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民生政策與發展相適應

4月4日，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國務院辦公廳公開發布了關於印發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的通知。根據這一方案，自5月1日起，養老保險部門繳費比例可降至16%，並繼續階段性降低失業保險、工傷保險費率。預計今年之內，企業即可減輕社保繳費負擔3000多億元。

對於企業而言，這是一個重磅利好消息。長期以來，對社保費率，企業一直反映負擔過重。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18年全球企業綜合稅/費率排行榜，中國企業在全球189個有數據經濟體中排名第12位，其中社保稅/費率排名第2位。而企業社保繳費中，養老保險是大頭，約佔2/3。如此高的繳費率顯然極大增加了企業用工成本。

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市長藍紹敏曾以南京的企業為例算了一筆账，一家擁有50名職工的公司，企業繳納養老保險的費率是19%，個人8%，繳費基數按5000元計算，養老保險費率每降低1個百分點，每年就能夠為企業節約3萬元的用工成本。

但企業一片歡呼的同時，社會上也有一些擔憂的聲音，怕這會影響到社保金的總盤子。且別論政府工作報告對此早有回應：保障職工社保待遇不變。只要捋一捋這個事的內在邏輯，就不難發現，這實際上是兼顧社會公平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企業與員工始終都在同一條船上，和衷共濟是“硬道理”。如果企業被各項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倒閉，就業崗位就少，就不穩定，這會直接影響到人們的荷包。幾個百分點的下降，切實減輕了企業負擔，促進了企業發展，員工收入也自然水漲船高，獲得更好的社會保障。用李克強總理的話來說，這“不是說在預支未來，恰恰是在培育未來”。

這也恰恰印證了目前經濟學界一個主流觀點：民生政策應與發展階段相匹配。2017年底，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參加“2017-2018中國經濟年會”時表示，改善民生要與發展階段、與財力相匹配，不能搞成民粹主義和福利主義，不能過度超前，寅吃卯糧。今年3月24日，財政部部長劉昆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言時也指出，要堅決製止超越發展階段和財力的民生政策。

近來，圍繞包括養老金在內的一些焦點“福利問題”，社會有廣泛討論。比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約的規定，增加了企業的用人、解約成本，客觀上導致企業用人機制產生僵化，倒逼出另一種“鐵飯碗”。

在經濟繁榮周期，可能一切都不是問題，但當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這些問題就會表現突出，甚至對大的營商環境造成影響。此時，需要深入思考，周密謀劃，在體現社會公平的大前提下，運用“政府之手”去破除那些壓在企業身上的制度性、系統性壓力，促進經濟效益提升，實現有溫度的發展。

可能不少人從眼前利益出發，會對這一觀點強烈抵製。但政策的制定應該著眼於長遠的、全局的利益。比如希臘，遭遇經濟危機後，從2010年開始至少進行了14次以削減福利和養老金為內容的“緊縮改革”，到2017年“苦盡甘來”，又馬上向中低收入家庭和退休人員發出了總計10億歐元的“社會紅利”。

當前，中國企業正處於轉型期，用政策的紅利換取企業的經營紅利、用政策的空間換取企業經營發展的空間，放水養魚，培育財源，不僅提振實體經濟和企業投資意願，也會為人們帶來切切實實的獲得感、幸福感。

紅星新聞評論員 劉琴

編輯 陳怡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