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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副鄉長身兼7職,手機裡27個工作群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

本刊記者/黃孝光

今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明確提出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此後,微信工作群整頓成為各地執行減負政策的微觀切入點。

依據這份通知,近期不少地方政府頒布新規,要求“原則上一個部門隻建一個工作群”“非工作時間不發布工作信息”。新規頒布後,在網上掀起了一場關於“下班後微信群是否該禁發工作消息”的大討論,將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推到台前。

“@所有人,收到請回復”

記者在採訪時發現,“群”多是不少基層幹部的共同感受。秦晴是湖北宜昌伍家崗區委直屬機關工委工作人員,上個月她和同事對全區51家部門摸排調查,統計出微信工作群809個;單人擁有工作群數量最多的,超過40個。秦晴發現,不少工作群建群隨意,重複和交叉現象嚴重,“隨手點開一個群,@接連不斷,‘請查收’‘請報送’‘請回復’之類的信息應接不暇”。

“建群的初衷是方便工作,但現在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是負擔。”某地包村幹部朱蕊(化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過去滿天飛的紙質表格到如今數不清的“sheet”(注:電子表格),從曾經的當面或電話請示匯報到如今的“群”來“群”往,朱蕊認為形式主義正從線下向線上轉移。

“我有個工作群,群裡的上級部門發消息,最後總會加一句‘收到請回復’。”朱蕊說,她所在村信號不好,稍不注意就錯過了,以至於現在一看到未讀消息,“整個人都緊繃起來”。

隨時查看手機,及時回復,已成為不少基層幹部的第一生存法則,但要做到並不容易。

余淵岐是江西撫州市谷崗鄉副鄉長,在鄉鎮工作九年。他曾經身兼7職,高峰時,他的手機裡有27個工作群。

每次下村,往往要忙到晚上才能回去。余淵岐說,當夜深人靜,攢了一天的群信息已經爆屏,都等著他一一回復。

“鄉鎮工作群、鄉村工作群、醫保群、農保工作群、衛生計生群、環境衛生群、扶貧攻堅群、黨建工作群、第一書記群……這些比較重要的群,一個都不能落。”余淵岐說:“碰到有投票任務的,轉發+投票+截圖一個不能少,有人@我的,全部要@回去。”

在西南某村第一書記袁林(化名)看來,“許多群主有個壞習慣,發通知時喜歡@所有人。”袁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有二十多個工作群,大多設置了免打擾,但因為微信群的@功能,他依然不勝其擾。

“到此一遊”的線上秀場

工作群是觀察基層形式主義的一個微觀切口。如果說“群”多是上級給基層帶來的負擔,那麽“到此一遊”則是基層幹部自身形式主義的體現。

所謂“到此一遊”,是指浮光掠影、形式花哨的工作作風。用網友的話說,就是“一些幹部以微信圖片代替工作匯報,到貧困戶家不過十來分鐘,只為拍個照,讓大家知道”。

“不知什麽時候起,工作群由以前單純的發布工作、會議通知,變成了曬照片、曬政績的地方。”余淵岐認為,工作群是個微縮的社會,有認真工作不喜歡發言的,也有做了一點點事情就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的。

《解放軍報》曾報導過這樣一個案例。一次幹部講評會上,武警內蒙古總隊包頭支隊政委劉玉柱點名表揚了部分表現突出的幹部,其中不少是經常在微信工作群更新加班動態、並被他點讚的幹部。沒承想,後來工作群徹底淪為秀場——越來越多的幹部跟風效仿,無論是否需要加班都時不時更新兩條動態,並配上“努力”“奮鬥”的表情包。

朱蕊對此現象深惡痛絕。“請不要在工作群發與工作無關的信息。如果你在加班或者覺得工作很辛苦,可以保存到手機留作紀念,完全沒必要發在群裡,這樣只會覺得你作假的成分更高!”

曬照片、曬政績,也跟部分領導注重形式有很大的關係。

“工作群好不容易安靜了幾個小時,領導可能覺得我們是不是都喝酒打牌去了,於是要求‘各村幹部都把工作曬一曬’。”余淵岐說,從此,大家養成了睡前曬圖的習慣。

大家逐張發圖,領導看不過來,便提了新要求:“你們可以學某某某,把圖拚一下,加幾個字一起發嘛。”於是余淵岐們又要花精力去研究拚圖技術。

“關鍵少數”逼出來的形式主義

余淵岐曾因為沒有及時回復工作群裡的要求,挨了領導的批評。一年前,他把自己的遭遇寫出來放到網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人民日報》採訪過他,有關部門也派人專程到谷崗鄉調研,和他面談:“工作群出現這麽多問題,你覺得原因在哪兒?”余淵岐直言不諱,認為根源在於“關鍵少數”,即對基層發號施令的主要領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你的領導是一個浮誇的人,喜歡看內容,那麽你的工作群肯定是看不完的,因為一天到晚都會有人在群裡刷屏。”

