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立柏 傳播古典語言的使徒

雷立柏在中國人民大學 圖 / 本刊記者 梁辰

“人類文明源頭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們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裡思維，失去原本的內動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這個人們陌生的領域”

雷立柏（Leopold Leeb）奧地利人。1995年來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哲學博士，2004年以來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在人大、北師大和後浪出版公司對社會教授拉丁語、古希臘語、古希伯來語，並開設中世紀文學史課程。著有《張衡、科學與宗教》、《古希臘羅馬與基督宗教》以及上述西方古典語言和漢語對照詞典、辭書約50本（少數已寫成、還未出版）。2017年出版散文集《我的靈都》。

Parvulos sinite et eos prohibere nolite（不要禁止孩子）

Ad me venite, Jesus dixit ad discipulos（到我這裡來，耶穌對門徒說……）

兩個月以前，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的學生楊喻琦在B站上看到法國音樂劇《搖滾紅與黑》。節奏強勁的電子音樂一響，舞台上的於連泰然自若地對著將信將疑的貴族們唱起拉丁語的聖經，楊喻琦一下有些麻酥酥的。“那是用一種前所未聞的語言演唱出來的奇特感。”9月一開學，楊喻琦便報名了雷立柏老師的拉丁語課。

9月26日晚上6點，人大三教3406教室。楊喻琦正坐在我的前面三排右側，再往前兩排，便是講台上那位戴著耳麥、頂著微微啤酒肚、手裡拿著白色保溫杯的文學院教授、奧地利人雷立柏：語速中等偏快，和眉毛同時上揚的，還有一股帶著些微異國腔的國語。白熾燈光照射下，隆起的頭頂和光潔的前額越發顯得光亮。他的微笑讓人放鬆，但上課可不輕鬆。

“講完名詞，我們來看看形容詞和分詞的變格。拉丁語很重女輕男是吧，所有重要的概念都是陰性……”

2017年9月26日晚，人大雷立柏的辦公室內，幾名古希臘語愛好者和他一起閱讀、討論《神譜》。左一著白T恤者為Danny 圖 / 本刊記者 鄧鬱

從2004年開始在人大和校外教授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古希伯來語以來，雷立柏有數千個小時都在講授這樣的古典語言基礎語法。他把這三門語言戲稱為他的“三個代表”：古希臘語及其背後文化代表哲學、歷史學、文學等輝煌瑰麗的人文科學，拉丁語及其承載的羅馬文化代表法律意識、嚴謹思維和包容的胸懷，希伯來語和猶太傳統則貢獻了一神論以及他們獨特的律法和歷史觀。

在北京居住了22年的雷立柏當自己為世界公民。從搖滾劇裡產生好奇而來的求學者或許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但若能通過古典語言這門工具，從世界的源頭去理解文明的本質，何樂而不為？

上課那天夜裡，雷立柏一如往常穿著自己印製的標誌性黑T恤衫：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希伯來語、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前5個字母之下，最後一排用中文寫著“精神使人活”。

看到雷立柏，會忽然想起明代以來西方學人與國人的互動。他自己就延伸了利瑪竇等人的傳統，也讓我們看到了今天文化進化裡重要的內驅力。他的一些思考，和晚清、民國的學人很像，獨立的精神彌漫在字裡行間。人類文明源頭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們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裡思維，失去原本的內動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這個人們陌生的領域。

——人大文學院長孫鬱

人大的伯利恆

◇◆◇

從3406教室出來，雷立柏行色匆匆，三步並作兩步。

“您去哪兒？”

“接下來有個讀書會，讀古希臘語的《神譜》。你要去嗎？”他邊走邊說。

我跟著他來到斜對面人文學院辦公樓的211室。沒成想發現了一個安寧如伯利恆（據聖經記載為耶穌降生地）的奇妙新世界。一間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除了書架、書櫃、書桌，別無他物。書架對面桌子上立著一個小尺寸的白板，雷立柏每每講到要解釋處便直接把手抬過去書寫。

坐在雷立柏身邊的熊啾啾，北師大學生，剛剛來三次。張潔，研究生在讀。田老師，幾人當中年紀最大，語言功底也最深厚，和他旁邊的IT人Danny常常就語法問題“舌戰”。

當晚讀書會的文本是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的經典著作《神譜》，厚厚的《古希臘語漢語詞典》是最主要的工具書。然而，古希臘語語法繁複、詞語變化靈活，即便手頭有詞典，看到一個詞很可能也難以獲知原型。

