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郭 艽 許多多（香港科技大學）
2019年3月12日，美國馬薩諸塞聯邦地區法院聯邦公訴人起訴50人涉嫌以賄賂和欺詐的方式獲取知名大學的錄取。涉案學校包括耶魯大學、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一眾名校。被指控的50人中有33名家長，包括出演《絕望的主婦》並拿下葛萊美獎的女演員 Felicity Huffman，《傾聽心靈》的主演 Lori Loughlin，Wynn Resorts 前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美高梅國際酒店前首席執行官 Gamal Aziz，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 (PIMCO)前首席執行官 Douglas M. Hodge 等演藝圈金融圈名流新貴。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富人特權、招生制度、教育公平等話題在輿論場不斷被討論。
《絕望的主婦》中，Felicity 所飾角色 Lynette 過著令人豔羨的中產階級生活，現實中的Felicity也毫不遜色，以40萬美元的單集片酬站在演藝圈收入金字塔的頂端。涉案高管們收入甚至更高，根據彭博谘詢公司（Bloomberg）數據，美國CEO的平均年薪為1425萬美元。
然而，這些年收入位於前1%的家庭（2015年收入前1%的家庭平均收入為1 ，363，977美元）無法通過富人通道進入美國精英院校。相比於頂級富豪，他們仍然不夠有錢，或者說，不夠有權，不夠有人脈。
《華爾街見聞》的評論一針見血，“在窮人和富人的雙通道名校入學體系下，本次爆出的舞弊案本質上是在維護按照‘遊戲規則’入學的那群0.1%富豪的公平正義，屬於富豪階層的內部矛盾，跟窮人無關”。
高等教育：精英階層的再生產
社會分層研究領域有一個經典的研究結論，即高等教育在社會不平等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作為社會的均衡器（equalizer），它可以幫助那些家庭出身一般的人實現階層的躍升和極大的向上社會流動，從而從整體上降低社會不平等。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尤其是稀缺的優質高等教育，也逐漸成為權貴階層向下一代傳遞社會經濟地位優勢的中間途徑。權貴子女們更容易憑借優越的家庭背景進入頂尖名校，從而實現精英階層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Aaron Reeves 等學者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文章曾對1892-2016年《英國名人錄》（Who’s Who）的入選者進行了分析。這本英國人物傳記字典記錄了對英國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生平，包括法官、公務員、政治家以及來自學術界、體育界各種領域的知名人士。由於評選完全基於聲望與成就，可以說，入選這本書的人是英國真正的精英群體。
他們的研究指出，伊頓公學、聖保羅等9所克拉倫登學校（注：Clarendon Schools，通常用來指代英國九所頂尖的著名私校。有趣的是這些學校傳統上被稱作“公學”，被稱作英國精英的搖籃）的畢業生入選《英國名人錄》的可能性是其他學校的94倍。
下列圖表顯示，如果一個1847年出生的英國男孩進入了克拉倫登學校的其中一所學校就讀，那麽他長大後入選《英國名人錄》的幾率是其他人的274倍；120年後，在1967年出生的英國男孩身上，這個幾率減小到67倍。儘管這9所私校的影響力在近百年已經銳減，但進入其中一所對成功躋身精英群體的影響仍然高得嚇人。那些能就讀克拉倫登學校的男孩子們幾乎個個都出身世家。畢業以後就讀牛津劍橋，繼而進入精英階層，延續家門的榮光，這些對於他們來說似乎是一條康莊大道，得來全不費功夫。這群人在英國有一個特別的稱呼，“the old boy”。
相似的故事也發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Raj Chetty 及其合作者的研究發現，70%的哈佛學生來自美國收入前20%的家庭，其中15.4%來自前1%，而家庭收入處於後20%的學生僅佔3%。隨後，他們又對常青藤大學 (Ivy-Plus college) 學生家庭收入分布進行了分析，得出相似的結論，家庭收入在全美排到前1%的人就讀常藤校的幾率遠高於家庭收入為後20%的人，前者是後者的77倍。
毋庸置疑，不同家庭出身的小孩享受到截然不同的教育資源。富裕家庭的父母把子女送入私立名校，請私人輔導；而窮人的小孩只能就讀公立學校，或許，放學後還要去家附近的餐館打工補貼家用。但是，精英院校錄取更多的富人子女僅僅是因為他們更優秀的學業成績嗎？事實並非如此。
精英院校雙入學通道：“正門”與“後門”
美國精英院校為窮人和富人提供了不同的入學體系，或者說，精英院校為富人子女增加了一條入學通道。窮人只能選擇“正門”，而富人卻可以選擇“後門”，憑借大額捐贈和校友子女的身份獲得精英院校的錄取。
“正門”指的是常規申請流程。與中國不同，美國並非“一考定終身”，名校招生委員聲稱他們更注重學生的總體表現。美國高中生若想通過常規申請流程入讀名校，那麽，從高一起，他就要確保常規課程（regular courses）成績名列前茅，進而要取得榮譽課程（honor courses）優秀，然後選修大學基礎課程（advanced placement），此外還要在 SAT 或 ACT 中取得優異成績；勤奮苦讀之餘，要積極發展興趣特長、參加課外活動，向招生官展示“有創造力、領導力、熱情、正直、誠信、耐心、自信、勤於思考（哈佛大學對個性品質的要求）”等品質。
