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未來中國經濟的重心在哪裡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李迅雷

　　中國經濟已經從高增長步入到結構調整階段，資金流、人口流、貨物流和信息流通過市場的力量會不斷集聚到某些區域，從而讓這些區域成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那麽，未來中國經濟的重心會落在哪些區域上呢？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區域經濟的分化也愈加明顯。近日，全國31個省份均公布了2018年各自的GDP總量及增速，引發大家對區域經濟發展前景的熱議。筆者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從高增長步入到結構調整階段，資金流、人口流、貨物流和信息流通過市場的力量會不斷集聚到某些區域，從而讓這些區域成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那麽，未來中國經濟的重心會落在哪些區域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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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三個階段

　　從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看，實際上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提出沿海地區優先發展戰略，如深圳、廈門、珠海、汕頭四個沿海城市建特區，沿海16個城市被設為開放城市，90年代初又設立浦東新區等；第二階段則偏重於區域間經濟均衡發展戰略，如1999年提出並實施西部大開發、2003年開始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戰略、2006年國務院又推出了“中部崛起”的發展規劃。

　　第三階段更趨向於區域一體化下的協同發展戰略，即發展區域更加集聚，以點帶線、以線帶面、對外異塵餘生。如2014年提出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戰略；2016年發布《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發揮上海、武漢、重慶的核心作用，打造長江經濟帶的三大增長極等；去年及今年年初，又進一步明確了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第三階段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實際上更像是發展經濟學中的“發展極”或“增長極”理論的實踐。所謂“發展極”，是關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格局的一種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強調區域規劃，合理安排資源的優先次序，即集中資源先發展擁有主導部門和創新行業的某些地區，以帶動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因此，發展極理論屬於區域經濟理論，但它與區域均衡發展理論的差異之處在於，前者更強調優先發展戰略，後者屬於均衡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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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投入產出比看區域經濟發展的效益

　　從全球看，均衡發展戰略鮮有成功案例，如從歷史上看，蘇聯、日本、埃及、法國等很多國家都試圖推行區域間均衡發展戰略，向落後或人口稀少的地區加大投資力度或移民，但結果都無功而返。如今，世界一半的GDP是由佔世界土地面積1.5%的地方創造出來的，同時，這1.5%經濟板塊上卻居住著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

　　從我國區域經濟第二階段的發展戰略看，儘管成效顯著，但也存在投資效率不高的問題。如從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在全國的佔比，已經從17.72%提高到2014年的24.57%；中部從19.83%提高到2014年的25.54%；東部地區則從2001年的53.9%降至2014年的40.81%。儘管中西部的投入比重不斷上升，但產出（GDP）比重並沒有明顯提高，如東部地區的投資佔比在不斷下降，但GDP的佔比卻基本維持穩定，從2000~2015年，東部地區的GDP佔比僅從53.44%降至51.52%，而西部地區只上升1個百分點，中部上升不到一個百分點，東北則不升反降。

　　2015年以後，隨著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分化和集聚現象越發顯著，東部地區出現了投入和產出佔比雙雙上升的勢頭，如2017年東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在全國的比重提高到了42.4%，同時GDP的佔比也上升到52.6%；東北的投資和GDP份額則不斷下降；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份額較2014年上升2%，但GDP份額隻提高0.2%；中部地區2017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佔比較2014年上升0.5個百分點，但GDP佔比為21.7%，比2014年回落0.1%。

　　因此，從改革開放40年的區域經濟發展規劃看，優先發展戰略顯然要比均衡發展戰略的效率更高，結果更理想。因此，當前我國正在實施的無論是長三角經濟一體化或京津冀協同發展，還是長江經濟帶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實際上就是希望在區域內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或產出率。

　　我國東部面積只有國土面積的20%，卻創造了全國52%的GDP，因此，規模經濟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據世界銀行的案例歸納研究得出的結論，經濟密度增加一倍，生產率提高6%，而與中心城市的距離擴大一倍，利潤就下降6%。因此，大城市的集聚效應是最明顯的，如紐約的GDP超過美國所有的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相比之下，我國東部地區的集聚度雖然在過去40年中上升了9個百分點，但仍嫌不足，經濟密度依然不夠高，未來仍有集聚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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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經濟重心在東部

　　從經濟規模來看，目前長三角地區GDP總量最大。

　　綜合各地統計數據，2018年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的GDP總量超過21兆元，佔全國經濟總量的23%。而京津冀地區經濟規模是最小的，2018年GDP總量約為8.5兆元，粵港澳的GDP總量為12兆元左右，也不過是長三角經濟總量的一半。

　　一個區域的經濟能否發展起來，取決於多重因素，其中最基本的要素，即所謂的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和技術。但實際上自然資源稟賦是最難改變的。或許有人會提到以色列——自然條件很差卻發展很成功，但這屬於極少數的成功案例，小概率事件一般很難複製。

　　人類歷史演繹至今，你會發現，人類改變自然的能力還是非常有限的。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早就提出過劃分中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愛輝—騰衝一線，這條被稱為“胡煥庸線”的人口地理分界線。線東南方36%國土居住著96%人口，即便到了21世紀的今天，這一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仍未被打破。