2017年9月26日晚，人大文學院雷立柏的辦公室，四名古希臘語愛好者和他一起閱讀、討論古希臘語的《神譜》。這既非必修也非選修課，純屬一種共同興趣。但閱讀者來之前都要做扎實的功課並在讀書會上發言。古希臘語語法繁複，幾乎每個單詞的原型都需要辨認（有詞典在手也不一定能查到），在句子當中的功能也頗費思量，使得這種閱讀更像是一種曲徑通幽的解析。

做課前預習時，Danny會在列印的紙上畫無數的橫格。“第一行原文，第二行是詞的原型，第三行是語法形式，第四行是句意，第五行是備注。”薄薄不過百頁的《神譜》，閱讀筆記做五六本很正常。“需要看每個詞的詞尾變化推斷出它的語法功能，再想辦法梳理成一個完整的句子。”難怪知乎上的自學者王樂天感慨，整個過程有種做數學題的感覺，在其他語言學習中是很難體驗到的。

獨自做“數學題”也許像黑暗裡的摸索，來讀書會參加小組討論，往往能讓人茅塞頓開。

當天的內容涉及福柏孕育生下赫卡忒，宙斯如何對待。不過二三十行內容，五個人逐字逐句解析、交流花了一個半小時。“主格、屬格、與格、賓格、呼格，直陳式、虛擬式、主動態、被動態……”旁人如聽天書，他們樂此不疲。

為了參加讀書會，在南五環外上班的Danny，每周二下午6點下班後，一共要輾轉29站地鐵，趕到西北三四環間的人大。讀《荷馬史詩》，Danny發揮自己的搜索優勢，下載過牛津校勘本的原文，從Goodreads上發現新的英譯本，然後在Amazon.com上買電子版。

每天去公司13層上班，別人坐電梯，Danny卻要走著上去——無他，可以背經典。他張口便用古希臘語來了一句《伊利亞特》的開篇：

??νιν ?ειδε θε? Πηλη??δεω ?χιλ?ο?（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憤怒！）

他說第一次讀到古希臘語的《荷馬史詩》，自己激動得有點發抖。“雷老師給我們安排讀《伊利亞特》的第二十三卷和第六卷，還有《奧德賽》的第十一卷，我想他是很有深意的。赫克托爾和妻子告別，這樣一個英雄知道他出去必死，還是選擇義無反顧地出城，後面就是他戰死的場景。”Danny有點羞赧地說，自己可能比較敏感，會設身處地地想象書中人的處境。“這樣的作品可以說是用生命寫出來的。如果不投入情感的話，理解不了。”

“讀譯本，不會有同樣的感動嗎？”

“讀翻譯時，總還是隔了一層。”Danny回答。“古希臘語、拉丁語有些詞本身包含的意義很豐富，原作者使用時有雙重甚至多重含義在其中，但不管羅念生還是王煥生，他翻譯的時候只能選擇一個中文詞。這裡頭對於理解和判斷是有損傷的。”

立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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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讀經典，在文學和審美的收獲之外，雷立柏更對詞源津津樂道。“學生可能很早很早之前就知道了這些詞，然後你突然知道它的來源在哪裡，覺得特別有意義。”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舉例：

伊斯坦布爾附近有一個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很奇怪的名字，但如果你知道希臘語裡，bos是牛，porus是一個渡口、一條路，所以這個單詞本來的意思就是“牛津”，哈，世界上至少是有兩個“牛津”的。比如famous，有名的，還有一個詞fate，命運。這兩個詞有什麽關係呢？fa在拉丁語裡是說話的意思，famous意味著很多人來說你，你就很有名。Fate是神的話，也就是預言，即是人的命運。還有小孩子infant，in是否定的，不說話的那就是小孩，fa和ph有關係，pro是提前，prophet是提前說的話，就是預言家。一個詞根可以記住很多有共同詞源的單詞，所以詞源學是有很大樂趣的。

梁啟超在百餘年前便說過：“先習拉丁然後及其他，則事半功倍，而學益有根底焉。”

