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周濂的新書《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由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出版。該書的內容來自周濂面向大眾的音頻課程講稿。在成書時，他也特意保留了講稿痕跡。“因為這樣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會有比較強的代入感。我希望提供現場感和對話溝通的感覺。”
對西方哲學感興趣的朋友不在少數，但因為它不僅要求有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還要對西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入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周濂表示，至少從他得到的聽眾反饋來說是這樣的。同時，這樣的課程也是對老師的考驗，周濂說他最初低估了音頻節目的難度，後來發現“在課堂上老師會和同學隨時交流，也有肢體語言和面部表情的協助，還有PPT的展示，是多方位信息的匯集。但是對於錄製音頻來說，任何噪音或者碎詞兒都會特別刺耳。”
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次有益的嘗試。
周濂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由此話題，就西方哲學對現代社會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等問題，專訪周濂，訪談內容如下。
大眾視野和文科學界中的西方哲學
澎湃新聞：看到您會在評論區回復，以及在音頻中詳細回答問題。您感覺聽眾自身的哲學知識儲備如何？
周濂：有一批聽眾很投入，不僅全程跟學，而且每一講都會提問題。我也發現了幾個特別有哲學天賦的孩子。但是大部分聽眾還是沒有哲學根底，尤其是講到康德之後，他們就會覺得特別難理解、術語特別繁雜。所以怎樣將西方哲學講得平易近人，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
澎湃新聞：法國的高中就有哲學課程。
周濂：對。我在人大課堂上曾給學生念過法國高中畢業考試中的哲學試題，都是非常專業的，力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思辨能力，也要求學生具備一定的哲學史背景以及對現實世界的關懷。我覺得我們的中學教育在這方面都是缺失的。
澎湃新聞：那您在做音頻節目之前，有沒有參與過其他的哲學普及工作？怎樣推行會比較合理？
周濂：有一些面向大眾的哲學普及講座，比如陳嘉映老師就經常做類似的哲學講座，他講的哲學大眾都很容易接受。但我覺得，總體來說，目前國內哲學普及工作做得非常不夠，這同我們的傳統文化和思維習慣有很大的關係。在大眾文化市場中，中國歷史肯定是最吃香的，因為我們是史學的大國。相比之下，中國哲學又比西方哲學再吃香一些，談到“孔孟老莊”，大家也是能夠說上兩句的。西方哲學的概念體系、思維方式和講究邏輯推理的論證特殊性等等，對中國人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
澎湃新聞：同社會風氣的改變是不是也有關係？曾經的“西學熱”同樣也影響到了大眾文化。
周濂：當年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和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都賣到將近10萬冊，在今天看來也絕對是暢銷書的量級。這的確能算作一個時代精神的縮影。購買這些書的人也不一定會真正閱讀，但時代以此為時尚。
但今天不僅哲學被邊緣化，整個人文學科也是被邊緣化的。即使在大學校園裡，也很難遇到人們在日常對話中聊到薩特、加繆和福柯之類的話題，這些問題已在大眾視野範圍之外。我們當年讀大學，這些都是必讀書目，並且不僅限於哲學系，都以聊這些人名和他們的哲學體系為榮。
《存在與時間》
澎湃新聞：那您現在和文史學者交往時，會感受到西方哲學的邊緣化嗎？
