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支持與婦女產後抑鬱的關係 | 社論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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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據估計，全球產後抑鬱症的患病率約為10%-15%，許多風險因素都被認為是導致新媽媽換上產後抑鬱症的重要因素，而產後抑鬱症對嬰兒、母親、家庭以及社會都有很大的影響。研究發現，產婦的社交網路越大，其患產後抑鬱症的風險就越小。因此，非常有必要了解社會支持對預防產後抑鬱的重要作用。本期推送由Atefeh Vaezia, Fatemeh Soojoodib, Arash Tehrani Banihashemic, Marzieh Nojomic於2018年7月發表於澳大利亞助產學院Women and Birth期刊。

這是社論前沿的第S1177次推送

背景：據估計，全球產後抑鬱症的患病率約為10%-15%。許多風險因素都被認為是導致新媽媽患上產後抑鬱症的重要因素，而產後抑鬱對嬰兒、母親、家庭以及社會都有很大的影響。

目的：研究產後抑鬱症及其與社會支持的關聯。

方法：使用橫斷研究對伊朗德黑蘭三所教學醫院的200名新媽媽進行了方便抽樣。產後抑鬱症用伊朗版的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評定，婦女社會支持水準用伊朗版的社會支持問卷測量。

結果：新媽媽產後抑鬱症患病率為43.5%，其社會支持網的平均分（+標準差）為2.09+0.99；與非抑鬱母親相比，抑鬱母親的社會支持網路的得分更低（1.78+0.87 vs 2.33+1.00，p<0.001）。對既往抑鬱史、嬰兒疾病和孕期藥物使用等混淆變數進行調整後，發現社會支持與產後抑鬱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優勢比= 0.47, 95% 置信區間= 0.33-0.67)。

結論：母親的社交網路越大，產後抑鬱就越少發生。建議應該教導家庭了解社會支持對預防產後抑鬱症的重要作用，並在各個方面加以改進以預防產後抑鬱的發生。

02 引言

產後抑鬱症(PPD)是婦女分娩後最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產後抑鬱症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如果不進行診斷和治療，它會給母親、嬰兒和家庭帶來不良的健康問題。據估計，有10%-15%的婦女受產後抑鬱症的影響，但其影響因區域和社會決定因素而異，孕婦和新媽媽的常見心理健康問題在低收入國家比高收入國家更普遍。非洲農村社區產後抑鬱症的患病率為50%，台灣婦女為42%，亞洲各國為3.5%-63.3%。 伊朗婦女產後抑鬱症的患病率從6.4%至48.7%不等，總體患病率為24.3%，1995年至2012年間呈上升趨勢。

人口、心理和文化風險因素的統合被認為是引發婦女產後抑鬱症的重要因素。其風險因素包括產前抑鬱，產後抑鬱，對婚姻關係不滿，意外懷孕，生活壓力事件；保護因素有母親的高自我效能和足夠的育兒技能。

社會支持指在需要幫助時有信任的他人可提供幫助和依靠。研究了在不同的疾病和條件下，社會支持對健康的決定性作用。在一些研究中，證實了社會支持對產後抑鬱症的防護性作用。 社會支持對孕期抑鬱的防護作用在伊朗婦女中也得以證實。

本研究是在臨床背景下對產後抑鬱症的患病率及社會支持對產後抑鬱症的影響進行的研究。

這項研究是在伊朗德黑蘭的Akbarabadi、Aliasghar和Rasoulakram3所大型婦科和兒童醫院進行的一項橫斷研究。

3.1 被試

自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到兒科或婦科門診給媽媽自己或嬰兒問診的200名有6個月以下嬰兒的新媽媽，對她們採用方便取樣。

3.2 倫理考慮

這項研究是根據「赫爾辛基宣言」進行的，醫學大學倫理委員會批準了這一項目。在被試參加這項研究之前，說明了研究的目的、自願參與及其在研究期間隨時退出的自由。在填寫問卷之前，被試提供書面同意參加研究，其數據都做了匿名處理。

3.3 測量和收據收集

產後抑鬱症由Cox等人開發的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評估，Montazeri等人在伊朗進行證實。 EPDS是一種針對抑鬱症的包含10項內容的自我報告篩選工具，它基於上周女性所經歷的癥狀的嚴重程度。每個問題採用0到3的4分利克特量表（4-point Likert scale）評分，最小和最大的總分值分別為0和30，分數超過12將被歸為抑鬱。