　　因此，地理格局決定了經濟的區位優勢和劣勢。從歷史看，自南宋以來，中國經濟及文化重心就落到了南方，尤其是江浙最為發達。上世紀30年代開始，上海就為遠東金融第一中心，金融體量遠超東京和香港。80年代隨著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深圳走上了出口導向型經濟之路，上海經濟增速被深圳所超越。但隨著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減少，深圳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遭到了挑戰，上海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從90年代不足深圳的一半，到超過深圳，說明上海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步伐還是比較快的。

　　回顧改革開放40周年來的沿海城市發展軌跡，發現在同樣政策支持下，有些城市發展加快了，有些城市則落後了，如1985年之前最先開放的16個沿海城市，我認為成敗參半，即8個城市成功晉級，另外8個城市競爭力在下降。可見，在優先發展戰略下，肯定出現城市發展快慢的排序，此消彼長。

　　最成功的區域經濟發展案例，當數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了。深圳2018年出口額就要佔到全國的十分之一；2018年浦東新區的GDP過兆元，超越不少省份的GDP，而且，無論是深圳還是浦東，目前也處在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階段，如浦東將打造最強光、中國芯、創新藥、藍天夢、智能造、未來車、數據港七大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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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區位優勢更明顯

　　比較京津冀、長三角與珠三角三大經濟區域的特點，發現有幾個方面的差異：第一，京津冀的發展水準落差最大，北京作為發展極的“虹吸效應”非常明顯，但“異塵餘生效應”欠佳，2018年天津GDP增速只有3.6%，河北經濟體量排名第九。長三角的江蘇、浙江GDP總量排名分別為全國第二和第四，與上海的產業聯動性相對較好，這是因為上海的製造業比北京發達。珠三角的經濟增速依然較快，且新舊動能轉換情況不錯，問題在於經濟發展不夠均衡，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的經濟比較發達，但其他城市相對落後。

　　第二，從人口流動情況看，2017年京津冀地區人口淨流出（剔除自然增長人口後，下同），長三角和珠三角人口均淨流入，說明長三角與珠三角的集聚效應還是比較明顯。但廣東下轄的各個城市中，除了深圳、廣州等大城市外，大部分中小城市的人口處於淨流出狀態，進一步印證了珠三角經濟的分化現象。

　　第三，從經濟運行質量看，財政收入佔GDP比重這一指標頗具代表性，即2018年，上海佔22%，名列全國第一，北京佔19%名列第二，廣東第7，只有12%，其中深圳為15%，可見，以財政收入為考量的上海，經濟增長質量名列全國第一。

　　此外，還可以從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來衡量產出效率，這也可以體現投資質量。通過比較2013~2017年國內幾大中心城市的固定資產佔GDP比重發現，排序為深圳、上海、北京、杭州、天津和重慶，即深圳和上海的產出效益分別為第一、第二，重慶最差，天津次之。產出效益差的城市，未來經濟增速一定會大幅下滑，因為高投資不可持續。上海的排名儘管為第二，但過去5年呈現產出率上升勢頭，說明效益在提升，而深圳正好相反。

　　最後，從三大經濟體的戰略地位看，京津冀的協同發展戰略，主要想通過紓解北京的人口和非首都功能，如設立雄安新區和把市政府遷到通州。而現實問題是，北京的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達到80%，而服務業的產業鏈通常不如製造業長，故異塵餘生力度有限，雖然可以起到紓解北京城市壓力的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實際上就是在珠三角發展的基礎上，加強與香港、澳門的互聯互通，有利於提升該區域的國際化程度，促進珠三角的金融開放。目前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是國內所有城市中最高的，如果金融業規模也能做大，其綜合競爭力將進一步提高。

　　相比之下，上海的戰略地位與其他兩個區域相比更為重要。首先，上海是長三角一體化的核心城市；其次，上海又是長江經濟帶上的核心城市，其發展極的異塵餘生功能可以得到充分發揮。我們從國家賦予的上海戰略定位上也可以略見一斑：國際金融、經濟、貿易和航運中心，全球科創中心。

　　上海預期是2020年實現金融、經濟、貿易和航運四大國際中心的目標。據商務部統計，儘管自2015年以來上海實際吸收外資呈現出見頂跡象，外商投資項目簽訂合約項目也出現單邊回落。但2018年，上海實際吸收外資出現了回升，合約項目數量大幅上升，較上年增長了42%，為歷史高點。

　　世界銀行集團發布了《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中國營商環境排名從上期第78位躍升至第46位，首次進入前50。其中，上海作為樣本城市，權重高達55%，對排名提升的貢獻巨大，也有利於國際經濟中心地位的進一步鞏固。

　　上海除了各項經濟指標在全國大城市中依然保持領先地位外，全球科創中心建設也將成為它未來經濟的一大亮點。上海2018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佔全市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47.5件，技術合約成交額增長50.2%，說明上海在科創中心建設上也充滿潛力。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宣布設立上交所科創板，並試行注冊製，實際上是把科技創新和資本市場改革這兩大任務賦予了上海。此舉將有利於上海集聚科創資源和力量，進一步加強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聯動發展。借助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功能，向全國乃至全球的科技企業提供服務平台。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仍在東部，經濟體量大、集聚和異塵餘生力強的當數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作為貫通東部、中部和西部的經濟區域，有利於中國的東部經濟與中西部經濟協同發展。上海作為長三角的核心城市和長江經濟帶的龍頭城市，實屬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本文作者介紹：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