在他看來,“基層的形式主義,很大程度上是上級的官僚主義逼出來的。”

水利部門要求一年之內巡邏完所有河段,任務攤派下去,曾作為包村幹部的余淵岐每周須巡河一次,每次約半天時間。“但是,除了河長製還有山長製、湖長製、路長製。如果我完全聽從相關部門的要求,只能犧牲最重要的脫貧攻堅工作。”

余淵岐認為本應相關部門承擔的巡河任務,下到基層沒有實際意義,反倒會給基層幹部造成極大困惑,不得不用形式主義來應對官僚主義。

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產生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部分基層幹部“念歪了經”。

“有些人下鄉,照幾張照片,然後找個地方躲起來,時候到了在群裡發圖,表示自己一整天都在忙活。”余淵岐說,那些以照片留痕代替工作實際的人,讓認真做事、沒有照片的人受到的肯定反而少了。

去年看到余淵岐吐槽工作群亂象的文章時,朱蕊數了下自己的工作群,23個。時隔一年,這一數字漲到了34。

“余淵岐寫出我們基層幹部的心聲。”朱蕊說,“希望規範工作群的政策能夠真正落到實處,為基層幹部減負。”

後微信工作群時代

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印發後,全國多地不約而同地將減負任務瞄向工作群,開啟了專項整治行動。

廈門市同安區紀委黨風室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鑒於微信工作群過多過濫,同安區要求每個部門或部門原則上隻保留一個群。他們讓各部門開展自查,對工作群進行歸類、整合、精簡,截至目前已清理近900個群。

幾天前,珠海市香洲區頒布《香洲區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工作措施》,其中“一部門隻建一個微信工作群”“下班不許發工作消息”的內容引發熱議,有人建議全國推廣,有人認為落地困難。

對此,香洲區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目前他們還在征求意見階段,如何落實尚在摸索當中。

湖北宜昌市伍家崗區已經走在了前面。據介紹,他們將工作群分為對內、對下、服務三大類,對上隻保留一個QQ或者微信群,對下充分整合,服務類以高效服務為目的,全區51家部門的809個工作群,整治後僅保留了173個,精簡了79%。

伍家崗區教育局督導辦主任李紅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教育局有10個科室,每個科室因為對口多項工作,原來有三四個工作群。整頓後,數量從68個減少到13個。計財科、安全科和勤管科原有的十來個工作群被合並成一個——“伍家計財安全後勤群”。

李紅梅解釋,工作群合並的邏輯基於下級幹部的需求。“學校的後勤安全管理副校長的職責正好對口這三個科室。他們原本需要通過10個不同的群接收不同通知,現在只要看這一個群就可以了。”

整治不僅帶來工作群數量的變化,同時也改變著機關辦事人員的工作觀念和行為習慣。“以前發通知比較隨意,想到就發了。現在同在一個群的科室之間相互監督,更加意識到工作群也是嚴肅的工作場合。”李紅梅提供的一張群聊截圖顯示,教師管理科的一則通知以文件形式發布,對回復格式也做了要求:“收到請回復‘XX收到20190507通知’”。

為鞏固整治成果,伍家崗區還頒布了《政務信息新媒體網絡平台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管理辦法》,文件要求:

“群成員發布與工作無關的信息,群主或管理員應及時提醒、製止或踢出群聊。”

“不得頻繁發布非指令性工作動態,不得以在群內發布工作動態當作對實際工作的評價,圍觀不點讚。”

“全區各部門一般隻運行一個微信工作群或QQ工作群。部門新增工作類微信群、QQ群須由部門一把手簽字後報區委直屬機關工委備案。”

幾名受訪的基層幹部都擔心政策“一刀切”的問題。余淵岐提到,他所在鄉至少需要3個群,一是班子成員群,二是鄉政府幹部群,三是鄉村幹部群。同時他認為類似政策治標不治本,因為沒牽住“關鍵少數”的牛鼻子。

對此,伍家崗的辦法是因情施策。“保留聯繫群眾和聯繫企業的服務類群,對臨時性工作群因需設置,工作任務完成後一律解散。”

余淵岐向《中國新聞周刊》描述了他心中理想的工作群生態:“我在工作的時間打開,一切無關於我的文字、圖片、表情被自動過濾,要閱讀的通知和工作內容,按照輕重緩急,一條一條地呈現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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