周濂：我倒沒有這種感覺。一方面我和他們打交道的機會不是太多；另一方面，我能想到的為數不多的交往中，我覺得他們對西方哲學還是有比較強的敬畏精神。文史哲畢竟是相通的，作為專業人士，他們對西方哲學在西方傳統文化中所佔據的重要性是有深刻認知的。所以並未感覺到邊緣化。
澎湃新聞：現在文化類的媒體也主要關注文史方面，對西方哲學的關注要少得多。
周濂：我覺得他們也是從閱聽人的角度來考慮的。畢竟哲學的文章讀起來是比較乏味的。
澎湃新聞：考據文章也很乏味。
周濂：但對考據感興趣的讀者很多。比如對那種冷門歷史知識了如指掌的普通讀者還是挺多的。
澎湃新聞：哲學也民間也有廣泛的基礎。像去年世界哲學大會場外就有很多哲學愛好者。
周濂：我覺得民間哲學家的數量還是少於史學愛好者的，可以說是望塵莫及的。另外，中國人學哲學是容易進入誤區。民間哲學家的特點是要創建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宏大體系，用它來解釋世間萬事萬物。這是他們對哲學的誤讀。我覺得解釋萬事萬物的理論在古希臘時期存在過，中國的陰陽理論也是在做這個工作。但目前來講，西方哲學早已放棄了這個宏大的抱負，但是很多民間哲學家還在孜孜以求做這樣的工作。
澎湃新聞：在美國，分析哲學變成了主流。
周濂：對，哲學越來越專門化，越來越細分。在哲學內部也是隔行如隔山，不同領域之間並不能真正了解對方在做什麽，甚至很多行話和黑話也不能順利切換。尤其是最前沿的文章，比如說心靈哲學和分析哲學，如果沒有長期的哲學訓練和準備，可能根本就看不懂。
澎湃新聞：是否能將西方哲學的傳入和佛教思想的影響相提並論？除卻宗教的因素，前者為何更難被吸收利用？是因為概念的艱深還是思維方式的格格不入？相對來說，西方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的概念似乎更容易被接受，但也較多存在於象牙塔內。
周濂：其實是挺難相提並論的。如果一定要進行比較的話。首先佛教的傳入有一個非常漫長的本土化過程，中間遭遇了很多次來自儒家和道教的抵抗，但最終是被本土化了。而且本土化的過程一方面被當時的執政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佛教為普羅大眾提供了一種安身立命的思想資源。
我覺得西方哲學在本土化方面有些難度，首先在世俗化方面就比較困難，因為西方哲學始終是少數精英所掌握的一套話語和思維方式。如果將西方哲學放置在西方思想的大背景之中，它對西方的整體文化產生了一種迂回、間接但是非常重要的影響，比如說對事實本身的尊重，對真理的追求，對論證邏輯的強調。這些和中國既有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習慣存在著格格不入之處。
澎湃新聞：那時間會解決這個問題嗎？西方哲學的傳入時間其實也不算長。
周濂：我當然希望時間能夠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但有些時候時間似乎也不是萬能的。這可能同我們整個的語言系統有關係，語言是思想最基本的載體。西方人發展出本體論的思想，同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系等這些歐洲語言的獨特表達方式是有關係的，所以他們才會對“是”或“存在”的概念如此孜孜以求。但中國人天生對這些問題就不會很敏感，因為這些問題在我們的視域之外。但對批判性思維和邏輯論證嚴密性的追求，對事實本身的強調，我覺得可以通過教育慢慢普及或深入人心。但這個過程會相當漫長。
澎湃新聞：縝密的思維和科學精神是相通的，所以我們還是缺乏訓練？
周濂：一方面是訓練，另一方面我們用幾十年或100年走過了西方用500年甚至2500年走過的路，中間缺的課實在太多了，包括科學精神和在公共場合中的寬容精神，這些不是說僅靠講道理或者教育可以補齊的，事實上在西方社會也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和演變，甚至是在經歷了非常殘酷的社會鬥爭之後，才贏得的歷史成就。比如宗教寬容的產生是因為30年的宗教戰爭，六七百萬人喪命，才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認識到必須要接受宗教寬容的價值，這是血和淚的產物。