然而，就算如此，他也未必能獲得名校通行證，因為精英院校的錄取率實在太低了。以常春藤聯盟為例，8所學校中，只有康奈爾大學的錄取率高於10%，耶魯大學錄取率為6.3%，哈佛大學的錄取率僅有4.6%，其中超過一半的 SAT 滿分者的入學申請會被哈佛拒絕。
當然，如果你有個美國富比士富豪榜排得上名的爸爸，或者家族裡曾有人畢業於藤校，事情就另當別論了。你可以理所當然地走“後門”，通過發展錄取（Development Cases）和世家優先（Legacy Preference, 又稱為“傳承偏好”）大大增加獲得錄取的幾率。
發展錄取（Development Cases）是指申請人可通過家庭可能給予的捐贈被大學錄取。通俗地講，就是頂級富豪們可以通過捐錢蓋樓增加被名校錄取的機會，甚至直接被名校錄取，其中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美國現任總統Donald Trump 的女婿 Jared Kushner。
Jared 高中學業成績平平，卻在1999年獲得了哈佛大學的錄取，讓他高中老師瞠目結舌。這次錄取離不開家族的“鼎力相助”。此前，Jared 父親 Charles Kushner 承諾向哈佛捐贈250萬美元，並被納入學校資源委員會。
入學價格似乎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水漲船高。維多利亞的秘密掌舵人 Les Wexner 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畢業生，1989年他開始向哈佛大學捐款，從2003年到2012年，每年捐贈150萬至210萬美元。2013年起，Wexner 慈善基金會大幅加碼，隨後四年共捐款5600萬美元。作為回報，Les Wexner 的四個子女則在2013、2014、2015及2017年先後入讀哈佛大學。
世家優先 (Legacy Preference) 是精英院校的另一個傳統，即校友子女在申請時會被優先考慮。根據 Chad Coffman 等人的研究，在滿分1600的SAT考試中，校友子女可以獲得相當於160分的額外加分。因此，他們的錄取機會也遠高於普通學生，就常春藤大學而言，校友子女錄取率是總體錄取率的兩到五倍。2003年，哈佛大學錄取了40%的校友子女申請人，當年的錄取率僅為11%；2006年，布朗大學錄取了33.5%的校友子女申請人，遠遠高於13.8%的錄取率；同樣，2009年，普林斯頓大學錄取了41.7%的校友子女申請人，是非校友子女錄取率的4.5倍。美國媒體《紐約客》曾爆料，小布什當年的SAT成績比耶魯學生的平均分低了180分，GPA只有C，但仍然通過“世家優先”的方式入讀耶魯大學。
新貴階級與舞弊“邊門”
經濟學家 Thomas Piketty 和 Emmanuel Saez 的研究顯示，2015年，美國收入前1%的家庭平均收入為1,363,977美元，而前0.1%的家庭平均收入為31,616,431美元，是前者的23倍。前者通常被認為是 “working rich”，即通過自身努力獲得財富，而非繼承財產的人。舞弊案中的涉案家長大多屬於 “working rich”：畢業於藤校達特茅斯學院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 CEO Douglas M. Hodge，在波士頓和康涅狄格州郊區長大；美高梅國際酒店前CEO Gamal Aziz 在埃及長大，畢業於開羅大學；演員 Lori Loughlin 的父親是紐約電話公司的一個領班。
如果捐贈200萬美元就可以通過“正門”讓子女入讀精英院校，我想，涉案家長們肯定毫不猶豫，但在當今美國，200萬美元似乎已經不足以購買一張名校入場券，否則 Les Wexner 也不會在2013年後大幅加碼，捐贈5600萬美元給哈佛大學換取4個子女的入學機會。然而，對於working rich來說，像 Les Wexner 一樣豪擲千金還是太過困難。不同於老牌貴族（Old Money），他們缺乏家族的財富支持，數千萬美元來換一個被錄取的機會，對這些新貴來說並非一個容易的決定。
而杜邦、洛克菲勒、布什家族等老牌貴族的數代傳承使得他們與精英院校建立了緊密的聯繫，除了大額捐贈外，他們也更有可能通過“世家優先”的方式進入精英院校。耶魯校友雜誌網站寫道，“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耶魯和布什家族一起成長”，“這所大學教育了他和他的大部分家人”，這是耶魯對 Old Money 的特殊偏愛，新貴絕無可能享受如此殊榮。
新貴們心中清楚，這是一個無解的循環。如果子女未能進入精英院校，財富與特權難以傳承，眼前的一切不過是鏡花水月，他們永遠也沒有辦法進階成為 Old Money，階級甚至會向下流動；而精英院校的“後門”對他們也並不友好，他們缺乏豪擲數千萬進入哈佛耶魯的財力，更缺乏老牌貴族家庭樹大根深的人脈關係。
在這種循環悖論中，William Singer 開啟的“邊門”讓新貴們看到曙光。邊門有兩種走法。第一種是用15,000到75,000美元不等的價格，買通監考人員、找人代考或篡改考試答案，讓子女獲得更高的ACT或SAT成績；第二種是賄賂大學教練或偽造運動員簡歷，通過體育項目確保子女們輕鬆獲得名校錄取，Gamal Aziz 的女兒及 Lori Loughlin 的女兒憑此被南加大錄取。比起走“後門”而言，“邊門”無疑提供了一種更具“性價比”的選擇。然而，“邊門”總是充滿不可預知的風險，尤其是它觸動了老牌貴族的利益。舞弊案事發後， Bill McGlashan 等高管遭到解職，演員們公眾形象破裂，《華爾街見聞》稱這是“0.1%大富豪打假後5%小富豪”。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新貴子女們似乎無法意識到父母的苦心，他們更關心派對、社交網站和自己酷不酷。Lori Loughlin 的女兒 Olivia Jade 在高中最後一天的 vlog 中說“上課不是我的首要任務”，“我隻對參加大學的派對感興趣”。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