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休謨

[美]歐內斯特·C. 莫斯納，《大衛·休謨傳》，周保巍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750頁，138.00元。

終其一生，“做一個哲學家，但在您所有的哲學中，您依然是一個凡夫俗子”，一直是休謨信奉不逾的哲學和人生信條。而莫斯納教授這部已成經典的《休謨傳》的最大價值，同時也是其最為成功之處，便在於它在不世出的、早慧的哲學天才（休謨在二十八歲便出版了劃時代的哲學巨著《人性論》）這一傳統的形象之外，為我們複原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活色生香，充滿人間煙火氣的“凡人”休謨：一個“食不厭精、膾不厭巨”的饕餮之徒（Eaterati），一個精於做美酒煨老羊肉，並在餐後吃三種不同風味冰淇淋的美食家，一個因身量肥碩而被狄德羅誤認作是“飽食終日的伯納丁僧侶”的大胖子；一個自言以搞惡作劇為畢生志業的斯威夫特傳人，一個生性歡愉，骨子裡氤氳著一股孩子氣（infantine），甚至某種輕薄氣的智者，一個在日常生活和書信中善於插科打諢、嬉笑怒罵，並發明了成千累萬的俏皮話和解頤妙語之人；一個信奉“美德就是其自身的酬報”，並主張“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一個人總應傾力去做好事”的“好人大衛”（le bon David），一個顧念親情之人，不僅將終身未嫁的妹妹一直帶在身邊，而且為侄兒們的教育和升遷慷慨解囊，一個對窮苦人仁善備至之人，不僅為其兄長家的園丁推薦倫敦的名醫，向生活困頓的盲詩托馬斯·布萊克洛克（Thomas Blacklock）饋贈全額薪俸，而且還在遺囑中給身為“家中暴君”的女仆額外支付了三年薪俸；一個在日常生活中厲行節儉，從不給傭人小費之人，一個頭腦精明，善打惠斯特牌（whist)，並精於股票和公共債券投資之人，一個在與書商打交道的過程中長於盤算（曾建議其書商“最好不要讓市場一直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而是要等到供不應求的時候才擇機出版”），並最終為自己贏得了經濟獨立之人；一位雖才大如海，文思泉湧，寫得一手錦繡文章，但卻終生難以洗脫來自於莫斯鄉民那種 鄙陋口音之人，以至於蒙博多勳爵（Lord Monboddo）做出如下尖酸刻薄的評論，“休謨臨終前所懺悔的不是他的異教信仰，而是他的蘇格蘭腔”；一位雖自製力超群，但並非清心寡欲、對女性素所不敏之人，一個雖“好與女子調情，而決不使未嫁姑娘的母親發急，或已嫁姑娘的丈夫拈酸”的登徒子；一位絕非困守書齋、見識鄙陋的酸腐學究，而是博聞廣識，人情練達、世事洞明，在“智識”“社交”和“事功”之間保持一種完美的平衡，以過一種“混合的生活”（a mixed kind of life）為最高理想的啟蒙文人。

戀愛中的大衛

在中文學界，對於休謨，似乎有這麽一個刻板印象，也即認為休謨形如泥塑，呆若木雞，生活波瀾不驚，一輩子不結婚，沒有多少浪漫的談資和故事，很平庸。但看過莫斯納的《休謨傳》之後，大家就會發現，這純屬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事實絕非如此。若休謨的一生果真如此索然寡味、了無生趣，那他也不會勾起眼高於頂、月旦人物甚為嚴苛，但依然保持一顆童心的錢鍾書先生的興致。1931年格萊格（Greig）的《休謨傳》甫一出版，錢先生立馬就寫了一篇書評，並在文中稱：“休謨之所以不朽，誠然是因為他的哲學。但是，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不僅以哲學自限。於哲學家的頭銜之外，他還有許多旁的頭銜，例如：史家、文家、政治家、經濟家、買空賣空的商人，豬——伊壁鳩魯豚笠裡最肥的豬。”其實，在其跌宕起伏、搖曳多姿的一生中，僅就與女性的情感糾葛而言，休謨雖遠不如盧梭、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那般不拘行跡、放浪形骸（不僅出入風月場所，而且還在日記中津津樂道其中的細節），但卻也並不像其終生摯友亞當·斯密那般守身嚴正、不解風情。