16歲的天津高中生焦浩洋是讀書會最年輕的常客，剛剛學習兩年便能啃下一些初級經典。為了來參加周五的閱讀討論，過去一年裡他每每坐著高鐵趕來人大雷立柏的辦公室。但提到外人對這些付出的怎舌，他和Danny一樣不以為然。

辦公室書架上擺著雷立柏這二十多年在北京完成的部分著作。他不打算結婚也不想要孩子，他總是說“書就是我的孩子” 圖 / 本刊記者 鄧鬱

“以前見到英語的單詞，沒有能力分析。學了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很多英語詞根是從這兩個語言來的，就有能力去分析歐洲的語言。比如生病時看到很多藥、人體器官，英文詞很拗口。大腦與延髓之間的連接處叫pons（腦橋），學了拉丁語便知道，這個詞本來就是橋的意思。”

採訪前兩天，他也充當了一回老師。當課堂上講到意大利等國嘉年華（carnival）的由來，老師囫圇兩下便過去了，同學也沒人多問。“就像我以前一樣，沒有好奇。”

焦浩洋不幹了，“不能保持沉默，要給大家打開一扇窗戶。”

他上台給同學們講了一下詞根。原來carnival來源於拉丁語，最初的含義就是“告別肉食”。源自耶穌在復活節前40天中的荒野禁食，為了紀念和懺悔，這40天中，人們不能食肉、娛樂，生活肅穆沉悶。演變到後來，在齋期開始前的一周或半周內，人們會專門舉行宴會、舞會、遊行，縱情歡樂。

“看到同學們聽的時候眼神裡放著光，他們是很有興趣的。”焦浩洋感到了播種式的欣喜。

最近一次見雷立柏，是幾周前去北外圖書館聽他關於中世紀教育的講座。那天騎著小黃車到圖書館門口，我下意識地把鎖一拉，將車停在一邊。

“不要停這邊，那邊是停車的地方。”正站在門口等人的雷立柏指指我身後。

我頓生慚愧，依言而行。

要知道，“亂停車”可是課堂上雷立柏最愛講的一個例子。

路過人大附中的大門口，經常有人在人行道上停（汽）車，有的還為自己行動方便而留下一點兒太空，使人行道只剩下半米或更小的太空，行人必須繞過去。為什麽那些司機能夠如此肆意侵犯別人的權利？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問題在哪裡。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兒難理解。它是一個拉丁語單詞，被稱為ius，意思是“合法的權利”。在西方法學上，這個詞非常重要。如果不做關於“合法權利”的反省，北京交通的“霸道行為”永遠無法解決。

雷立柏認為，拉丁語是所有古代語言當中最現代化的語言。在拉丁語裡面有“投票權、競選、共和國、委員會”這樣的單詞。他因此得出結論，現代（中國）社會追求的核心價值觀跟拉丁語的關係比較近，而跟古漢語的關係很遠。

這固然是一家之言，但在研讀過羅馬法和中世紀歷史的大學講師、雷立柏的學生、摯友孫懷亮看來，這並不偏頗。“羅馬人嘗試了我們迄今為止（除總統製外）所有的制度。但我們今天對羅馬法的理解，和日益崛起的經濟地位不相配。如果不了解帝製是終身製，我們就不太理解美國的聯邦黨人防範什麽。也不了解蘇聯長官幹部的終身製內在的制度機理，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羅馬人對此考慮得很精深了。”

追根溯源，會帶出西方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與後來的沿革。新星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劉麗華跟雷立柏學習三門語言近10年，漸漸學會了“雷式思考和聯想”。

有一個詞virtus，它在拉丁語裡面第一個意思是“力量、能力、才能”，第二個意思是“德行”，意義是重合的。因為在古希臘古羅馬，人們認為精英是力量與德行合一，社會應該交由這樣的人主導。但後來這個詞就慢慢分化，只有“德行”。今天我們不管你身體好不好，有沒有財富，是不是天才，你只要有德行，大家就基本認為你是一個好人，但是在古代不是。古代對人的要求是特別完美的。從這個詞的變化，就可以看得出來政治學的變化，以及人們道德觀念的變化。我覺得這個特別有意思。

