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古代文論語境中，「以意逆志」以正確詮釋作者創作意圖為目標。為有效落實該法，古人在詮釋對象、詮釋者兩方面預設了諸多條件。但無論哪種都難以保證其普遍有效，也常令詮釋者在思維方式上陷入獨斷，從而低估多元詮釋的可行性與合理性。「以意逆志」與「見仁見智」存在實質差別。該說的實際意義主要是，在客觀上為文本詮釋提供有價值的角度與觀點，推動古人對文學詮釋倫理、詮釋法則的探索，激活詮釋者之生命體驗與價值訴求。
關 鍵 詞：以意逆志/條件/限度/意義
基金項目：2013年度中國人民大學「明德青年學者計劃」項目《中國古代文論基本觀念研究——以其內在問題及當代意義為中心》(13XNJ038)。
作者簡介：徐楠，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徐楠(1978- )，男，黑龍江哈爾濱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論、中國古代詩歌研究。
在當代文學研究視域中，孟子解讀《詩經》時提出的「以意逆志」，屬於「創作意圖詮釋」，被視為古人最基本的文學批評方法之一。除研究此法的內涵、思想基礎、流變過程、當代意義外，學術界亦對其限度存在關注。從董洪利《孟子研究》、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及尚永亮、王蕾《論以意逆志的內涵、價值及其對接受主體的遮蔽》等代表性成果可見，時賢已能從詮釋學及文學批評常識出發，就「以意逆志」是否可能、「以意逆志」對文本意義及接受者的遮蔽等話題，展開予人啟發的探討。而在筆者看來，相關考察似還有推進的必要。若想對此類問題產生更為細緻的認識，仍需進一步深入歷史語境，直面古人自身理路，逐一檢驗「以意逆志」信奉者為落實該法而預設的諸種條件，思考它們何以產生、有效程度如何。這既有益於我們通過剖析古人的運思方式、價值訴求，來理解「以意逆志」限度之具體表現、產生根源等問題，亦有助於我們判斷該法之於古人的實際意義。
在中國古代文論史中，「以意逆志」的意涵是經歷代申說而日益豐富的。不過，該方法的提出者孟子，畢竟為後世的發揮奠定了基礎。而後人有關該方法成立條件的預設方式，也多可溯源至孟子。因此，相關分析仍須從孟子開始。
我們知道，「以意逆志」說產生的原始語境，是孟子通過與鹹丘蒙辨析舜的事跡，揭示君臣、父子關係應遵守之準則。在結束了「舜之不臣堯」的話題後，鹹丘蒙繼續提問：「《詩》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曰：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1](P638)。
解釋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這段名言時，研究者的興趣大多在於辨析「意」到底指說《詩》者之意還是文本之意，以及「文」、「辭」二概念的具體所指。不過，如果避開這類思路的干擾，便可發現，這段話其實還潛藏著三方面重要資訊。其一，孟子將「志具有真實性、唯一性」當成了無須分辨的常識。在這個申說倫理原則的語境裡，《詩》之「志」，亦即詩人的創作意圖，乃是證明孟子觀點的關鍵論據。既然如此，它必然被孟子視作可準確指明的真相，而不會只是一種見仁見智、「無達詁」的推測。其二，孟子同樣信賴「志必由文顯」。具體而言，他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只是反對迂執地將文本的字面含義等同於志而已。這種觀點與《孟子·盡心》中的「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1](P1010)具有相似內蘊：它們都承認文辭表象與真實意圖可以存在差別，但絕不是要否定文本傳達真實意圖的有效性。其三，孟子認為，詮釋者能夠通過對文、辭的合理解讀，穿透字面含義，揭示詩中之志。也就是說，他覺得詮釋者完全可以具備正確解讀文本的能力。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即便志確在《詩》中，也是斷無被揭示之機會的。
接下來的兩個問題是：對這《詩》中的志，孟子是否有性質上的規定?既然詮釋者必能逆志，那麼，孟子是否對其實現逆志的條件有所反省?先看前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古代文論中的「志」概念，在廣義上可泛指人心中所有之思想、情感、意念，在狹義上則專指思想、情感、意念中理性的(尤其是政教層面的)內容。在《盡心》中，孟子曾將「志」明確界定為「仁義而已矣」[1](P926)。而通觀《孟子》涉及《詩》的三十餘例可知，無論解說還是引用，孟子都無一例外地將《詩》當作仁義之辭看待。而且除了對《齊風·南山》中「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句是否具備普遍法則意義略存異議外，他一直將《詩》視為修身、立言的根本依據。顯而易見，在《孟子》的語境中，《詩》中之「志」，不可能泛指人間各類情感意念，而是被預設了純正無邪、足為讀者楷式的特徵。這一情況，周光慶、張伯偉等均曾涉及，故筆者僅補充證據，不作過多展開。
