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近代詩人陳去病在個人筆記《五石脂》中寫下“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陳去病在肯定揚州繁盛的同時，明確指出了揚州繁盛的原因，“實徽商開之”。揚州是一個被商人改變的城市。歷史上揚州繁盛，客商雲集，來自徽州的客商發揮了重要作用。揚州與徽商有著撇不清的關係。
揚州繁華千年，但因鹽達到鼎盛
歷史上的揚州並不是城市概念。“揚州”最早出自《禹貢》中所描述的九州之一，其範圍相當於淮河以南、長江流域及嶺南地區。此後，這個面積有所縮小，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相當於現在的“省”，到了隋朝才逐步向城市靠攏。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將揚州治所從丹陽移到江北，揚州才完成了在名稱區劃和地理位置上的統一。
無論是“省”還是“城”，揚州從來都不是一個落寞蕭條之地；相反，揚州獨有的繁華和富饒讓文人士大夫們心嚮往之。“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煙花三月下揚州”正是這種心境的生動寫照。這無疑不說明揚州的繁華。歷史上揚州因為地利而繁華。一是揚州處於長江與京杭運河的交叉處，“聚南北之衝”，加之揚州外可通海，這讓他成為重要的交通中心。歷史上南北的糧草、錢幣、礦產都可以經由揚州分運到各地，甚至到海外。二是揚州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政治中心，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道採訪使和淮南節度使都曾在此建立治所。三是揚州是中原士大夫南下渡江的必經之地，北方有兵災時，中原士人往往遷移揚州。如歷史上的“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都曾為揚州輸送了大量的人口。
揚州繁華千年，但因鹽達到鼎盛。揚州的鹽是“淮鹽”，有面積廣袤的“兩淮鹽區”，北接山東，南界兩浙，淮河橫貫其間。《明史·食貨志》記載: “淮南之鹽煎, 淮北之鹽曬。鹽在古代是戰略物資，實行國家管控，揚州也因此成為極為重要的鹽策要地，早在西漢時，吳王劉濞就在揚州築城，煮鹽鑄錢，富甲一方。揚州之鹽產自兩淮，但都在揚州城轉運，代表著國家食鹽管控的重要環節，獲利豐厚可想而知。清前中期更是有“揚州繁華以鹽盛”的說法。
揚州鹽商眾多，但徽商始終是主導
揚州繁盛直接得益於發達的鹽業經濟，這在明清體現的最為明顯。明朝洪武年間，國家實行“開中法”，在揚州設立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從此，商人運糧草、絲綢到邊境，政府給予一定的“鹽引”。商人憑借“鹽引”到兩淮鹽場支鹽，然後再運到售賣地。這其中，揚州由於地理之利，承接食鹽轉運，得利最大。同時，明萬歷之後，朝廷為加強食鹽控制，變自願交易為世襲承包鹽引，鹽業交易逐步向委託專賣製轉變，這給商人集團的崛起帶來了機會。
在此背景下，晉商、陝商以及徽商來到揚州，搖身一變成為鹽商。鹽商之中，徽商佔多數，他們“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鶩，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很快就成為揚州鹽商中的主流。據統計，從明代中期到清代乾隆、嘉慶，徽商始終是兩淮鹽商的主體。徽商匯聚揚州，白銀大量流入，一度和國庫收入平分秋色。康熙六次南巡、乾隆七次南巡，多數用度其實就是直接或間接來自徽商。巨額資金集中，成為揚州繁華興盛的根本所在。
徽商對揚州發展的影響
大批徽商的到來，對揚州的經濟發展、文化塑造、觀念認同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是由於徽商的推動，鹽業的興起，各地以鹽為生和籍鹽為食之人逐步多起來，這也是鹽業本身所帶動的；二是徽商的到來又帶動了揚州其他產業的發展，如飲食、戲曲、園林以及脂粉業都要較大的發展，這也是揚州商業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三是推動了揚州的市政建設。明末清初，揚州遭到大規模的破壞，在徽商的推動下，一些“壞道”、“廢橋”、“街肆”、“碼頭”得以修繕和治理，這讓揚州成為品味更加高端的城市；四是給揚州本地文化注入了新鮮因子。明時揚州有說法“秦腔歙語滿天下”，這是語言方面的影響；徽商癖好古董和文藝，這種風氣隨之帶到揚州，並影響了揚州文藝市場的風向，這位“揚州八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梁啟超眼中的徽商與揚州
“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可以說，沒有徽商的參與，揚州的繁榮就會少幾分，其文化也要遜色的多，這種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而梁啟超先生則將徽商的參與提升到另一個高度，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道“以徽商為主體的兩淮鹽商對於乾嘉時期清學全盛的貢獻，與南歐巨室豪賈之於歐洲文藝複興，可以相提並論。”
參考文獻：
1、梅叢蘭，孫海寧《明清徽商與揚州文化》；
2、薛平《南河下:揚州鹽業史的微考察》；
3、朱宗廟《徽商與揚州》；
4、朱萬曙《清代揚州徽商與戲曲》；
5、薛鋒，楊杏芝《清代揚州徽商與揚州八怪》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