作充滿文學筆法，比如，希羅多德的《歷史》有豐富的故事細節，愷撒的《高盧戰記》可看為優美的散文隨筆。中世紀史學，表現為上帝意志的“歷史闡釋學”，有神跡等神秘主義東西。這種情況，直到蘭克、吉本、蒙森、卡爾等近代啟蒙史學家出現後，具有科學理性意味的“真實性”，才逐漸成為歷史第一要素，文學的成分、道德評判的成分，才逐漸退出歷史敘述。

這也影響到西方文學對歷史的表現。西方的現代歷史小說，從號稱“歷史小說之父”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一直到狄更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當代的尤瑟納爾、庫切的作品，都充滿了理性精神和哲學意味，在追求歷史真實基礎上，探求人與歷史與社會的複雜關係。西方歷史小說，更關注歷史真實性，更追求歷史理性精神。也就是從一個更高的理性精神層面，來看待歷史軌跡，而不是依靠某種意識形態力量。

比如，尤瑟納爾的《哈德良回憶錄》，以虛構的羅馬皇帝哈德良的回憶錄為線索，不僅為我們展現羅馬時期栩栩如生的生活場景與歷史風貌，而且表現了作家對於生死、歷史與存在等很多嚴肅問題的思考。著名西方歷史學家吉本就說過，歷史是由血與火、人類的罪行與愚蠢組成。這種對歷史“性惡”論的觀點與歷史理性精神，是我們的歷史文學匱乏的。我們的歷史文學，除了傳奇性演義特質之外，底色則有著濃厚虛無天命觀與道德化價值判斷立場。在此之上，則是強烈的意識形態化歷史觀念，歷史成為意識形態圖解工具。

在當代中國，歷史小說多是長篇巨製，追求史詩性。這種史詩性，除了文學的野心，也有意識形態進化論的影響。新時期之後，新歷史小說興起，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對宏大敘事的質疑，但又在遊戲性、戲仿顛覆的敘事方式之下，造成了歷史敘述的貧弱，追求“六經注我”的自我意願，也對歷史理性造成了負面消解。很多小說把歷史解讀為虛無史、欲望史。這樣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失去最初新鮮感之後，就因為歷史理性的匱乏而陷入敘述困境。目前活躍於銀幕的“抗戰神劇”、“歷史神劇”，除了民間的歷史傳奇思維，也要追責到新歷史主義的負面效果。

電影《白鹿原》就將一部探索中國百年歷史的嚴肅小說化為田小娥的“騷情史”，這無疑是發人深省的。新世紀之後，史詩性的長篇歷史小說再次興起，以此表征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但似乎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很多長篇歷史小說，動輒40、50萬字，大多是幾大家族爭鬥，百年巨變滄桑，或王朝爭霸，成就一代明君。這些長篇歷史小說，徒有史詩體量，但並無史詩的精神容量與思想含量。它們既缺乏歷史反思的深刻性，也匱乏歷史理性精神。所謂宏大表象之下，這些作品大多還是較保守的歷史觀和文學觀，有的甚至還在追求所謂“雄主帝王”史觀，實在陳腐不堪。

好的歷史小說，應是文學的感性體驗與想像力，結合歷史真實性與理性訴求的產物。幾個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文學史上的優秀中短篇歷史小說也不少，比如，詩人馮至的《伍子胥》、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等，新時期以來抗戰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就有尤鳳偉的《生命通道》、周梅森的《大捷》、阿成的《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等名作，但中短篇歷史小說，尤其是短篇歷史小說，難度卻並不小。如果一味追求靈巧，就會成為不成體系的零散片段；如果隻注重史詩性，則會讓作品變得沉悶不堪，喪失鮮活的個人體驗與強烈的故事代入感。

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進入一個感性歷史情境邏輯，將讀者帶入到獨特的歷史氛圍，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現寬廣的歷史視域與歷史反思，這的確不容易。同時，注重歷史精神，也不能放棄歷史小說的娛樂性，如何將歷史故事講述得動人心魄，在傳遞歷史真實信息的同時，給人以智慧啟發與故事性愉悅，也是房偉的這組歷史小說努力的方向。這些小說非常注重逼真的歷史現場感的還原，細節描寫的鏡頭畫面感很強。

房偉的這組歷史小說，大部分是短篇，最長的2萬多字，但寫法結構還是短篇的規模與氣質。他的做法是當一個“蜘蛛人”，結成“歷史之網”，利用特色各異的短篇小說集合體，造成一種長篇小說效應，但又能保存每個短篇的獨立藝術和思想價值，從而捕獲那個飄蕩的“歷史蝴蝶”的精魂。每一篇都試圖找到一個新的表現視角，呈現出新藝術手法，頗具匠心。有的小說頗具懸疑偵探氛圍；有的靈動自如，寫世情寫人物；有的利用美食、驚悚等類型文學手法；有的借助《聊齋》手段，以狐鬼寫人性；有的則更像歷史隨筆散文，淡化情節，探討哲理；甚至有的小說，還借助符號學理論，以理論入小說，追求理論與文學文本的融合。