帶著古典語言的基礎，劉麗華再看日本戲劇巨匠鈴木忠志導演的《特洛伊女人》和《酒神狄俄尼索斯》，讀俄羅斯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的名作《大師與瑪格麗特》，便越來越看出門道。“這本書講的是蘇聯的東西，實際上他講的也是信仰、寬恕、宗教的問題，他也是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相似的魔幻現實主義，但是你再讀一遍就不一樣了。你就知道為什麽那個人腦袋掉了，撒旦怎麽怎麽樣。你的知識立體之後，這個人就豐滿了甚至是完滿了。成為一個立體的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值得追求的境界。”

啄木鳥的催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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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如同劉麗華們的不斷求索和驗證裡，雷立柏立下並實現了兒時的志願。

本名Leopold Leeb的雷立柏生在奧地利的小山村。父親是建築工人，沒上過大學，卻懂得很多中世紀歷史。上世紀70年代末，並不富裕的父親花重金買了厚重的20卷百科全書，每一卷厚達七八百頁。所有人把書攤開擺在地上，一頁頁、一卷卷翻開，成了全家一樁很大的歡喜。“紙張很光滑，色彩鮮豔，有不同的字體，印刷也很清晰，這樣的書很讓人喜歡看。”

三年級放假時，小Leo在筆電上寫了一個10頁左右的故事。上課時老師讓他讀，他因此覺得自己很會寫“故事”，立下長大要寫書的巨集願。後來父母去非洲當志願者，他一度想過要和他們一樣。但在台灣輔仁學習漢語的經歷，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剛剛學半年，他便自己買了《論語》《中庸》，跑到樹底下去背誦。一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過目，他發現每一個字都能明白，“比柏拉圖都容易多了。”成就感滿滿，也對中國的古典哲學產生濃厚興趣。

1996年春，他在北大哲學系師從湯一介。“湯先生對我說他的長期目標，就是讓西方走向中國，讓中國走向西方。這也是我的願望。”

1999年6月雷立柏與博士導師湯一介先生合影

經過中國社科院宗教所卓新平和人大文學院楊慧林兩位師長的舉薦、提攜，他從一個寂寂無名的外國學生、訪問學者，終於拿到了人民大學的古典語言教職。

2005年，他申請開古希伯來語課，頭兩周來聽課的學生只有五個，教務處通知還不夠格開課。“能來的這些學生可是真正要聽課的。”怎麽辦？當時的雷立柏連獨立的辦公室都沒有。只能把學生都叫到人大林園自己的單身宿舍裡，大家就坐在他客廳的桌子和床邊，擺幾張凳子椅子上了兩年。

他常把在人大、北師大和校外講課比作“小學老師的基礎教學”，而無償的讀書會交流，更有點“精英”層面的共鳴。是做大眾普及，還是專注於精英培養，有時他會有點矛盾，在沒有答案之前，還是兩者並舉吧。他這一乾，便是十多年。

學校分給他林園的這套房子，似乎還保留著15年前的模樣，從外到裡沒有任何現代裝飾，他住得很滿足。稍微熟悉雷立柏的人都知道他的嚴格作息：早晨6點起床，喝杯咖啡，做精神體操——用希臘語或希伯來語讀《聖經》；七八點開始工作；中午自己做飯（多半是炒胡蘿卜或者番茄雞蛋），打個盹兒。下午兩點半繼續工作，6點開始上晚課、讀書會。10點必安然入睡。

他說人大校園裡有一隻啄木鳥。儘管很少看到它，但經常聽到它的聲音。“一聽到它‘篤篤篤’的啄木聲，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工作。它提醒我：不要偷懶！”

他不用微信，和學生講課、同行交流之外互動極少。與他見面七八次，採訪問答之外絕不多寒暄。“吃飯、睡覺、看電視這些都浪費時間”——他給自己安排的寫書、編詞典任務已經排到了至少三五年後，乃至漫漫的後半生。

孤獨，自然有。可是他時常以西塞羅、哲羅姆這些先賢為目標。“越身處孤獨，越沉浸於經典和你的工作，也越不孤獨。”

靈都之愛與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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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結婚、不生子的雷立柏，在北京一住22年。今年，他出版了自傳體的散文集《我的靈都》，寫盡了一個奧地利人對這座城市的赤誠。

1995年參加漢語水準考試時需要填寫“民族”一項，他在這一項填寫的是“匈奴族”：“從血統來說，我是半個中國人。”