科學精神的確立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我們都很熟知伽利略與布魯諾的遭遇。中國人在這方面抄了一條歷史的近道，繞過了某種意義上的必經階段。我們認識到了科學的重要性，但我們不知道真正的科學精神意味著什麽。我們崇尚科學家，但我們缺乏科學精神所必備的懷疑精神和求真意志。我們更習慣於服從權威，這種權威意識很可能來自中國傳統的慣性，只不過是換了崇拜對象而已。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作為後發國家通過走捷徑、抄近道獲利不少，但也因此付出了相應的代價，終有一天那些落下的課程都需要重新補過。
《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
澎湃新聞：現代文科學術強調的理論性和邏輯性是否可以在哲學原著的閱讀中獲得？對於有些人文學科，像文藝學之類，能夠引進西方的概念，但在理論的建構和論述方面很難推進，這和缺乏哲學訓練有關嗎？或者和學科專業化有關？
周濂：我覺得一方面是概念和理論的適用性問題，可能會產生方鑿圓枘的情況，如果生搬硬套西方的文藝理論和哲學概念，可能會出現不合適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許也有你說的問題，畢竟隔行如隔山，如果他們對西方哲學的來龍去脈和理論內部精細的概念區分不太了解，可能就會出現問題。我前兩天還聽朋友說起一位優秀的法律學者翻譯了一本政治哲學的著作，雖然他的治學品格毋庸懷疑，但還是出現了大量誤譯的情況，這個現象就能充分說明隔行如隔山。真正進入一個專業領域，是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的。但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又特別喜歡引用西方哲學的概念理論，這可能是一種時尚吧。
澎湃新聞：有種說法，北大哲學更重視問題為導向，複旦哲學更偏重哲學史，是這樣嗎？
周濂：我不了解這個說法。當年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北大也是以哲學史見長的。中國哲學教研室有自己的傳統，比如馮友蘭、張岱年、陳來等老師。西方哲學也有很好的學術傳承，比如剛剛去世的朱德生老師、包括更早的熊偉、洪謙等老師，他們也是偏重哲學史研究的。相比之下，當時的中青代老師以哲學問題為導向的狀態比較明顯，比如張祥龍老師和陳嘉映老師。他們不是特別注重哲學史的教學，以陳嘉映老師為例，他會開設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的原著課程，同時也會開以哲學問題為導向的課程，在課堂上拋出他自己感興趣的哲學問題，引導學生討論。我覺得這兩種方式結合起來最好，西方哲學史是基本功，但是研究哲學史最終還是為了理解和解釋這個世界，需要屬於自己的、獨特鮮明的問題意識。我個人的哲學研究還是偏重問題意識導向。
哲學與現代社會的過度反思
澎湃新聞：您曾和陳嘉映老師談到學習哲學可能會導致過度反思的問題。您自己有這樣的體驗嗎？這是西方哲學的內在矛盾嗎（思考有自己的界限，最終不一定能解決問題，比如將拖延症研究透徹也不代表就能克服拖延症）？整個現代社會的過度反思又體現在哪裡呢？
周濂：以休謨為例，他就是一個平衡感特好的哲學家，當他在篝火邊思考哲學問題的時候，會成為一個懷疑主義者，可是當他起身離開篝火時，這些哲學問題就會隨之拋在腦後。我覺得這就是一種特別好的狀態，在理論反思和生活實踐之間有意識地找到平衡點。其實笛卡爾的普遍懷疑也只是方法論意義上的懷疑，他也明確說過不能把這種懷疑運用於生活實踐，如果為了懷疑而懷疑，極易變成過度的或無限度的反思。初學哲學的人往往認為不斷地問“為什麽”就是具有哲學懷疑精神的態度，我認為這是對懷疑精神本身的誤讀。
澎湃新聞：這可能和學生還沒有太多生活經驗有關。
周濂：的確如此，學哲學很容易讓人“走火入魔”，尤其當沒有足夠的生活經驗作為支撐的時候，就會劍走偏鋒，誤將思想當成世界和生活本身。
澎湃新聞：一些人學哲學的初衷可能是希望解決某些問題和困惑的。
周濂：是的。我當時學哲學的初衷之一就是想把生活過明白。後來在學習的過程中才發現，哲學不負責解決這個問題。“把生活過明白”是生活本身的問題，而不是思想的問題。
