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常春藤式後門：精英階層是如何粉飾教育“不公平”？

“校友讚助、大額捐贈一直是美國名校的敲門磚。讓我們來看看美國社會的精英階層，是如何粉飾這種'不公平'的現象？而它的存在又有什麽'道貌岸然'的緣由？”

古今中外，永遠不乏家長為了名校的教育資源赴湯蹈火。也總有少部分人可以另辟蹊徑，最終突出重圍得到寶貴的門票。

美國2019名校錄取賄賂醜聞（2019 College Admissions Bribery Scandal）被鬧得沸沸揚揚，牽扯出美國多位商界名流、影視明星，如永利度假酒店 （Wynn Resorts）前總裁兼首席運營官Gamal Aziz和《絕望主婦》主角知名女演員Felicity Huffman。

而在中國分戰場，由於牽涉金額最大而被爆出的中國女孩趙雨思及其父親的製藥公司，也被大家扒出各種內幕。大家之所以對此事喜聞樂見，某種意義上是覺得世道難得公平了一回。趙雨思母親回應表示自己的女兒也是受害者，他們拿出這筆錢是作為捐贈而非賄賂。不管這位母親的說辭是否是一種借口，校友讚助、大額捐贈的確一直是美國名校的敲門磚，也是世道一直以來的真實樣子。那麽讓我們來看看美國社會的精英階層，是如何粉飾這種“不公平”的現象？而它的存在又有什麽“道貌岸然”的原由？

除了對於絕大部分學生在學習成績、社會實踐、體育特長等項目上的綜合評估，美國大部分名校在錄取招生時，都另開兩項特別加分項。這兩項拚的不是申請人的努力，而是他們投胎的實力，即LegacyPreference（偏好校友子女）和Development Case（讚助項目）。

任何不公平的表面存在，背後總有一場雙方認可的公平交易。公平和不公平只是看問題的維度不同。學校偏好校友子女，一個現實簡單的原因是鼓勵校友在離校以後多多為學校捐款，而這筆資金則作為資助貧困生的獎學金，讓貧困學生有書可讀。與此同時，學校還希望畢業的校友依然能對母校懷有深情，保持一份集體認同感。校友或用金錢或用時間，如與學弟學妹分享人脈、提供職業發展的建議，大力幫助校友，擴大校友在社會的影響力，以此提升學位的價值。當新老學生以校友的身份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學校便成功地培養出了自己的穩固精英網絡。校友們付出了金錢和時間，而學校則回饋於他們的子女。哈佛教育學院的Michael Hurwitz在2011年的調查中指出，當其他各項表現（如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成績）相同，校友子女的入學優勢將高於普通申請人 45.1%。

45.1%已是一個巨大的優勢，但是讚助人的子女相比於校友後代還能得到招生部門更大的青睞。從實際的角度出發，學校希望錄取能給學校帶來最大價值的學生。這份價值，可以是未來學生的成就帶給學校的榮譽，同樣也可以是學生入校前就帶給學校的金錢捐贈。雖然沒有學校會明示讚助費所需的數額，但據Dora Seigel在2018年的文章《讚助到底對申請入學有多大幫助？》一文中指出，如果申請人家庭可以出資五十萬美金或以上，史丹佛就可以將其視作讚助項目，而依靠讚助項目成功入學的學生約佔新生入學比例4-5%。想想趙先生付出了六百五十萬美元，最後卻沒送到關鍵部門，也只能說辛格這個顧問實在是太不靠譜。

讚助項目這件事情到底有多開掛？我們也可以來看看這個經典案例：

Margaret Bass作為一個成績普通的高中生，在全年級79名同學中排名40，但依然樂觀自信地申請了史丹佛大學。即使入學考試成績在九位同校申請人中排名倒數第二，不過功夫不負有心人，她依然突出重圍，成為其高中唯一一個考取史丹佛的幸運兒。當然，她的幸運不止於此，她的爸爸作為史丹佛校友以及前校董事會主席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先後向史丹佛捐款2500萬和5000萬美金。

美國名校大多數都是私立院校，雖然代表著學術的最高峰，但他們也是社會的一部分。招生的過程中不可能隻考慮學術這單一純粹的因素。在考慮種族平權時，一部分學習優異的亞裔學生犧牲了。在考慮穩固精英圈時，一部分父母背景一般的學生落選了。但與此同時，另一些家庭貧困的學生得到了全額獎學金，開啟了嶄新的求學之路。一些剛剛畢業茫然無助的社會新人得到了學長的公司內推，踏入了夢想的公司。只能說，從來沒有絕對的公正，這個社會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作者Daniel Golden經過兩年的深入調查，從巨額讚助人、名人子女、校友子弟、上流社會運動特長生（如馬術、擊劍）、教授子女幾個方面總結了進入美國名校的捷徑，並一同附上真實姓名和實際成績作為案例。同時書中也說到一個令人痛心的問題，當亞裔埋頭苦乾、以傲人的成績進入名校時，他周圍的校友子女、讚助人二代、運動員、及其他學校稀缺的少數族裔卻是通過和腦力勞動無關的優勢，被招生部門選中。美式後門已在多個頂尖大學普遍形成一套較為統一的規律。現實很奇幻，現實很無奈，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精英階層如何掌握住頂尖教育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