雖然休謨曾一度聲稱“對於女人這樣一個主題，我的了解是極其膚淺的”，“在所有神聖的天體中，只有女性的運行軌跡是最無常的”；雖然休謨一向認為，與書籍相比，“妻子並不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並在其兄長約翰成婚時，曾含蓄地表達了他的如下疑慮：“對於這次婚姻的後果，我想他是無法進行精確的計算，並加以合理預期的。您想，即便是一個數學家，他又如何能確定一位賢妻和一個河東獅的準確界限呢？”但就總體而言，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休謨總是喜歡女性並樂於與她們打交道，而且終其一生也深得女性的歡心，誠如其“自傳”所言，“我尤喜與謙和的女子作伴，而我也沒有理由為她們待我的態度感到不快”。這絕非是休謨的自諛之詞，因為基思大使的女兒安妮就曾這樣評價休謨道：“我和我的姐妹們都屬於與大衛·休謨交往密切的那個圈子，他是一位最悅人的同伴，是有史以來最溫柔、最仁慈之人。在社交中，其禮節之質樸與和悅讓人有如沐春風之感。在家庭生活中，他充滿了魅力！總之，在我所認識的人中，他是最有價值和最討人喜歡的人之一。”常言道，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正是在與這些年輕女性交往的過程中，休謨也曾情愫暗生，並演繹出幾段頗有興味的風月佳話。

據傳，早年，休謨曾喜歡上愛丁堡一位“系出名門、魅力四射的年輕女士”，並向其表白過。但由於那時的休謨仍籍籍無名，而且又是鄉紳之家的次子，按規矩根本就沒有多少遺產可以繼承，於是，遂遭到那位女士的嫌棄和斷然拒絕。後來，在休謨功成名就之後，那位女士頗有悔意，遂托人向休謨說項，稱她已改變了心意，休謨冷冷地回應道：“我也改變了心意。”

休謨的第二段風月情事發生在都靈。在1748年隨聖克萊爾將軍的軍事代表團出使都靈王庭的時候，休謨瘋狂地迷戀上一位年輕漂亮、活力四射且古靈精怪的意大利貴婦——杜文南伯爵夫人（Countess of Duvernan）。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那位伯爵夫人雖不喜歡休謨，但卻樂得與他調情，並有意要捉弄他一番。於是，有一天，她特意將休謨約到自己的閨房，並事先安排好兩人共同的朋友詹姆士·考菲爾德躲在幕後，以讓他親眼見證這位偉大的哲學家是如何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並在她的撩撥下又是如何地神魂顛倒、情欲難耐。據傳，當休謨屈膝跪倒在伯爵夫人的面前，並張口結舌地傾訴著他快要被愛情窒息而死的時候，那位夫人雖機智但卻略顯殘酷地回答道：“君何出此言？這分明只是您身體機能的正常運轉而已！” 而不厚道的考菲爾德更是將這一滑稽場景形象地喻為一個大笨熊在向一隻意大利灰狗求愛。