澎湃新聞：過度反思似乎同現代性也有關係。我們剛才探討的是個體的問題。那整個現代社會是不是也存在過度反思的問題？
周濂：我覺得也有。我同陳嘉映老師在那篇現代性的對話中談到伯納德·威廉斯對現代社會的批評，他說這是一個全面反思和過度反思的時代，對生活的所有根基都要進行刨根問底地反思和追問。但我認為很多東西是經不起追問的。哲學思考的原初動機是要尋找一個無預設或自明的前提，但其實很多哲學理論和生活實踐的前提是給定的，這些給定之物是經不起反覆追問的。就像維特根斯坦所說的“河床”，它就是根基本身，如果再追問河床為什麽存在，河床背後的支點是什麽，就會陷入到虛無當中。
威廉·巴雷特的《非理性的人》
澎湃新聞：蘇格拉底所講的“認識你自己”和我們所說的過度反思有關嗎？
周濂：我覺得蘇格拉底試圖追問每個人是如何度過一生的，但是這種追問並不是說要將其整個生活憑空翹起，只是讓他們尋找真正有意義和有價值的生活到底是什麽，而不是否定人生本身。我們可以從更世俗經驗的角度來談論“認識你自己”，不一定要上升到哲學高度。比如，我們身處在這個時代，有大量的職業選擇和生活的可能性，我們需要了解“我是誰”、潛力在哪裡、興趣在何處、適合做什麽工作。我們經常遇到的困境是在做一個自己既不擅長又不熱愛的工作，或熱愛不擅長，或擅長不熱愛。當不能兩全時，就要做出選擇，並且承擔因此帶來的代價。我覺得“認識你自己”也包括在這方面做的選擇，只有認清自己所有的決定，也了解到因此要付出的成本和代價之後，才會安於在社會和世界中所處的位置，不會覺得所得少於自己的應得，不會產生怨恨心理，不會因此抱怨社會的不公。
澎湃新聞：但在現代社會中認識自己要比古希臘時代困難得多。
周濂：對。一方面，古代社會比我們現在要簡單得多，面對的可能性要少得多。另一方面，古代社會不是圍繞“自由”原則建立的世界，而是有很多給定的東西，比如子承父業、階層的相對固化。今天這個時代就完全不一樣了，比如出身寒微的人可以想象某天成為馬雲一般的人物。這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上升的希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帶來了巨大的失落感。在一個人人平等、充滿機會和自由的世界，失落感也是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澎湃新聞：但在現代社會中，“平等”也可被看作是神，是大家都想追求的東西，但現實中往往不平等更多，包括家庭和稟賦。
周濂：當代的英美政治哲學，尤其是自由主義，試圖改變這種狀況，希望一個人的一生成長主要因為個體選擇，而不是因為外在的偶然環境，包括家庭出生甚至是自然天賦的影響。但是社會制度能否兌現這種理論承諾，這是大問題。這對整個社會的經濟能力要求非常高，為什麽福利國家到今天有些舉步維艱，一個原因就是理論承諾遠遠超過了國家兌現承諾的能力。
澎湃新聞：在現代人看來，古代社會還是很難理解的，他們沒有我們現在所謂的線形時間觀。
周濂：線形時間觀講的是不斷進步發展的歷史觀，古代社會是某種意義上的循環史觀，歷史並不擁有無限進步的可能。除此之外，我覺得威廉·巴雷特的這個觀察也很有啟發性，他認為古代社會是被包裹在一個完整的、統一的理論當中，它負責解釋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經濟、政治、文化到我們日常的言行舉止，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被那個理論所解釋。現代社會不是這樣的，那個無所不包的理論不存在了，我們的生活變得碎片化。工作只是一份職業，和生活完全屬於不同的意義體系，沒有任何關聯。這樣一來，生活世界和個體的完整性慢慢在消失。我覺得這可能是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非常重要的區別，所以我們現在會出現意義的危機問題，會特別焦慮。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會被整全性理論包裹起來，就會活得相對比較寧靜。
澎湃新聞：那如何評價這兩種狀態？我們是很難回到過去了。