在他眼裡，北京是一個“學城”和“文都”，但“學”和“文”都是為了建立友好關係，為了“輔仁”。他給北京起的新名便是：“橋都”。

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要問：這個房子是誰建的，歷史有多長?《論語》裡有一句話“子入太廟，每事問”，他說他和孔夫子一樣：“每事問”。

他曾經從通州騎自行車去盤山爬山，盤山下來就是河北薊縣。看薊縣市中心的獨樂寺，他感慨：好一處遼代老建築！下面一句緊接著——北京市裡這樣的老房子還有幾處？！

“我知道沒有第二個外國人把北京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寄托，我在感情上跟北京有很多關聯，這些關聯是別人可能產生不了或者表達不了的。”這些關聯，來自於對他友好的capital（首都）居民——他說這是這座城市最大的capital（資產）！也來自於那些充滿歷史感的墓園、石刻、碑文，和一個個充滿人道關懷，卻幾乎被我們遺忘的名字。

“我覺得我的一個任務就是幫助中國人回憶、想起來這些人，他們的文化貢獻，作為一個文化的橋梁是抹殺不掉的。”

例如第一個留學海外的中國人鄭瑪諾。旅途的困難、西方世界的分裂、外國語言的多樣性、中國傳教士在華所受的限制、中國教會的需要、疾病的可怕以及當時醫學的落後，都沒有影響到他遠赴重洋傳播經學。雷立柏忍不住問，北京什麽時候會建立一座鄭瑪諾紀念碑或一個早期留學生博物館呢？

好在，他在車公莊和五塔寺耶穌會士墓群尋得了些許安慰。前者讓他見到了利瑪竇等人的安葬之所，也發現了鄭瑪諾的墓碑拓片和照片。後者則收藏有白晉等數十位在雍正、康熙年間傳播過各種自然和人文科學知識的西方人（含華人）墓碑。

位於北京市委黨校內的利瑪竇墓，雷立柏說這裡能讓他感覺到北京是自己的故鄉

法國人白晉曾教過康熙皇帝數學，進行過漢學研究，前後在中國生活了43年。他是最早將拉丁語和漢語做比較和意義聯想的西方人。三百多年後，雷立柏也出版了一本名為《拉丁語橋》的小書。其中舉出了很多這樣的“橋梁”：比如“手”在拉丁語和漢語都有控制、掌握的意思：“你完全在我的手裡。”

他因此將自己喚作白晉的門徒：“我也在現代漢語和西方語言之間不斷尋找著共同點和橋梁，讓更多中國人對西方語言產生興趣，同時讓更多西方人對漢語產生興趣！但願我們的‘搭橋工程’能夠結出豐碩的果實!”

生長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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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社科院讀中古史的研究生時，孫懷亮便對當時的訪問學者雷立柏提出，“能不能教我們拉丁語？實在找不到人教。”那成了雷立柏教書生涯的開端。也是卓新平、孫懷亮等人建議雷立柏，多做一些中國學者不願或者無力做的工作——例如編撰詞典。

“中國大學教授的考評體系裡，教課、編詞典和職稱沒太大關係。國內學者，如果不是國家項目，個人幾乎沒有編寫辭書的。又費力，又不能帶來直接價值。”孫懷亮指出。

雷立柏卻甘之若飴。他平生最佩服那些能編寫詞典和百科全書的人，“因為他們是知識的傳播者，而不是自己空想或感受的傳播者。一百年前中國很缺乏高級的雙語詞典，而在今天，中國仍舊很缺乏好的詞典。”

他以司徒雷登為榜樣，這位教育學家在古典語言上的成就在他看來被大大忽視。“司徒雷登在20世紀初便編譯了一部《新約希臘語語法教程》和一部《希漢英新約詞典》，在他以後大概沒有人再編過一個三語希臘語詞典。約摸100年後（2015年9月）,我自己的小《希漢英詞匯表》在北京出版。天上的雷登叔叔，你會不會因此感到欣慰呢?”雷立柏向自己的偶像、戲稱為“親戚”的司徒雷登發問。