休謨的第三段戀情最讓他刻骨銘心，也最為世人所周知。作為英國駐法使館的秘書，也作為 “不列顛的頭號文人”，此時的休謨早已名滿天下，而其熱戀對象也不再是籍籍無名之輩，而是當時法國名動天下的沙龍女主人（salonniere）巴芙勒伯爵夫人。巴芙勒夫人容顏絕代、魅力超凡，雖然當時已年近四十，但卻有著二十歲少女的清新面容，故而常常被比作“一尊精美的德累斯頓瓷器”。除了美貌，巴芙勒夫人還以博聞強識，機趣、喜好詭辯和富有文學品味而著稱於世。她英文讀、寫、說俱佳，並在巴黎引領親英之潮流。兩人之間的關係類似於“偉大導師”和“美麗的女弟子”之間的不倫之戀。巴芙勒夫人稱休謨為“我親愛的導師”，而休謨也稱巴芙勒夫人為“我溫潤可人的學生”，並自詡虧欠巴芙勒夫人“無數恩情”，因為正是她將自己從“對世事的漠不關心中拯救出來”。在這段關係中，休謨雖出於被動，但也顯然是動了真情。他曾情意綿綿地寫道：“年紀和天性上的衝淡，曾使我心如止水，對萬事萬物都少有興致。正是您魅力四射的談話和您活力無限的性格，又讓我的心靈重獲盎然生機。”“在我的一生中，人們絕無法說服我掙脫您樂於遞給我的雙手。您或許可以將我大卸八塊，剁成肉泥，但像我們國家那些執拗的動物一樣，我將死命地黏住您，您擺脫我的任何嘗試都是徒勞的。”在熾烈愛情的驅使下，休謨甚至一度曾打算與巴芙勒夫人私奔，並在某個有著古老榮光的希臘小島上安度餘生：“難道我們就不可以住在某個希臘的小島上，在一片寧靜豐足之中呼吸著荷馬、薩福（Sappho）和阿克那裡翁（Anacreon）所曾歆享過的空氣？”但令人遺憾的是，巴芙勒夫人對於休謨的愛更多地是出於虛榮，她所貪慕的正是休謨當時在巴黎的盛名：正像霍拉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所說，“威士忌、理查遜（Richardson）（寫《帕米拉》的那位小說家）和休謨，是此地唯一流行的三件物什”，也正如查爾蒙特勳爵（Lord Charlemont）所指出的那樣，當時巴黎名門閨秀的香閨“如果沒有了休謨的光顧，就仿佛缺少了點什麽，就好像對於一種高貴的生活方式而言，認識我們的哲學家是不可或缺之物”。但巴芙勒伯爵夫人內心所真正貪戀的，卻是身為法國王妃的世俗榮耀，並一心圖謀由孔蒂親王的情婦，轉正為其明媒正娶的妻子，只是將休謨作為退而求其次的備胎。巴芙勒夫人愛情世界裡這種“二等公民”的地位，讓休謨倍感挫折和羞辱。在這種情況下，一向崇尚人格獨立的休謨不僅立即中止了與巴芙勒夫人的曖昧關係，而且在卸去大使代辦的公職後，再未涉足法國半步，儘管巴芙勒夫人一再邀約。

只是到了晚年，休謨才遇到了一段雖溫馨感人，但卻讓人唏噓不已的真愛，而其對象正是蘇格蘭財政法院首席法官羅伯特·奧德（Robert Ord）之女南希·奧德（Nancy Ord），一位可愛迷人、正值青蔥妙齡的英格蘭女士。兩人一見傾心，而就休謨曾專門委託南希幫其挑選新房牆紙這一舉動看，休謨也確曾動了與其成婚的念頭：“我現在正忙於建房，這是人生中的第二件大事，如果說迎娶新娘是人生頭等大事的話——我希望這一天早點到來。”對於當時風聞的休謨即將結婚的消息，一位匿名人士忿忿不平地寫道：“為了迎娶一位凡塵女子（a mere mortal），休謨甚至不惜要離棄他那不朽的情人，他的歷史繆斯，這實屬一件憾事！難道一個男人竟會棄全世界的歡呼和崇敬於不顧，而甘願成為一個女人的私產？”雖然傳言已經沸反盈天，但休謨終因憚於自己的年歲和日漸衰老的身體，不得不心懷遺憾地作罷。但在臨終前，休謨不僅在遺囑中向南希小姐饋贈了購買戒指之資，而且還在病榻上給她寫了一封催人泫然淚下之信：

過不了多久，您可能就要失去這個世界上最深愛和敬重您的一個人。我親愛的南希小姐，請以同情和仁善之心接受這個宣告吧！ 我知道，對於像我這樣一位行將朽木之人，居然不可自抑地愛上您這樣的妙齡女子，這實屬荒唐之舉。但是，在您身上，我看到了那麽多不同凡響的才德，這難免讓人情不自禁地心生愛意，故而我也就原諒了自己的魯莽和不慎。而您待我又是那樣地親切溫柔，這我又怎會感受不到呢？在我的一生中，這既是最適得其所的一次愛戀，也固然是最後一次愛戀。我知道，在捧讀此信時，您必然是雙眼噙滿了淚水，而在寫此信時，我也是淚眼模糊。