短篇小說素有“社會生活的橫截面”之說，更擅長通過細節勾勒，片段呈現與留白藝術，表現個人化敘事與日常書寫，即便寫歷史，由於篇幅限制與題材拘囿，往往也是草蛇灰線，點線結合，“留白”大於具體“歷史寫實”。這樣的寫法，固然靈動，富於象徵隱喻性，但又讓人感覺不夠厚重。房偉的這個系列抗戰小說，可看做是歷史短篇小說的“組合拳”，將短篇小說善於寫“點”的特長髮揮出來，以點帶點，以點而細織而成“網面”，以具體歷史場景“橫截面”，造成對抗戰歷史“全景式”重新理解。雖然這些小說篇幅都不大，但從敘述空間講，涉及日本北海道、屋久島，越南的河內，中國的則有南京、北京、上海、蘇州、揚州、濟南、沂蒙山、微山湖根據地、山東莒縣、香港、台灣等。

在敘述時間上，房偉小說有抗戰各個時期的展現，早至1928年的濟南五三慘案（作為1931年“九一八”抗戰的前奏），晚至日本戰敗投降的故事，同時，也涉及當下現實時空對抗戰的理解。從人物來講，它包括了很多不同層面的人物，中國方面既有汪精衛、蔣介石這樣的歷史大人物，也有軍隊高層軍官，如起義將領，叛逃的師參謀長，潛伏的日偽官員，日軍方面則涉及副領事、師團長、大佐等高級軍政人員。但這些小說更多刻畫了很多非常有特點的小人物，比如，軍統底層人員，投毒殺敵的中國廚師，八路軍戰士，根據地民兵連長，自發抗戰的普通村民，內心痛苦的漢奸，自殺的日軍中尉，偽軍小軍官，日本軍醫，日軍逃兵等。作家試圖進入這些不同歷史人物的複雜心靈，不是簡單“道德判斷”和“意識形態規訓”，也不誇大“歷史的同情”，給予他們過多歷史特權，而是將他們放置在具體歷史情境之中，以嚴肅的歷史理性精神，考察他們和大歷史之間“晦暗難明”的關係。

這些歷史小說，就是大大小小的“歷史心靈”編織出來的歷史，效果在於跳出國仇家恨的道德敘事局限，從歷史精神高度審視這段民族國家的歷史。比如，小說《手肴》再現了南京屠城的慘劇。被日軍強暴的女學生和當漢奸的表哥，形成了緊張對峙關係。小說從女學生的視角，再現了表哥令人難以理解的生存意志。小說沒有美化表哥的軟弱妥協，圓滑世故，也沒有遮蔽他殘存的善良與保存同胞的善舉。醜陋的戰爭將美麗的女學生化成斬斷敵人手掌做燉菜的女殺手。人性是複雜的，面對屠殺，女學生和表哥都做出了不同人生選擇。小說將道德審判和人性審判的雙重權力，都交給了讀者。小說對於江南地區面對日軍侵襲的反映，令我們想起加拿大抗戰史專家卜正民。他的著作《秩序的淪陷》就從很多史實細節為我們勾勒了眾多歷史小人物。無論抗日誌士，漢奸，還是所謂“合作者”（cooperator），考察那段血與火的歷史，既要堅持人性的寬容視野，又要予以冷峻的歷史批判。

我注意到，這組小說還注重歷史與現在的“互文性”關係。《指南》《鬼子妮》《還鄉》《五三》《白光》等小說，都從歷史與當下的聯繫性入手寫作。《指南》以電腦遊戲虛擬抗戰景觀，反思當下現實青年的心靈迷茫；《還鄉》以女記者對抗戰期間發生的懸案的訪查為線索，再現了歷史的多維度可能性；《鬼子妮》虛寫日軍逃兵在中國的生活，實寫“文革”對人性的摧殘；《白光》以抗戰軍隊的鬼魂再現，寫出了日常生活的沉悶無聊；《五三》以失業在家的老記者，查訪爺爺對歷史大事件的參與入手，寫出了人生對意義尋找的重要性。小說《五三》，寫到了一隻飄飛於歷史迷霧的蝴蝶。這組小說也出現了很多有關“霧”的描述。比如，《還鄉》中的霧氣繚繞的神秘大山，《殺胡》中的山瘴彌漫的小村，《肅魂》裡埋藏無數屍骨的元湖上空的水霧。這霧氣是歷史迷霧，有無限的神秘氣息，既充滿魅力，又有幾分猙獰，它隱藏著無數血淚，無數愛恨情仇，也隱藏著無數可能性，偶然性，人性隱秘的掙扎與晦澀哲思。“蝴蝶”就是穿越歷史迷霧的心靈力量。

盧卡奇談到小說與史詩的複雜關係時認為，史詩和小說這兩種客體形式，並不是按照創作態度，而是按照它們在創作時發現的歷史哲學事實區分開來的。小說的時代，生活的“外延整體”不再顯而易見，感性的生活“內在性”已經變成了難題，但這個時代仍然有對於“總體”的信仰。這種“總體性”，是作家面對個人化的生存現實，面對人與自然分離的人造世界，所執著進行第一種整體建構性的“賦形”努力。伴隨著中國全面的現代轉型，中國歷史小說必須反思其“史詩性”品質，是用一種意識形態正確的話語給予規訓，還是從個人化的視角，理性地看待中國的民族國家發育過程的種種光怪陸離與酷烈創痛，並尋找出一種總體性的心靈主體狀態，也許是擺在很多中國小說家面前的迫切任務。

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房偉的小說創作懷有更高的期待。

本期微信編輯：古肩|圖片來自網絡

文本載自《中華文學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