周濂：我覺得多數人是回不去的，少部分人通過重新投奔宗教或者特定社群的懷抱，可能會再次找回那種完整的統一感。但是多數的現代人是回不去的。如何評價古代生活和現代生活的好壞，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歷史就是以這種方式發生的，現在的生活方式帶來了很多好處，但同時它也喪失了前一種生活方式中特有的價值。我經常舉的例子是談戀愛，女孩子總是忍不住拿前男友的優點去衡量現任男友的缺點，但這種比較是不公平的，這種比較背後蘊含著想得到所有好處的奢侈願望。從一個價值系統到另一個價值系統，就像換男朋友一樣，是必然要付出代價的。哲學家或思想者的責任是負責指出缺點，但不負責提供解決方案，事實上也沒有解決方案。但是如果能夠看到並且理解了缺點本身，還能夠同這個代價達成某種和解，也是一種讓人變得更加完整和豐富的方式。
澎湃新聞：這種整全性很難理解。
周濂：真得很難理解。也許有宗教生活體驗的人比較容易把握。我自己讀威廉·巴雷特的那個觀點時就特別的有感覺，可能是因為我爺爺奶奶是基督徒，所以我也算有相關的直接生活經驗，能夠幫助我理解那部分人群。
澎湃新聞：說到“整全性”，有人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某種事業，尤其是上一輩人這種情況很多，這其中有“宗教”的感覺嗎？
周濂：有。我有時候看紀錄片以及觀察我的父母，他們是有很強的獻身感，不是僅僅為了養家糊口而工作，而是為了祖國的繁榮昌盛和更高的理想，即使工作再艱苦，生活環境再惡劣，他們還是鬥志昂揚的。後來包裹他們的這層光環消失了，還是會有很強的失落感，曾經那個意義豐韻的世界離他們遠去了。他們需要面對一個全新的、基於完全不同的標準建立起來的世界。
澎湃新聞：如果僅僅用收入來衡量自己的工作，有時候很難達到平衡，很多年輕人遇到這種情況，尤其是類似醫生這樣的行業。
周濂：醫學院的學生在入學的時候都要背誦《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言試圖賦予醫生這個職業一種神聖感，它的初衷是要抵禦世俗力量的侵襲，但是當這個光環褪去之後，如果用金錢或別的標準來衡量這個職業時，當然會產生各種患得患失的情緒。我覺得這是這個時代面臨的非常重要的問題。
桑德爾談過這個問題，他說本來市場經濟是個好東西，但是這個邏輯滲透到整個社會的時候，那就會出現巨大的問題。比如人和人之間的溫情脈脈，基於的不是金錢的標準，但我們今天談到友情的時候，也可能是用金錢來衡量的。我在朋友圈看到過一段話：什麽是真正的朋友？標準有兩條，一是半夜打電話你不會覺得被打擾，二是想借錢可以隨時開口的朋友。你看，第二條標準說的就是金錢。
所有的職業其實都有屬於其內在的標準。比如好的教師不是說賺錢多少，而是能否傳道授業解惑，好醫生的標準可能是救死扶傷等等。但我們現在不關心這些問題，而是關心對方的收入是多少。這就是被市場邏輯主宰後導致的結果。
澎湃新聞：所以這種意義感的尋求又變成了很私人化的問題。
周濂：一方面變成私人化，另一方面又回到之前說的那個問題，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由不同的邏輯、以複雜的方式互相支撐起來的，比如文化傳統、宗教、社群、市場的力量共同支撐起來的穩定結構。但現在除了政治權力和市場之外，再沒有別的邏輯。
《罪與罰》
澎湃新聞：現代社會是不是會讓人變得簡單？ 之前陳嘉映老師的訪談中講到美國的現代生活讓人變得簡單，比如很難理解托爾斯泰。現在的年輕人心理上也比老一輩要簡單一些，人與人之間的對抗變少了，多是個體同自身的“抗爭”，比如會遇到成長的問題等，這會影響到倫理學的思考方向嗎？
周濂：就生活本身來說，簡單是件好事情，但就理論反思和理論建構來說，簡單顯然不是一個好標準。這個得失之間是很難平衡的。讀不懂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幸運的事情，那些人不需要經歷那麽殘酷的人生，也不需要了解人性的陰暗面。但另一方面，對那些能夠讀懂的人來說也是一種幸運，能夠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和人性本身。當然，歷史越簡單，可能這個國家就會越幸福，但這可能不是人生和歷史的真相。現在西方世界要重新經歷這些複雜性和深刻性，所以有一天他們的年輕人可能也會讀懂這些複雜的文本。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