休謨辭世後，南希終身未嫁。

斯威夫特的傳人

正如莫斯納所言：“如果每一位小醜都希望化身為哈姆雷特，那麽，為什麽哈姆雷特就不能希望偶爾客串一下小醜呢？”實際上，終其一生，休謨一直懷揣著“小醜”的夢想，並以斯威夫特傳人自居（曾打算續寫《格列佛遊記》）。在給友人的信中，休謨曾這樣寫道：“難道您不認為，對我而言，在有生之年保持著對於優遊閑散和插科打諢的嗜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嗎？”

如果說，在休謨看來，“世人並不熱衷於接受真理（how little disposed the World is to receive truth）”，如果說“大多數世人都甘受擺布和愚弄”（So great dupes are the generality of mankind），如果說人們的行為更多地受製於天性、激情、習慣而非理性，如果說人們總是更偏好“輕鬆而明顯的哲學”（relaxed and obvious philosophy）而非“精確而深奧的哲學”（accurate and abstruse philosophy），那麽，在與“理性與美的敵人”作鬥爭的過程中，在與那些“頭腦愚鈍、心地冷酷者”做鬥爭的過程中，懷疑、機智和反諷便成為最佳的武器：如果說懷疑可以揭露各種形而上的獨斷學說、毫無根據的黨派偏見、愚昧無知的宗教迷信和虛矯浮誇的宗教狂熱在智識和邏輯上的錯謬不實，那麽，機智和反諷則進一步地凸顯出了它們在道德和實踐上的表裡不一、虛假可笑。針對“慳吝”這一不可救藥的惡德，休謨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更願讚成那些以機智幽默抨擊慳吝的人，而不是那些以嚴肅的方式去治療它的人。對染上了此種惡德的人，好心好意幾乎毫不湊效。”

在《休謨傳》中，莫斯納以其如椽的大師手筆，為我們成功地複原了休謨這一本真灑脫、桀驁不遜、涉語成趣的智者形象。雖然生活於一個新生的商業社會，雖然一直致力於經濟獨立，但休謨從未被金錢和物質利益所馴化。在晚年，當書商以高價誘使他續寫《英國史》時，休謨雖斬釘截鐵但又不失幽默地回絕道：我必須拒絕這種提議，“原因有四：我太老，太胖，太懶，太富”。休謨也從未被權力所馴化，誠如他自己所說，當時的英國，雖然民權黨把持了一切有利可圖的權位，但他“從不獻媚邀好於權貴”，他既不討好輝格黨，也不討好托利黨，而是始終保持一種不偏不倚的超越立場，“無論是議論政治，還是品藻人物，我都允執厥中（moderate）”，“在對事上，我更偏向於輝格黨的原則，而在對人上，我更認同於托利黨的偏見”。休謨甚至也不為政治所馴化，在給友人的信中，休謨寫道：“我既不厭懼，也不希望從別人那裡獲取任何東西，無論是攻擊，還是恩惠，我都無動於衷。我不僅不會因為政治上的考慮而犧牲真理和理性，我甚至都不願為政治上的考慮去犧牲一句笑話……我寧願被視為一個風趣之人。”正借助於這種“頭腦清明，對一切事都保持懷疑”的懷疑主義心智，正憑借著這種以筆為投槍和匕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急智和機趣，讓休謨不僅在生前成為愛丁堡、倫敦和巴黎社交界的寵兒，而且在身後也成為後人們所一直津津樂道的不朽傳奇。

據傳，有一次，當休謨與華萊士夫人乘船共渡福斯灣時，一陣狂風襲來。平日裡歡快自如的華萊士夫人由於害怕溺水，不禁失聲尖叫起來，而自幼患暈水症的休謨也不禁脫口而出道：我們或許很快就要葬身魚腹了！“那它們會先吃誰呢？”華萊士夫人絕望地哭喊道。“您幹嘛哭啊，夫人，那些魚要是貪吃鬼的話，肯定會先吃我；那些魚要是美食家的話，肯定會先吃您。”還有一次，休謨與幾位年輕的女士在亞當夫人家喝下午茶。由於談得興起，身量肥碩的哲學家不知不覺間將椅子壓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待掙扎著爬起來之後，大衛一本正經地訓斥道：“年輕的女士們，請您們告訴亞當先生，讓他務必為重量級的哲學家（heavy philosopher）多準備幾把結實點的椅子。”