兩年前，他編寫的《拉英漢詞典》終於完成，校對工作至今還未結束。這三種語言都不是雷立柏的母語，所以他參考了吳瑞金、謝大任的拉漢詞典和十多部拉英、拉德詞典。編寫這部200萬字、1000頁上下的中型詞典成為雷立柏這輩子目前最大的翻譯項目。儘管如此，他說這已經是極力壓縮篇幅、減少例句後的結果：只為方便讀者使用和攜帶。

雷立柏在演示“雷體字”，他自創的漢字造字法：左半邊保留漢字的偏旁，右半邊標注拚音與音調，目的是“方便外國人學習漢字”。他的這個建議影響不大，他也不以為意 圖 / 本刊記者 梁辰

如今，清華、北大、北外、人大這些高校，在哲學、古典學等學科之外，法學等學科也開始注意到拉丁語的重要。

“但並不是每學年都有合適的外國老師，常常是待個一年半載便換人。找中國老師？原則上沒有什麽困難。問題在於，教授不願意教。他們認為教語言語法too simple（太小兒科），找個博士便能去教下。老實說我也是。偶爾去教教學生要麽是怕自己忘了，要麽是想再有提升。但這事本身沒有專業含量。你便知道雷立柏內心多強大。”孫懷亮說。

“對語言興趣並不大、職業當中也用不上的人，會說，學這些‘死了’的語言究竟意義何在？”我問孫懷亮。這種爭議，在學界和民間至今都存在著。

“是的。這些古典語言到今天最主要就是閱讀典籍，不再適用於交流。從實用角度，可以說學了有個屁用？”（笑）緊接著，他正色起來，“但在這樣一個全球化時代，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也好，雅典、羅馬、麥加也好，都是我們的精神家園。我們是要回身去學習我們人類以往璀璨的東西。”在孫懷亮看來，這麽多年中國的外語教學，越來越傾向於所謂“快樂法、激情法”，仰視卻沒有了。“這些不是主乾。缺乏對於古典文明的敬畏。而在雷立柏的事業裡，你能看到一種生命的進展感。”

這幾年，雷立柏每周在人大、北師大上課，有時也會為人大附中的學生講課，按每所大學每個學期100人學計算，兩所學校才200人，一年400人，10年4000人。他始終覺得少了一點，“你看學英語的人有那麽多啊。”

2012年，雷立柏萌生過一個想法：創辦一所小型的語言學校，專門教授那三門古典語言。出書尚且不易，更何況辦學校？他因此更敬佩《大公報》和輔仁社（輔仁大學前身）的創辦者英斂之。

沒想到，給他出版辭書的民營出版公司後浪很積極，老闆吳興元說願意提供教室。他從此每周六上午在後浪南鑼鼓巷辦公區域提供的教室上課。“雖然不是我的語言學校，但還是部分實現了我的夢想——最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學習古典語言。”他因此覺得，事不易，知音和貴人卻總能遇見，也是福祉。

學習外語是學習平等的一種方法，就是能夠更好，更平等地與世界上的人溝通。

我們喜歡自己的傳統，好，但是更平等對待周圍的人，包括周圍民族，比如菲律賓人、印度人、日本人，有沒有這個情懷？現在的中國人就像一棵樹，中國人的意識是很穩定的，而且在不斷、快速地生長。原來沒有人對非洲，對歐洲中世紀歷史感興趣，現在很多中國人都對這些感興趣。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會越來越全面、深入、有感情且客觀的。但是也需要更多的老師、書、旅遊。也需要更多辨別：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被忽略了，是不是應該被忽略。

和雷立柏有過一面之緣的中國近代史寫作者沈迦，在加拿大定居多年。雷立柏譯介過的韓寧鎬，沈迦研究過的蘇慧廉，都身處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初的中國亂世。在沈迦看來，今天的中國雖處在國際地位上升的繁華盛世，卻有著“人心如兵荒馬亂”的現實一面。“整個世界都在世俗化，西方校園裡的學者也很難見到純粹如雷立柏者。90年代初，他在中國經歷的歲月到現在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他自己沒有變。”

（參考資料：《我的靈都》，感謝所有受訪者以及新星出版社的大力幫助。實習記者張宇欣、郭雪岩、付端凌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35期

原標題《雷立柏 搭橋者、古典學教師與愛上北京的奧地利人》

文 / 本刊記者 鄧鬱 實習記者 劉芮 發自北京

影片 / 鄧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