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欣：私有的美聯儲如何保護民營經濟？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魏欣

　　與其他國家的央行相比，美聯儲在防範金融風險的同時，盡可能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

　　近期，由於美國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引發了川普總統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之間關於加息節奏的巨大爭議。根據部分媒體的報導，川普總統甚至谘詢律師，威脅要開除美聯儲主席。這也吸引了很多投資者關於其所有權的關注。美聯儲到底是美國政府的延伸還是傳說中私有的中央銀行？如果是私有的，它又到底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呢？

　　事實上，按照定義美聯儲既擁有私營的公司——12家區域性美聯儲銀行，也擁有公共的部門——美聯儲理事會和公開市場委員會；既承擔了民營經濟互相幫扶的任務，也承擔了聯邦政府金融監管的職責。由於治國理念的不同，美聯儲的組織結構也與其他大多數國家的中央銀行存在顯著區別。或許這是為什麽美聯儲從命名上就沒有使用“中央銀行”、“美國銀行”或者類似單詞。

　　從股本結構上來看，所有的美聯儲下屬的區域性美聯儲銀行確屬私營性質，但是股東幾乎沒有什麽權力。他們的股東就是轄區內受其監管的成員商業銀行。但1913年的《美聯儲法案》特別規定，美聯儲銀行的股東並不能控制美聯儲銀行，不具備人事任免權，也不能夠交易或者抵押其持有的股份。甚至作為股東，成員銀行還不能全額獲得美聯儲銀行的盈利，具備非營利機構的性質。股東僅僅能夠根據其持有股份，獲得每年固定6%的股息。美聯儲盈利的超出部分將會直接劃轉給美國財政部，進入國庫。比如2015年，美聯儲總共盈利1002億美元。其中977億美元上交國庫，而股東隻獲得了區區25億美元。所以聯儲銀行的股東其實並沒有享受到一般公司股東權力，他們充其量也就是個債權持有人。

　　這12家區域性聯儲銀行的私營性質導致了它們在操作上其實是行業互助協會，在本區域中自律監管民營銀行，避免公權力的介入對市場出清造成干擾，甚至形成壟斷性的市場力量。這些聯儲銀行的董事由國會批準，平時也配合美聯儲理事會制定全國性貨幣政策，行使一部分公共事務的職能，也接受華盛頓的監管。當轄區內的商業銀行出現危機（比如擠兌）的時候，區域聯儲銀行使用從股東銀行那裡籌集到的資本金或者組織轄區銀行對問題銀行進行定點救助。這樣穩定了市場，防止危機了的蔓延，同時始終保證了市場主導救助行動。比如在1998年的俄羅斯債務危機中，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使用了250倍杠杆撬動了接近1.25兆美元從事套利交易。當時如果放任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倒閉，將導致參與交易的數家大型投行陷入連環倒閉潮。在隨後的救市行動中，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理事會並沒有介入。而是由紐約聯儲銀行組織16家銀行注入36.25億美元，並共同接管了該公司。其中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公司根據自身情況拒絕了紐約聯儲的邀請。2000年初，14家救助銀行決定有序清算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並歸還了所有的資金。

　　從職能上來看，美聯儲理事會也具備一般央行所應具備的功能，擁有類似政府部門的公有屬性。根據《美聯儲法案》，其主要職能包括通過指定貨幣政策來擴張就業和打擊通脹。其後在歷次金融危機中，國會又不斷賦予和加強了美聯儲的各項監管權力。1933年在大蕭條之後，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簽署了著名的《銀行業法案》。該法案建立了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便於更加精確的調控貨幣政策。它同時擴大了美聯儲對銀行業的監管權限，防範了金融投機行為的再次蔓延。

　　但是與其他國家的央行相比，美聯儲在防範金融風險的同時，盡可能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一旦度過危機，國會常常會根據實際情況取消美聯儲的部分權力，恢復市場的正常競爭功能。因為從短期來看，過度監管可以迅速穩定市場，而從長期來看，過度監管會扭曲和分割市場，降低社會效率，鼓勵套利交易。比如：1956年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的《銀行控股公司法案》去掉了對控股公司跨州經營銀行業務的限制；1980年卡特總統簽署的《存款機構去監管和貨幣控制法案》去掉了對銀行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1999年克林頓總統簽署的《金融現代化法案》去掉了對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混業經營的限制。

　　那麽為什麽美國國會要設立這樣一個半私營半官方的中央銀行呢？這就要回到美國的國父們對治國理念的認識。從歐洲逃出來的清教徒和新移民們始終保持了對公權力的高度警惕和對市場力量的敬畏。選民普遍反對設立一個歐洲式的強大中央銀行，更願意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這導致美國建立後的20多年裡沒有央行，民營銀行擠兌和倒閉的危機時常發生。政府和私營業主都很難獲得信貸資源。

　　直到1790年，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提議建議美國第一銀行。按照當時的設想，央行被設立為公私合營。美國政府雖然是央行的第一大股東，但是被立法禁止干涉經營管理。他仍然招致了以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為首的激烈反對。批評者認為，央行的存在顯著增強了大企業主獲取信貸資源的能力。在社會資源總量不變的情況下，這會對南方農場主、小企業主形成擠出效應，加劇了優勝劣汰和貧富差距。當時的銀行業者甚至還認為，龐大央行的出現會破壞銀行業的競爭生態，搶了民營銀行的生意。

　　雖然漢密爾頓贏得了內閣會議的辯論，主導了美國第一銀行的建立，但是這些意見導致了20年後它的關閉和其後美國第二銀行的關閉。美國在形成統一、穩定的金融市場和保護市場健康的競爭生態之間來回搖擺，始終拒絕任何形式政府擴權的傾向。甚至在美國第二銀行關閉之後，美國再次度過了80年沒有央行的歷史。在又經歷了數次嚴重的經濟危機之後，美國才在1913年建立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美聯儲系統。這個一半私營一半官方的機構很好的維護了一個強大統一，但又不失市場活力的金融系統。近期，我們甚至還看到了新興的Robinhood網絡銀行破天荒的為客戶提供3%利率的活期美元存款账戶。

　　對中央銀行的批評聲音在200多年之後的今天依然存在。次貸危機之後，為了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管、防止華爾街投行“大而不倒”，奧巴馬總統於2010年簽署了《多德佛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授權美聯儲對商業銀行進行名為“綜合資本分析和評估（CCAR）”的壓力測試。這項法案在其後的實施中招致了廣泛的批評。因為過於複雜的壓力測試流程為銀行帶來了沉重的監管成本，導致區域性中小型銀行根本無力承擔，不得不出售給大型銀行。結果本來旨在破除“大而不倒”的法案反而加劇了“大而不倒”的進一步更新，行業集中度不降反升。這種情況最後在川普政府的建議下得到改變，美聯儲對中小銀行採用了更為簡便的監管策略，降低了他們的成本。這更好的保護了民營經濟、健康的競爭環境和消費者的多樣選擇權。

　　1790年漢密爾頓在給華盛頓總統的報告中寫道：“國家銀行存在的目的是為政府和私人提供信貸支持。前者提供了國家保護權力和利益的力量；後者為個人之間的商業活動提供便利和延伸”。這很好的詮釋了國父們對美國中央銀行的理解。漢密爾頓的故事也被編排成了百老匯音樂劇，被紐約人民不斷傳唱。

　　(本文作者介紹：專欄作家，曾在美國供職於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