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度牒”，就是僧人的出家憑證，相當於僧尼的專屬身份證。至今仍然在宗教界內實行。自唐朝草創度牒制度以來，至今約有1300多年的歷史。而度牒也經常作為商品或貨幣，流通於市場。以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
南北朝時的寺院經濟繁榮
佛教在發源地印度和中亞等地都不存在度牒制度
在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本身並沒有度牒的說法。也沒有諸如僧籍、寺籍一類的嚴格制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得到了迅速地發展。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便是當時社會風氣的一個縮影。
但對於帝王和任何統治者而言，這絕不是他們希望看到的事情。按照佛教從印度和中亞帶入的傳統，寺院和僧尼不必繳納賦稅，也不必服徭役。這麽一來，就勢必吸引廣大百姓剃度出家，進而導致寺院和僧尼的數量急劇膨脹。
中世紀早期的西域佛像 依然比較偏向印度和中亞風格
對此，南北朝時代的統治者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手段進行限制。比如說北魏孝文帝時期，對於那些“假稱入道，以避輸課”的冒牌僧人進行了整頓，並淘汰了一批無籍僧尼。
此處的“籍”指的便是僧籍，說明在當時已經有了比較嚴格的僧籍管理制度。而東晉的桓玄也曾移文地方州府索求“沙門名籍”，將僧籍名冊上交官府以供查驗。由這兩點可見，在至少在東晉南北朝時期，朝廷便已經對僧人進行嚴格地登記管理。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限制了僧尼和寺院的發展。
開啟北魏毀滅之路的魏孝文帝
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寺院和僧尼，除了擁有不服徭役、不用繳納賦稅等特權外，還有獨特的寺院經濟收入。這也是寺院數量和規模在當時發展到巔峰的重要原因。
寺院莊田的來源主要分為三種。一是統治階級、官僚貴族和普通百姓的施捨。由於當時的統治者由於思想上極度傾向佛教，不可避免地出現主動營建寺院莊田的情況。根據當時的《南朝佛寺志》統計，除去創建者不詳的寺廟外，屬於皇帝主持修建的就有33座 。
對佛教異常篤信的梁武帝
其次就是寺院地主所有者，在寺院內以莊園的形式經營地產。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的手段，獲得了相當於封建領地的收入形式。
但寺院除了從事墾殖田圃外，也有從事商業、手工業、占卜等事業的。這些經濟活動並不是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開銷，而是以營利為目的經營行為。在統治者看來，已經發展到與自己爭利的地步。因為此類活動不但不用繳稅賦役，還減少了國家財政收入。到了唐代甚至有“天下十分財，而佛有七八”的詭異說法。
莫高窟壁畫上的附會之作 漢武帝拜佛
唐朝的財政節流
興建於南北時期的龍門石窟
既然寺院能斂財，那麽朝廷自然也要想法子把錢從宗教僧侶嘴裡摳出來。在這種情況下，頒發“度牒”以限制宗教僧侶數量，正好符合了統治者的需求。
度牒產生的確切年份略有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北朝已有了最初的萌芽。到唐朝建立後，正式產生度牒制度。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度牒的發行變得更加嚴格化、制度化。
唐玄宗是第一個大規模利用度牒的皇帝
度牒在唐代由尚書省祠部發行，因此又稱祠部牒。度賺上詳載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齡、所屬寺院、師名等內容，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身份證。有了這份度牒便可隨意行走，還獲得了免除賦稅徭役等特權。這在限制農民自由遷徙的時代，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既然度牒如此重要，那麽其發行自然也要嚴格控制。在申請度牒的文書上面，需要三省諸位高官連署才行。首先需要地方官府、名僧、大臣上奏申請，並提供剃度者的個人簡要資訊。隨後經過皇帝批準，再由中書門下向祠部發出敕牒。再由祠部向表奏者轉發敕牒並頒發實名敕牒。
莫高窟中的文殊菩薩形象
所謂的實名敕牒是與空名敕牒相對而言的。通常情況下，祠部頒發的都是已記錄剃度者資訊的實名度牒。而空名敕牒是指未填剃度者資訊的空白度牒，這種度牒就可以由買主隨便填寫。後世朝廷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大肆販賣的度牒，也多為這種“空名度牒”。
除了限制性地頒發度牒外，唐朝還一反隋朝的宗教寬容政策，嚴格限制寺院建造的政策。在隋朝時期，有僧行處皆為立寺。因此隋代寺院數量增加很快。唐高祖在位時期，卻並未如隋代統治者那樣大力推崇佛教，反而淘汰了不少寺院僧尼。但在武則天繼位後，由於其崇信佛教，因此又對佛寺的發展選擇網開一面。
武則天時代的網開一面 實際上也增加了度牒的收入來源
但需要注意的是，唐開元年間的有敕額佛寺數量與貞觀年間相比並未增長多少。從武則天當國到會場滅佛之前這段期間，主要增長的是“無敕額佛寺”。
這裡說的有敕額佛寺，也就是國家官方認可的寺院。而民間私自建築的佛寺在當時嚴格來講並不能稱之為“寺”、“院”，只能冠為“招提”或“蘭若”。
唐武裝的會昌滅佛 有巨大的經濟考量