當然，有時候，休謨的玩笑難免開過了頭，遂成為一種十足的惡作劇，而這正應了他關於自己性格的那句自我刻畫：“好人而以做壞事為目的。”據載，某個星期天上午，在出門散步的時候，我們的哲學家遇到了愛丁堡鼎鼎大名的銀行家詹姆士·亨特·布萊爾爵士（Sir James Hunter Blair），他們夫婦二人正在去教堂的路上，於是遂好心地邀休謨同往。“什麽？”休謨回答道，“與你們一道去教堂？！那些稅吏和兌換銀錢之人可是被用鞭子逐出了神的殿堂！不，不，我絕不會與這樣的人一道進教堂的。” 還有一次，在參訪因弗拉雷時，休謨受邀陪同伊麗莎白·漢密爾頓夫人一道去教堂聽布道。由於整個布道是以不合理的懷疑主義為題，漢密爾頓夫人遂不懷好意地評點道，“這是講給您聽的，休謨先生”。但不曾想，在布道結束時，那位牧師又說道，“現在，我的朋友們，我要對首席罪人（the chief of sinners）說幾句話”。——“這是說給您聽的，夫人！”休謨不失時機地反唇相譏道。

但是，休謨也並不缺乏自嘲精神，比如他常常拿自己的肥胖來打趣：“為什麽總是胖子，而不是瘦子，成為人們打趣和取笑的對象？這到底應歸咎於人類的怯懦呢，還是應歸咎於人類的仁慈？也許我們胖子通常並不像你們瘦子那樣富於急智，所以，人們認為取笑我們或許更容易些。也許，我們胖子是一群比較友善之人，人們認為在取笑我們的時候不會有多大的風險。”不僅如此，休謨也不憚於拿自己不幸的個人際遇來開玩笑。有一次，看到來訪的休謨興致頗高，查爾蒙特勳爵遂好奇地追問道：“大衛，什麽事這麽高興啊？”“什麽事？老兄，”休謨回答道，“我剛剛聽聞了我這輩子所聽過的最為開心之事。雖然言詞鋒利，但說得妙極了。在早上的一個聚會中，我抱怨世人待我甚薄（ill treated），我過去所遭受的責難不僅嚴苛，而且極不合理：我寫了那麽多書，儘管其中當受譴責的內容只有寥寥數頁，但就因為這幾頁，我受盡了責罵，並幾乎要被碎屍萬段。這時，在場的一位素不相識的哥們直言道：‘你讓我想起了一位故舊。他是一位因犯了偽造罪而被判處絞刑的公證人。在臨刑前，他悲歎判罰的不公：儘管過去所簽署的合法公文成千累萬，但現在卻因區區的一行字而被絞死！’”

但政治和宗教才是休謨真正所鍾情的調笑對象。作為一名文學上的智者，休謨的意圖是不言自明的，也即以“機趣”和“反諷”為工具，來解構當時不容挑戰、不容懷疑的各種主流的意識形態和黨派偏見，如政治上的輝格主義及其“古代憲製”神話，如“各種主義中最恐怖的詹姆士二世黨人主義（Jacobitism）”。對於世人根深蒂固、黨同伐異的“派性”及派系鬥爭，休謨曾這樣哀歎道，“在所有的激情當中，派系之爭（faction）對道德的巨大破壞作用僅次於狂熱（fanaticism）”，“一旦一件事情沾染上派系之爭的色彩，即便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也會演變成一樁大事”。休謨還進一步指出，就算哪一天“上天”開眼，並有幸取消了輝格黨和托利黨，那麽，人也會以最微不足道的理由重新站隊——譬如重新劃分為“胖子黨”和“瘦子黨”，並繼續相互傾軋。而對於“詹姆士二世黨人主義”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蘇格蘭的瑪麗女王，休謨更是不惜以“蕩婦和殺人犯”相稱。據載，休謨蘇格蘭律師公會圖書館的同事沃爾特·古道爾（Walter Goodall）是一位狂熱的詹姆士二世黨人，他平生有兩大嗜好：一個是蘇格蘭的瑪麗王后，一個是杯中物。有一天，當休謨走進圖書館時，發現沃爾特正枕著他的論文手稿醉醺醺地鼾聲大作。懷著歡快的心情，休謨躡手躡腳地走近，並將嘴湊近沃爾特的耳邊，然後聲竭力嘶地高喊道：“瑪麗女王是一個蕩婦，她謀殺了自己的親夫。”沃爾特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在半夢半醒、睡眼惺忪之際縱身撲向休謨，一把掐住其喉嚨，將其推到圖書館的另一頭，並不停地大喊：“休謨是一個下作的長老會牧師，正如其前輩謀殺了瑪麗女王的人身一樣，他現在又來謀殺她的人格。”

