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纂《漢語大詞典》的那些日子、那些人

最近聽說《漢語大詞典》第二版即將編纂，預計2020年出新版。這部巨型詞典第一版於1993年全部出齊，共計十三卷（其中一卷索引），五千萬字，三十多萬個詞條。全國語文工作者一千餘名專家參與。問世後，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反響（曾獲第一屆全國圖書金獎），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手工搜集資料、手工抄寫卡片、手工撰寫並用傳統方法排字印刷的大型詞典。編纂同仁中的佼佼者，後來也都成為語文學術上事業有成的學者。

當年編纂處聚集了一大許可證字、訓詁、音韻專家和富於學習研究精神的青年學子，而在編完這部詞典後，他們也隨著詞典的出版而成才。國學，嚴格說來是一種治學方法，研究者以訓詁考據作為手段，閱讀、整理、考釋中國古代文化原典，即所謂“考鏡源流、辨章詞義”之學。當年的《漢語大詞典》，就是這種學問的結晶。

我與《漢語大詞典》結緣

我是一個偶然的機緣於1979年底被作為語文人才引進漢語大詞典編纂處工作的。當年編纂《漢語大詞典》《英漢大詞典》等一批大型辭書的源起，有這麽一個傳說：“文革”中掃蕩“四舊”，將線裝書、舊書、舊字畫等掃地出門，考據訓詁賴以存在的經史子集當然也都是屬於禁止閱讀的行列，社會上讀的都是四卷毛選和語錄。當時中國出使歐洲的使節，在與當地國交往時，均會獲贈當地國編纂的百科全書，就連只有北京面積275分之一的小國聖馬力諾，也贈給駐外大使一套他們自己編纂的、裝幀精美的百科全書，而我國各駐外使節回贈規格相當的禮物，卻只有一本小小的《新華字典》。相形之下，我們這個大國太有失顏面。1975年“全國辭書編寫出版規劃會議”在廣州召開，會上決定出版一批大型辭書，其中之一就是《漢語大詞典》。這讓《漢大》的編纂從一開始就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項目，由時任總理的周恩來在病床上批準。此後組織華東六省市學者們開始從一萬多種古今圖書報刊中收詞製卡，積累資料卡片達八百多萬張。編輯部則設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內，由束紉秋、鄭拾風、孫厚璞等擔任負責人，在一批專家的指導下，不斷摸索編寫的規則和方式。

1979年，詞典開始進入編纂樣稿階段，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掛牌，位於陝西南路25弄8號。編纂這一部歷史性的大詞典，需要一大批具有古代漢語造詣的專業人才。當年的編纂處並無專才，於是提出了向社會招聘的計劃。聘請漢語專家擬定試題，來者需經過考試，不問出身。此消息一出，一批有真才實學的但卻無大學文憑的人考進了編纂處。當時的社會風氣真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報考的人中有煤球店的會計、藥房的營業員、工廠燒鍋爐的工人甚至待業知識青年（當然也有文革前的大學生，但這批人卻毋庸報考）。這些苦讀多年的白衣人士，文革十年，是知識無用和荒廢的十年，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則是靜心讀書、研究寫作乃至淘書、藏書的十年。上述的佼佼者皆為一時之選，均獲得錄用。我當時就戲稱他們為“社會賢達”，果然，經過數十年的磨練，其中不少人成為學術界某一方面的重鎮。

記得我們剛進漢大時，編纂處負責人孫厚璞——一位雄心勃勃、將《漢語大詞典》視為畢生事業的長官，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漢語大詞典編纂處不光要編出世界第一流的大詞典，還要出一批漢語研究的人才，出一套完整的漢語史資料，更要形成一套詞典理論，成為漢語大詞典派。”多少人為此而受到鼓舞。我們真的把“漢語大詞典派”視為人生目標。

虞萬裡是其中代表

說到《漢語大詞典》出的人才，必須要談到今天的上海交大歷史學教授虞萬裡。當年我們倆同在第二編輯室。最近我收到他的經學匯集《榆枋齋學林》煌煌兩大巨冊，收進他在經學方面的重要考證和著述。他是漢語大詞典編纂處這一群人苦讀鑽研的代表。這位靠自學成名的學者，當時（1980年）考進來的時候還是二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是一家工廠的鍋爐工人，業餘時間閱讀古籍，愛好古代經典到了如癡如醉的境地。為了看懂《康熙字典》上的一個音韻圖表，他反覆鑽研上古音和中古音，從此走上經學研究的路線。記憶力驚人的虞萬裡，在音韻方面著力甚多，以此為契機，在經學、小學各方面孜孜矻矻。他的另一部專著《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將他的小學基本功融會貫通在整理釋讀竹簡書中，正繼承了發端於漢代興旺在清代的樸學傳統，上承近代的王國維、陳寅恪、章太炎、黃季剛。編纂《漢語大詞典》，就是這種國學精神的延續。