根據後來會昌滅佛時期的統計，這段期間共拆寺4600多所，拆“招提”或“蘭若”有40000多所。還俗僧尼260500人，解放寺院的奴婢150000人。佛教寺院在唐代的發展可見一斑。如此多的寺院對朝廷的財政來說，無疑是一股極大的有害勢力。但限制佛寺發展只是節流，要想開源就必須從作為源頭的度牒下手。
安史之亂爆發後，宰相楊國忠獻策，不用耗費正庫之物便能籌錢。於是讓禦史崔眾去河東收錢度僧尼道士。結果，很快就得錢百萬。後來唐肅宗在彭原郡時因“軍興用度不足”，也通過販賣度牒的方式來籌錢。
儘管朝廷開始逐漸濫發度牒，但此時度牒發行手續仍然比較複雜。跟後來宋朝時的度牒經濟規模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安史之亂的爆發 迫使唐朝販賣度牒換錢
宋朝的開源經濟
北宋時期的佛像
北宋初期，為保證中央的財政收入，對出家有著較為嚴格的限制。當時的宋朝財政，還是收大與支的，故而度牒價格還很正常。每張隻收一百，也沒有出現販賣度牒籌錢的現象。對於僧人來說限制並不算嚴格，可以說是相當寬鬆的。
但到了宋英宗年代，情況則大不相同。北宋中央財政已經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資金困難，出現了收不抵支的現象。既然出現了財政困難，那就要想法子籌錢。便開始學習到了唐人販賣度牒籌錢的方法。
宋英宗時代的經濟困難 讓度牒有了重要價值
於是，宋朝政府對度牒開始極為看重。在官方編纂的《皇宋中興兩朝聖政》中，就明確把“度牒”歸入在了“財用門”和錢幣並列。這也讓宋朝成為了中國歷史上鬻牒最為濫觴的時代。
至於宋朝正式采取鬻牒政策的時間，也有不同說法。通常認為，在治平四年以前，朝廷買賣度牒的行為還算不上濫觴。但從治平四年開始，每年所賣度牒總額一直在不斷上漲。到宋神宗時期，每年發行度牒數量已超過10000。發展到末世的宋徽宗階段，每年已發行超過30000。這個進程一直到南宋孝宗在位時期，每年度牒發行量更是突破100000大關。
大搞改革和對外作戰的宋神宗 非常需要度牒收入
宋朝發行的度牒，用途也非常之廣，把物盡其用的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總得來說，宋朝的度牒能有以下幾點功能：
賑災救荒
比如說熙寧七年，宋廷就降度牒千道給予環慶安撫司，以備賑濟漢番饑民。
充作軍費
南宋初年的四大中興名將裡，名聲最差的張浚和後世評價最高的嶽飛，都曾獲賜度牒，作為贍軍修城之用。
工程建設
元豐五年，朝廷給予河北東路提舉司度僧牒千余道，作為整修黃河的經費。西湖上大名鼎鼎的蘇堤，便是蘇軾向朝廷請求賜予度牒而成功修築的。
蘇軾主持的蘇堤工程 就是用度牒收入作為經費
農業開發
南宋紹興四年，高宗賜予兩浙路空名度牒二百道，讓其購買耕牛，借貸民戶開墾荒地。
充當貨幣
度牒也能直接進入市場，作為貨幣購買一些商品。宣和年間，河北真定、高陽等路缺馬，朝廷特賜度牒若乾，令地方長官在市場買馬。
放債息利與經商牟利
元豐七年，廣西經略安撫司曾乞求發行度牒若乾作為本錢，在當地置轉買務，以便番漢通商。
作為獎賞
比如大觀元年，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禦容僧行可獲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獎。
由以上可見，度牒在宋代社會經濟方面的用途極廣，可用於各種財政開支。因此度牒的使用在當時的史料中也隨處可見，數不勝數。一份小小的度牒，就可以對宋朝的財政穩定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是由於度牒的重要性，其發行權一直控制在朝廷手中。張浚此前也一度造綾紙度牒在其所轄地域內發行，以資軍用。但很快朝廷便下了嚴令不準地方私自發行。
中興四大名將的軍費 直接或間接來自於度牒收入
觸底反彈與消亡
景泰帝時期的國力衰退 讓明朝也開始販賣度牒
明朝建立後，官方仍然嚴禁民間私自出家。通過限定全國僧道人數、設定度僧考試、限制出家年齡等措施去嚴格控制宗教發展，並一度免費發放度牒。
但由於財政困難，明朝卻也難免走上唐宋兩朝的鬻牒老路。明朝鬻牒之風，始於土木堡戰敗後的景泰二年，到成化年間開始大行其道。比如早成化二十年，宣大總督余子俊就曾建議度僧、道60000人。每人各給當地官府納銀12兩，類解轉運，以備邊用。整個成化時期，度牒總發行量超過250000張。
一張保存至今的明朝度牒
但有意思的是，明朝的情況還與宋朝時候的相反。宋代的僧侶數量並沒有隨著度牒的大肆發行而大規模上漲，反而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北宋前期全國僧侶大概是40萬，,到了熙寧十年的總數則下降至20多萬。至南宋紹興年間，僧尼總數也在20萬左右徘徊。
這可能是因為宋朝時期的城市經濟有所發展，對於普通人遷徙的限制也做了降低處理。所以，度牒所具有的自由活動功能，在當時被大大弱化了。而明朝立國後，非常重視對民眾人生自由的限制。度牒的自由活動價值，便在這一時期有了重大提升。
清朝取消了人頭稅 讓度牒的價值也隨之降低
清朝建立後，度牒制度才走向消亡。當時已經推行的攤丁入畝制度，可能是乾隆準備廢除度牒制度的重大外力因素。簡單來講，就是廢除了之前一直存在的人頭稅，隻以土地作為征稅依據。這樣一來農民就擺脫了千百年來加在身上的丁役負擔。同時抑製了土地兼並，這使得百姓通過遁入寺廟道觀方式躲避賦稅的方式不再是那麽必要。
古代的度牒制度在乾隆時代便戛然而止
同時，佛教已經很大程度成為朝廷的統治工具。佛教管理體系也已基本定型，不再必須通過度牒管理僧眾。鑒於這幾個原因，在乾隆三十九年，清政府正式廢除了有著一千多年歷史的度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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