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漢語人文學術終身成就獎李學勤學術成就評議意見書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先生於2019年2月24日晨在京謝世，享年86歲。

2013年7月8日，李學勤先生曾榮獲首屆“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就獎”，由北京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複旦大學、中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和四川大學專家學者組成的20人的學術評議委員會一致認為，李學勤長期專注於歷史與文化的研究，注重將文獻與考古學、古文字學成果相結合，在甲骨學、青銅器及其銘文、戰國文字、簡帛學，以及在匯通上述領域學問來重建中國先秦古代史等研究領域均有重要建樹，獲獎實至名歸。

今刊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張三夕教授當時對李學勤先生學術成就的評議意見書，以見李學勤先生學術之大體，並以此作為對逝者的紀念。

來源：清華大學新聞網

首屆漢語人文學術終身成就獎評選

李學勤學術成就評議意見書

張三夕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自1952年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著《殷墟文字綴合》起，李學勤先生從事學術研究已經六十年了。六十年來，他在漢語古文字研究、考古學研究、古典文獻學研究、先秦史研究以及學術史研究等諸多領域勤奮耕耘，取得了傑出成績。他曾經把自己的研究領域概括為“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或“中國古代研究”這一“特殊的學科”。（見《中國古代文明十講·序言》，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截止2012年，他已出版學術著作三十餘部，其間雖不無重複之處（如《走出疑古時代》中第一篇第一節談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中第二講的部分內容重複，此文又收入《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與《失落的文明》第三十七至四十三則基本重複；又如《中國古代文明十講》一書裡重複提丹尼爾、克拉克洪有關“文明”要素的觀點，分別見第35、84、90頁），但仍可見出其學術研究的旺盛活力，這些學術著作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學術影響。

在漢語古文字研究方面，按李先生理解，這個領域的學術研究常常被劃分為四個分支：甲骨學、金文學、戰國文字研究與簡帛研究（參看其《古文字學的四個分支》，收入《失落的文明》）。李學勤先生在這四個分支學科裡均有自己的建樹。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李先生就對甲骨文“很有熱情”，當時年少的他認為，“符號邏輯與甲骨文有共同點，即神秘難懂，所以很有吸引力”（《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他參與了殷墟發掘的甲骨文的綴合、整理工作，用排譜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歷史地理，提出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辭”說，並就歷組卜辭等問題提出兩系九組的新分期法。他還鑒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在甲骨學研究的種屬、形製、整治及文字識讀等方面多有創獲。李先生在上世紀60年代至文革期間，因參加修訂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一冊，得以對青銅器著錄與出土材料進行整理。他注意到，青銅器研究不能過分偏重銘文，還要考察形製、紋飾、功能、組合、工藝技術等問題，特別是紋飾，堪稱青銅器的“語言”。1980年代是李先生發表青銅器研究成果的一個相對集中期，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新出青銅器研究》收錄了43篇論文，該書《後記（二）》還附了另外13篇論文的目錄。後來他在國外及港台地區訪問時考察當地收藏的青銅器，又寫了許多論文，其中大部分收入《四海尋珍》（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這兩部著作集中反映出李先生在青銅器研究方面的貢獻。

李先生自1974年以後關注於戰國文字與簡帛研究。他因工作關係，有機會參與長沙馬王堆帛書中的醫書、雲夢睡虎地秦簡等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他利用這些新材料，對戰國以至漢初的學術史、文化史進行探索。後來他又投身於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清華簡等戰國簡的研究。在對大量簡帛實物研究的基礎上，他認為“簡帛文字的研究對中國古文字學是有很高價值的”（《論新出簡帛與學術研究》），並積極推動戰國文字學的學科發展。

李先生在古文字學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績，是與他重視考古學分不開的。因為，他意識到，“古文字學的研究必須以考古學為基礎”（《失落的文明·序》，傅傑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古文字學與考古學的聯繫是最明顯的”（《古文字學與相鄰學科》，見上書第11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李先生的學術起點是考古學。1952年他進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編《殷墟文字綴合》，開始其學術生涯。他運用考古學的層位學和類型學的方法來判斷古文字材料的性質和年代等問題，可謂駕輕就熟。他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殷墟發掘的考古學報告，幫助他糾正過去支持“文武丁卜辭”說的錯誤。李先生在考古學上的造詣得益於他有機緣在海內外許多地方近距離實地考察出土文物。李先生在考古學上的成就還表現在他具有一種世界眼光，善於對中外考古學進行比較研究，這一點從《比較考古學隨筆》一書中得以窺見。儘管這種博大的世界眼光，是從中國現代考古學前輩李濟、夏鼐等先生那裡繼承而來，但李學勤的比較考古學也有自己的見識，他把比較考古學的範圍劃分為由近及遠的五個層次，從中原地區各文化的比較研究逐步擴展為環太平洋諸文化的比較、各古代文明之間的比較（參看《比較考古學隨筆·引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中國銅鏡的起源及傳播》、《續論中國銅鏡的傳播》、《商代通往東南亞的道路》諸文，很好地展現了李先生比較考古學的世界眼光。