而當時盛行的各種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熱更是休謨火力全開的對象。休謨曾公開聲稱，“教會是我素所憎惡的”，而“教士也是確當的取笑對象”。休謨認為，與社會上的大多數職業在實現個人志向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利益不同，神職人員要實現自己的個人志向，“往往只能通過促進愚昧、迷信、盲信和假虔誠的欺騙行為”。正基於此，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行文著述中，休謨總是以譏刺宗教為樂。據傳，在休謨的晚年，一位信仰極其虔誠的蠟燭商之妻，不請自來擅自闖入休謨家中。她不僅粗暴地對休謨的懷疑主義之惡做了一番長篇大論，而且還祈禱他能認識到自己生活方式的錯謬。在詢問過她的謀生方式後，休謨回答道：“好心的婦人，既然你如此熱心地希望我能受到內在光亮（inward light）的啟示，那麽，我懇請你也能給我提供一些外在的光亮（outward light）”（意指賣蠟燭給休謨）。於是，拿著一筆兩英石的蠟燭訂單，那位婦人便歡天喜地地走了。

而休謨所講述的兩段改宗基督教的故事更是讓人忍俊不禁。第一段故事是這樣的：一位英國傳教士成功地讓一位美洲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並將其帶到倫敦展覽。在經過一番教義培訓之後，這位印第安人被邀參加聖禮。牧師隨後問詢道：“好的，我的孩子，你是不是更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愛！……你的靈魂是不是變得更加溫暖？”——“是的，”那位小個子休倫人（Huron）回答道，“葡萄酒確實不錯；但如果是白蘭地，我相信我的靈魂將更會更加適意。”另一個故事是講：一位在莫斯科服役的著名將軍在巴黎養傷時，帶來了一個他俘虜來的土耳其年輕人，名叫穆斯塔法。索邦神學院的一些學者認為這個可憐的土耳其人由於缺乏教養而遭到咒罵是一件憾事，於是便極力誘惑穆斯塔法該信基督，並以此世的大量美酒和彼世的天堂為允諾，以作為對他的酬賞。這些誘惑太大了，根本無法抗拒；因此，在受到充分的訓導和教義問答訓練之後，他最後同意接受洗禮和主的晚餐。然而，牧師為了讓一切都穩妥可靠，仍然繼續他的訓導；於是，在第二天見面時，牧師便又問一些尋常的問題：“有幾個上帝？”“一個都沒有。”本尼迪克特（這是他的新教名）回答道。“什麽！一個都沒有？”那位牧師驚叫道。“當然，”這位誠實的改宗者說，“你一直告訴我只有一個上帝；可是昨天我已經把他吃掉了啊。”

這也正印證了休謨的如下判斷，教會和教士之所以心懷戒備、草木皆兵，以至於不能承受哪怕一丁點的嘲弄和冒犯，其真正的原因即在於：“他們實在荒唐可笑。”

混合的生活

誠如莫斯納自己所言，絕大多數讀者對於休謨本人的興趣，要遠遠大於對其思想的興趣，故而，在這部休謨傳中，“人佔據了主要的舞台，而其觀念只是為其行動提供了理據”。持平而論，僅就對休謨思想體系的厘定、辨析和詮釋而言，莫斯納並沒有花費太多的精力和筆墨，也談不上有多少原創性的貢獻。但莫斯納真正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在歷史上，他首次以豐贍詳實的史料，酣暢淋漓、行雲流水般的敘述，為我們逼真地呈現了休謨相互交織的、多重的、複調的生活，也即哲學的生活（philosophical life）、社交的生活（sociable life）和行動的生活（active life）。