社會支持採用Sarason等人設計的社會支持問卷(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SSQ )測量，Naseh等人在伊朗驗證，社會支持問卷是一份包含27項內容的自我報告問卷。每個問題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評估對社會支持網路(SSQN)的知覺，並要求被試列出所有在需要時可獲取幫助的人(最多9人)；第二部分評估對支持的滿意度(SSQS)，要求被試用6分製來定義，從非常不滿意(=1)到非常滿意(=6)。維度一和維度二得分越高，社會支持網路越大，獲得支持的滿意度越高。

收集的數據清單包括母親和嬰兒的年齡、子女人數、受教育水準(小學、高中及以上)、既往抑鬱史(是、否)、過去墮胎史(是、否)、分娩類型(順產、剖腹產)、就業情況(就業、未就業)、孕期藥物使用(是、否)、嬰兒出生後患病及計劃或意外懷孕。

1.4 數據分析

數據用SPSS21.0.1版進行分析。使用頻數表示定性變數，用均值和標準差總結數值變數。用t檢驗和卡方檢驗分別比較兩組的數值變數和分類變數，用邏輯 回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檢驗獨立於其他風險/保護因素的社會支持與產後抑鬱症之間的相關性，模型考慮了可發展為產後抑鬱症的風險因素的變數（p<0.05）。採用Hosmer–Lemeshow擬合度檢驗和廣義R平方對模型中數據的擬合進行評價。以95%的置信區間計算每個結果的原始和調整後的優勢比，其顯著性水準為0.05。

研究被試由200名婦女組成，其中54.5%為初生母親，39%為第二胎，6.5%為第三胎。研究樣本中媽媽的平均年齡（ + 標準差）為28+4.38歲 (範圍：18-40歲)，嬰兒的平均年齡( + 標準差)是85+61.19天。大多數婦女(83%)沒有就業。樣本中13%的婦女受過小學教育，52%高中畢業，35%受過高等教育。33%的婦女報告曾有抑鬱史，2名婦女報告曾有除抑鬱外的其他心理問題。計劃懷孕的婦女佔84%，大約36%的分娩為順產，23%的婦女有墮胎史(見表1)。

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EPDS）所得均分為11.92+5.58，產後抑鬱症患病率(EPDS≥12分)為43.5%。社會網路維度的社會支持問卷所得均分為2.09+0.99，滿足感維度為5.01+0.86，這表明，儘管社會支持得分很低，但母親們從此受益頗多。社會支持網路所得均分在抑鬱與非抑鬱母親間有顯著差異(1.78+0.87 vs 2.33+1.00，p=0.00)。抑鬱婦女的社會支持的滿意度均分為4.68+0.88，非抑鬱婦女的社會支持的滿意度均分為5.27+0.75，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0 )。

產後抑鬱症與嬰兒疾病、孕期藥物使用和既往抑鬱史之間有統計學意義的關聯，但與受教育程度、就業、過去墮胎史、分娩類型、計劃或意外懷孕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新生兒年齡與產後抑鬱症之間的相關性無統計學意義(抑鬱和非抑鬱女性其新生兒平均年齡( + 標準差)分別為88.72 + 60.6 和82.13 + 61.7 ，p=0.45)。

邏輯回歸分析以確定社會支持對引發被試產後抑鬱症的可能性的作用(見表2)。嬰兒疾病，孕期藥物服用和既往抑鬱史都與產後抑鬱症增加的可能性有關；但即使考慮了上述變數，增加社會支持網路(SSQN)與降低產後抑鬱症出現的可能性之間仍有關聯。（原始OR=0.52，調整後OR=0.474，95% CI=0.331~0.679）。

住院婦女產後抑鬱症的患病率較高；

社會支持是一個獨立於其他風險因素的產後抑鬱症的保護因素；

建議：

第一，對產婦進行產後抑鬱症的篩查，以獲得乾預的機會；

第二，推動社會福利體制建設，特別是對那些有抑鬱史等可預測產後抑鬱症的人的關心；

第三，加強對夫婦的教育，以增加產婦孕期及孕期後的社會支持，減少產後抑鬱症的發生。

文獻來源：

Atefeh Vaezia, Fatemeh Soojoodib, Arash Tehrani Banihashemic, Marzieh Nojomic(2018).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women: A cross sectional study.Women and Birth,844 No. of Pages 5

文獻整理：王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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