再看後一個問題。從論說的原始語境可知，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直接動因，是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理解為詩人緣事而發的怨憤之辭，反對將其判為真理性陳述。為了增加這一論斷的說服力，他還進而指出：「《雲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從這兩例來看，孟子似乎懂得，對於「逆志」來說，能否理解文學表現手法的特點應是前提之一。可耐人尋味的是，他並未沿此路徑自覺提出「關注文本藝術特性」一類要求，在其解《詩》的其他案例中，也鮮有從該角度分析文本的自覺傾向。除開這一點，今人亦已發現，孟子在與公孫醜論《小弁》、《凱風》的創作意圖時，曾應用過論「尚友」時提出的「知人論世」法。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結合《詩》之歷史語境來「逆志」的手段，在《孟子》中也屬吉光片羽，它同樣很難說是得到了孟子自覺反省的。
那麼，為了逆志的有效實現，孟子是否在詮釋者這一方面規定了更具普遍意義的條件呢?其實只要回到上述諸例的原始語境，就不難發現，無論是關注表現手法還是運用知人論世，它們都存在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服務於孟子自身的政教、倫理觀念。孟子之所以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視為怨憤之詞，更深層的原因恐怕在於，如果不這樣詮釋，他堅持的「父父子子」倫理原則，便很難得到來自經典的支持。這樣的話，他也就無法有效解答鹹丘蒙提出的「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這個疑問。與此相似，孟子用知人論世法解讀《小弁》、《凱風》，不僅是要逆志，更是為了以此論證他「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1](P820)這一觀念。而通觀孟子用《詩》的各種實踐，這種以言說自身政教倫理觀念為準則的詮釋特徵，確乎是他一以貫之奉行的正道。正如羅根澤所說：「孟子雖然能提出以意逆志的好方法，但以自己是講道德、說仁義的哲學家，而不是文學家，由是其意是道德仁義之意。」[2](P39)明乎此便可知曉，孟子說《詩》引《詩》，為何時而能正確指出文本表現手法之奧妙，時而卻脫離文本語境，或將《大雅·既醉》中的「既飽以德」誤讀為「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1](P797)，或決絕地以「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1](P926)揭示《魏風·伐檀》中「不素餐兮」的含義，甚至在引用《大雅·公劉》、《大雅·綿》時產生諸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1](P139)這類匪夷所思的「亂斷」。原因無他，恰恰在於：這位大儒根本沒有從語言藝術角度獨立分析文本的自覺。也就是說，在他的邏輯中，說《詩》者應該具備的普遍有效之「逆志」條件，並不是有關語言藝術特徵、規律的理解力，也不是搜求史料證據、以史證詩，而是正確的政教、倫理觀念及由此產生的判斷力。關於此點，他那著名的「知言養氣」說，為我們提供了重要旁證。眾所周知，孟子「浩然之氣」的產生根源，乃是達到至高水準的道德理性修養、覺悟。而是否具備這種修養、覺悟，正被他看作能否「知言」的關鍵條件。不難推知，對於孟子而言，具備這一條件，不僅能洞悉「詖辭」、「淫辭」、「邪辭」、「遁辭」，也必然能正確地理解經典背後的意義。對此，張九成在《孟子傳》中曾有所揭示：
父不得而子，蒙乃引《詩》普天率土之意以問，亦可謂難答矣。然天下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幽明一理也，豈有作《詩》者使父不得以盛德之士為子乎?孟子乃解此詩為嘆獨勞而言，非為父子而雲也。因又使學者先當明天下之理，然後以理探詩人之意……故有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之說[3](卷22)。
張九成認為，一則《詩經》作者不可能寫出違背倫理原則的內容；二則孟子解《詩》的根本前提是「明天下之理」，亦即具備領會倫理原則的能力。這種分析與文學創作基本規律水米無乾，也帶有濃重的理學家味道；但觀其大旨，正可謂深得孟子之心。這種思路下的讀《詩》，其實便是將詮釋視作說《詩》者、作《詩》者兩顆仁義之心的相迎相會。而這種相會之成為可能，自然也完全可以從孟子宣揚心心相通、推己及人的「心之所同然」、「強恕而行」等基本觀念那裡得到支持。跳出孟子這一邏輯看其解《詩》，則其結論確乎時而合理，時而純屬主觀臆測。然而就這一邏輯的自身理路觀之，則它們之於孟子，哪一個不是符合「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之要求的正確解讀呢?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對《詩》及說《詩》者能力的一系列預設，構成了孟子「以意逆志」得以成立的前提條件。不過也正是從這些預設中，我們看到，孟子的「以意逆志」，主要成就的是對《詩》在經學意義上的價值揭示。至於《詩》之創作與詮釋在實然層面存在的複雜情況、《詩》文本無可迴避的文學品格，則只是因與特定話題機緣湊泊，才偶爾得到其合理闡發。整體上看，它們並未被孟子作為核心問題自覺納入論證視野。就此而言，他的「以意逆志」之成立，其實是依託於獨斷論語境的。這樣的「逆志」，既容易誇大道德理性修養之於解讀文學文本的有效性，亦註定會窄化文學文本的詮釋空間。志是否具有真實性、唯一性，是否必在文本中?仁義之心是否能成為洞察文辭奧秘的關鍵因素?這些疑問也許對於孟子而言，都是不成其為問題的。但，它們又都是真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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