作為一名精研人性的哲學家，休謨對於“人”有著自己獨到而複雜的理解：首先，人是一個“理性的動物”（reasonable being）,這就意味著人必然要在某種程度上從事抽象的理論化活動，也即過一種青燈古卷式的哲學生活（或曰沉思的生活）；其次，人還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sociable being），這意味著，在純粹的理論思辨之外，人必然還要“享受可意的有趣的交遊”（agreeable and amusing company）；最後，人還是一種“行動的動物”（active being），故而在哲學和社交之外，人還不得不從事某種“職業和事務”(business and affairs)。在休謨看來，要實現這三重人性規定，並進而成就整全的人生，“哲學”“社交”和“事功”（職業和事務）這三者必須互為奧援，缺一不可。也就是說，人們必然要過一種“混合的生活”（a mixed kind of life），因為“自然似乎指示給我們說，混合的生活才是最適宜於人類的，它並且秘密地警告我們不要為這些偏向中任何一種所迷惑，免得使他們不能適合於別的義務和享樂”。唯有經過這三種生活樣式的反覆涵育和歷練，才能成就休謨所心儀的那種理想人格：“他對於書籍、社交和職業（books, company, and business），都能夠有相當的才能和趣味；他在談話中仍能保持文雅的文章（polite letters）中那種明察和幽雅；他在從事於職業時仍能保持正確的哲學（a just philosophy）所自然給人養成的那種忠實和精確（probity and accuracy）。”正如亞歷山大·蒲柏在稱頌朗吉努斯時所寫的那樣，“他自身的范例強化了其全部的法則；他自身就是他所描述的那種偉大的崇高”，而休謨自己也正是他所推崇的這種“混合的生活”的完美典範。

如果說一個哲學家的生平是由其作品所寫就的，那麽，可以肯定，熟諳休謨哲學生活的讀者當不在少數。而與之相較，熟諳休謨的社交生活和行動生活（也即休謨所從事過的“職業和事務”），並能透徹地理解這種社交生活和行動生活對於休謨哲學之意義的讀者，恐實屬寥寥。而在這部《休謨傳》中，透過一種精細的工筆勾勒，莫斯納不僅為我們詳盡無遺地展示了休謨跌宕起伏、搖曳多姿的行動人生和社交人生，而且也為我們進一步地思考休謨的哲學賴以在其中孕育、生長的生活環境和社會氛圍，思考休謨的“哲學”和“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僅就職業和事功而言，休謨的一生堪稱傳奇，而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一個蘇格蘭“屌絲”的成功逆襲之路。也即由一個不諳世故，屢以文字冒犯老闆的商行學徒，一個孤苦無依、備受欺辱的權貴之家的家庭教師和貼身隨從，一個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隨軍副官，一個求職屢遭否決、灰心喪氣的大學候任教師，一個待遇寒薄、寄人籬下的圖書管理員，成功逆襲為一個待遇豐厚、身份光鮮的大使秘書，並最終榮升為北方部的副國務大臣，一個以政治為業，每天在國務大臣官邸接收和處理來自“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的所有機密資訊”的“小政治家”（petty statesman）。而在這一過程中，休謨也逐漸地褪去其身上那種鄙陋的鄉野氣，由一個天真質樸、羞澀訥言的鄉村青年，搖身一變為一個談吐不凡、機敏權變、應付裕如的社交高手，活躍並流連於愛丁堡、巴黎和倫敦三地的精英社交圈，並在一種觥籌交錯、輕鬆愉悅的氛圍中“平靜地享受著理性的盛宴”。對於休謨身上的這種顯見的“社交性”（sociability），一位到訪的英格蘭紳士曾這樣評價道：“蘇格蘭的哲學家既不故弄玄虛，也不故作深沉，他們知無不言，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情感，沒有任何的偽飾或保留。這種恢弘的性格在休謨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從不冒犯任何人。可是，當談話涉及到道德或宗教上的特定主題時，他自由地表述自己的真情實感，並帶有一種讓人性增輝的力量和尊嚴。”

但是，在莫斯納對於休謨行動人生和社交人生的這種詳實而妙趣橫生的描摹之下，我們尚需進一步追問的是，對於休謨的哲學而言，這種跌宕起伏的職業生涯，這種觥籌交錯社交生活到底意味著什麽？它對於休謨哲學思想的發展到底有何種影響？