虞萬裡

順便說一下，當年的編纂處共有兩個編輯室，第一編輯室以王濤、金文明等為首，第二編輯室傅元凱為首，麾下不少都是“社會賢達”，如虞萬裡、陸錫興、徐文堪、李明權、李瑞良等人。我與萬裡同處一個編輯室三年多，了解到他很早就開始聲韻之學、《黃庭經》、馬一浮等的研究，幾乎沒有一點點時間閑聊。我是1983年離開的，此後他在經學、訓詁學、音韻學、簡牘學方面全面出擊，取得很高成就。國學考據派中，家法、師承一向是非常看重的，從漢代到清代的乾嘉學派，乃至近代的章黃學派，均以師說為旨歸。而虞萬裡自學成才，無所依傍，隻將浩瀚的古代文獻作為研究對象，並以其積累的訓詁、文字、音韻功力，逢山開路，在經學、避諱學、簡牘學、道家經典等等領域的考據中頻出精研之作。自清乾嘉以來，考據頻頻以小學為旨歸，在考據中求得滿足，到了為考據而考據，此蓋考據之末路。建國之後，即以乾嘉末流為批評之的，全部封殺這門學科，故國學界罕有人提及。有評論謂虞萬裡繼承浙東之學“立心在史學經世”，萬裡未必在研究之初欲振浙東之學，但是他的國學研究確實出於一種濟世之用。記得當年辦公室五六張桌子，每人看稿，他最安靜，時而發聲時只聽到他說考證《黃庭經》年代的心得，或考證音韻訓詁之所見，每有一字新意，便會跟我們分享。而後來研究避諱學、姓名學等，無一不欲解決歷史遺留之問題。回憶當年的學術經歷時，他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一直置《清經解》於案頭，對清儒‘實事求是’精神可謂頂禮膜拜，三十年後，敬仰之情未嘗稍退，認識則漸趨理性冷靜。人在實事求是主觀意識驅使下推理、求證，常態下固可接近客觀事實，但卻並非是一種必然。一旦意氣遮蔽心智，便會執指為月，以非為是，主觀意識雖循邏輯而演進，結論卻已南轅北轍。因此，對於後者，我取丁晏《尚書余論》指實王肅偽造《古文尚書傳》一事，梳理其歷史，凸顯一樁在實事求是歷史環境下因意氣遮蔽心智而南轅北轍的事例，引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古文尚書》公案，怎樣抱著謹慎態度審視、接受乾嘉學術成就（我是乾嘉學者的忠實追隨者，絶無以點帶面否定乾嘉學術成就之意），怎樣坦然面對反面證據，怎樣冷靜視聽現代學術中的吠影吠聲，怎樣破除現實門戶和思想門戶之陋見，怎樣在無法解釋和難以解釋的複雜問題面前保持沉默等種種思考。漢大工作的三四年中，奠定了我學術研究的基本思路。”（見《榆枋齋學林·序》）

一批人才的出現

通觀這支編輯隊伍，不僅虞萬裡兄輝煌如此，其他人在各自領域也為翹楚，徐文堪兄的古代中亞文明及西域交通史研究，在學界可為老師也。又以陸錫興的文字學及器物學、徐時儀的中古漢語詞義考證、唐讓之聲韻之學、李明權的佛學、李瑞良的書學、金文明的校勘考訂之學、錢玉林的博學、李鴻福的審音之學等等，在當今社會均堪稱一方重鎮。此也為當年孫厚璞先生希望的漢語大詞典學派之餘續吧。說是余續，因為有各種原因使這些人才未能跟大詞典相伴始終，結成學派。當時基本上有兩大部分人才組成，一部分是文革之前的文科大學生，在中學當語文老師，通過不同管道進入編纂處。另一部分是前述的“社會賢達”。前者有大學學歷，很快得到重用，後來陸續評上編輯或編審職稱。後者都是十年寒窗苦學苦讀的布衣才子，將古代漢語、古代文學或古文字的研究作為自己一輩子的追求，這些人大多具有某方面的才能，很早就開始在全國性的學術雜誌上發表論文。不過由於環境使然，在編纂處評職稱時，他們卻受到某種程度的不公平待遇。

以今觀之，漢語大詞典編纂處就像是一個加油站。對於希望在人生的經歷中鼓足勁長途跋涉的人來說，在這裡加滿了油，增添了駛向理想的動力和實力。而對於另外一部分想要享受或博取虛名的人來說，在這裡加滿了油，無非是為了開開車看風景，慢悠悠地享受生活，最後成為人生的看客而已。

最近，已經從上海圖書館負責人任上退休的孫厚璞寫了一系列文章，回憶《漢語大詞典》當年從發起到搜集資料以及成書的過程，令我想起當年編纂詞典的甘苦。我倒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參與回憶這段歷史，畢竟這是中國當代最大的一部漢語詞典，其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不可低估，同時對於這部詞典所推動的國學人才的培養的意義更是功莫大焉。也要指出的是，當年的編纂處，也有著各種不同的矛盾交集和人事問題，尤其是“社會賢達”。今天回想起來，這個群體當年處境尷尬。但是事實勝於雄辯，上述人才在當今語文學界和辭書學界的影響力，正證明了“社會賢達”的功力，而這樣一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年代，在當今一切均重視學歷和濫發碩士博士文憑的今天，已不可同日而語。以今思之，也恍如隔世。

我去國久矣，每次回國都要和這些同仁們聚聚，無非是聊聊舊時工作的喜與樂。我與之共事時間尚短，但同事之情誼猶存。上次回到上海，我有了一個想法，何不讓各位同仁將這些往事寫出來，作為一段學術史上的佳話。一到上海我就跟萬裡、明權談及此意，他們均表讚同。而孫厚璞早有此意。隨後我輾轉在國內開會，會間接到簡訊，邀約中的重量級人物唐讓之突然因病去世。驚訝莫名之下而恍然，我們這一輩的人已經開始向晚年過渡了。在追悼會上，見到了已屆耄耋之年的金文明和孫厚璞，相談之下，痛感物是人非，同事中去世、生病、記憶衰退者不在少數，要想把這段珍貴的生涯留下一點痕跡，時間不是很多了。於是商定每人動筆將當年的漢語大詞典編纂往事記錄下來，為我們這個時代增添一點有價值的史料。故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