首先，它幫助休謨洞悉人心，熟諳世事，並為其“人性科學”的建構提供了第一手的實驗材料。正如休謨在《人性論》的“序言”中所申明的那樣，要確立一門和自然科學“同樣確實、而且更為有用”的“人性科學”，我們必須“審慎地觀察人生現象”，並“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就著人類的交際、事務和娛樂去取得實驗材料”。正是在多種職業生涯和人生際遇的歷練中，在各色社交場所與三教九流人物的斡旋交涉中，休謨逐漸地熟悉了人性法則，洞徹了人性中各種隱晦的線索和錯綜的情節，並進而錘煉出對於人類行為之隱秘動機的高超解讀能力，以及對於人類經綸事務如神諭般的判斷力，從而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力透紙背、屢驗不爽的理論斷言：“鼓吹愛國，籠絡人心，一向為僭主篡權大開方便之門；阿諛逢迎，總是包藏著背信棄義的禍心；常備軍隊，無非是通往專製統治的橋梁；讚美上帝，不外使教士們坐收世俗之利。”

其次，它讓休謨的哲學植根於人類生活，植根於日常經驗和日常實踐，從而成為一種“常識哲學”，成為一種“對日常生活系統化、經過校驗的反思”，而不是縱情於“熱烈的想象”，從而淪為充滿了各種凌空蹈虛的詭辯、虛幻不實的假設和玄奧微渺的推理的“虛妄的哲學”（false philosophy）和“誇飾的哲學”（extravagant philosophy），成為既與世人無關，也不為世人所理解的東西。在休謨看來，這種虛妄和誇飾的哲學之所以大行其道，其罪魁禍首便在於哲學家與日常生活的懸隔。如果哲學家過著一種獨學無友的生活，“困守於高等學府和鬥室”，“與世事和良伴相隔絕”，那麽，“他所得出的種種結論將變得不切實際，如同它陳述的文體風格一樣令人費解”。“的確，一個人若在其所有的論證中從不參照經驗，或從不在大眾的生活和交談中探究那種經驗（唯有在普通的生活和交談中才能發現它），我們還能指望從他那裡得到什麽呢？”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休謨指出，“一個純哲學家的為人，是不常受世人歡迎的……因為他的生活同人類遠隔了，而且他所沉醉於其中的各種原則和觀念也都是人們一樣也不能了解的”。

最後，它還成為極端懷疑主義的解毒劑和有效的矯治手段。雖然休謨主張，“在人生一切事務中，我們仍然應當保存我們的懷疑主義”。因為唯有秉持這種懷疑主義的心智，我們才能克服人類心靈所固有的“因循的惰性”“魯莽的暴戾”“高度的妄想”和“迷妄的輕信”。但是，如何才能將這種懷疑主義保持在合理健康的範圍之內，而非走過頭，以至於不僅摧毀了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切推理，而且也破壞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信念和行動，並最終陷入一種“哲學的憂鬱症和昏迷”呢？顯然，在休謨看來，唯有在由行動和社交所構成的“日常生活”中，人們才能找到克服極端懷疑主義的不二法門。

最幸運的是，理性雖然不能驅散這些疑雲，可是自然本身卻足以達到那個目的，把我的哲學的憂鬱症和昏迷治愈了，或者是通過松散這種心靈傾向，或者是通過某種事務和我的感官的生動印象，消滅了所有這些幻想（chimeras）。我就餐，我玩雙六，我談話，並和我的朋友們談笑；在經過三、四個鐘頭的娛樂以後，我再返回來看這一類思辨時，就覺得這些思辨那樣冷酷、牽強、可笑，因而發現自己無心再繼續進行這類思辨了。

雖然極端懷疑主義的各種詭辯和玄奧的推理，可以在鬥室中繁盛，但一旦人們走出房間，“置身於日常生活事務”，那種過度懷疑主義的結論便“煙消雲散了，正如夜間的幽靈在曙光到來時消失去一樣”。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因生活和生存之必須而“不得不行動，不得不推理，不得不信仰”的人們，必然會將極端懷疑主義的教義拋之九霄雲外，轉而訴諸“常識”，訴諸“日常生活”的邏輯，就像休謨所指出的那樣，人們——包括那些極端的懷疑主義者——之所以仍然相信“火能生暖，水能提神”（雖然理性的解證並不能證明這一點），那只是因為他們如果作其他的想法，那是注定“會吃大虧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休謨指出，“最能推翻皮浪主義或過分的懷疑原則的，乃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動、事務和工作”。（文/周保巍）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