在李先生的學術版圖裡，與漢語古文字研究、考古學研究密切相關的是古典文獻學研究。他讚同饒宗頤先生把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拓展為“三重證據法”：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同時強調“研究古文字一定不能放棄文獻方面的功夫”（《理論·材料·眼界》，見《失落的文明》）。在古典文獻專書整理與研究方面，他早年參加過方以智《東西均》的審校加注工作（點校本《東西均》，中華書局1962年版），後來寫過《周易經傳溯源》的專著（長春出版社1992 年版，修訂本改為《周易溯源》，巴蜀書社2006年版）。李先生對一些先秦典籍的文獻學問題做過深入研究，如孔子與《易》及《春秋》的關係，《老子》的年代、《管子·心術》等篇的學派屬性、《鶡冠子》真偽等。《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集中收錄了李先生在古典文獻整理與研究領域的成果。李先生研究古典文獻的最大特點在於他有出土文獻的參照，1986年，他根據新發現的大量簡帛書籍與顯存古書相比較，概括出古書在產生和流傳過程中的十種情況（《對古書的反思》，收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現在看來，仍然是精到的。

李先生對先秦史的研究涉及範圍很廣，早年研究過殷商的地理問題（見《殷代地理簡論》，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後來集中在文明問題上，其中《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一書表明，他把考古學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古文字學看作是廣義的歷史科學的一部分，“其目的在於重建已被湮沒遺忘的古代歷史”，因此，他關心的問題是“怎樣將考古學與歷史理論和文獻知識結合起來”（見該書《1984年版序言》）。這部著作在李先生學術著作中“結構性”或“體系性”最完整（李先生多數著作是由短小的論文結集而成），不僅翻譯成英文與日文，還在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增訂本，補充了“新發現與新研究”一章，在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版，補充了“跨世紀的進展”，把對新材料的補充拓展到2007年。由此可見，李先生是一位極其注重新材料的先秦史專家。由他主編的《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雖然是集體成果，但“李學勤教授從總體構架方面，貢獻了指導性的意見”（見該書王宇信《後記》）。

李先生研究先秦史最具代表性也最具爭議的成果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這項工程帶有“政府行為”的意味（國家第九個五年計劃重點科技突破計劃項目之一），但其追求的總目標卻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將夏商周時期的年代學進一步科學化、量化，制定夏商周這一歷史時期有科學依據的年代學年表，為深入研究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李先生雖然是首席科學家，但參與這項工程的專家多達170餘位，我們不能把這項工程的結題報告書和《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視為李先生的個人成果。這項重大工程是多學科交叉的結果，我們對其中涉及的天文學、天體力學、核物理與化學（測年技術）等，都沒有什麽發言權。不過，我們對李先生在領導這項工程中所形成的個人著作如《夏商周年代學劄記》還是應給予充分的肯定。李先生指出：“世界上曾經有一些人，處於不同的動機，宣傳中國文明的外來說，竭力貶低甚至否定中國文明的歷史成就”（《夏商周年代學研究的歷史任務》，見《夏商周年代學劄記》，遼寧大學1999年版）。“夏商周斷代工程”對於在世界範圍內幫助人們正確認識中國古代文明具有正本清源的現實意義。

李先生對中國古代文明正本清源的學術思考還表現在學術史的研究領域，其最為突出的貢獻是旗幟鮮明地提出“走出疑古時代”。《走出疑古時代》本來是李先生在一次學術座談會上的發言，後來用作一本著作的書名，由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由於這個提法是直接對晚清至現代“疑古”思潮的反思和批判，所以它產生的影響也比較大。李先生一方面認為“晚清以來疑古思潮基本上是進步的……經書也沒有權威性了，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另一方面認為：“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論，它對古書搞了很多‘冤假錯案’”。（《走出疑古時代》，第9頁）李先生既肯定胡適及其弟子顧頡剛創立古史辨派，提出層累的造成古史觀，有三點進步作用，即進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黃金時代”的傳統觀點，對幾乎所有的古代文獻進行重新審查，對傳統的古代觀進行大掃蕩，有利於現代考古學進入中國。同時，又批評“古史辨派在疑古時，往往‘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他們對古代的否定常常過頭，對一些本來不應懷疑、不該否定的內容也加以懷疑和否定，結果在辨偽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說是很多的冤假錯案。而如果對古書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麽古代就沒有什麽可講的了，中國古代也沒有什麽歷史、學術，中國也沒有什麽傳統文化了。如胡適就曾經說過‘東周以上無史’”。（《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見《中國古代文明十講》第5至6頁，又收入《夏商周年代學劄記》）我們認為，李先生對晚清至現代“疑古”思潮的反思和批判意義重大，他不僅通過大量出土文獻的研究來為很多古書的“冤假錯案”平反，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過“走出疑古時代”來重寫中國學術史。今天看來，古史辨派的疑古不僅經不起考古發掘的歷史事實的檢驗，更在於這樣一種理論所形成的思維慣性或定勢走向極端，就會導致民族歷史文化的虛無主義，導致中國歷史文化的“無根”狀態。這絕對應該引起我們的深謀遠慮。從這個意義上講，“走出疑古時代”的思想學術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

如果說，“走出疑古時代”的提法代表李學勤的一種理論創新的話，我們不得不說這種創新還是太薄弱，它只是一次學術座談會上的發言，實用性很強，並沒有展開邏輯嚴密的正面論述，沒有形成理論著作，難以產生深遠的理論力量。李先生是學哲學的出身，金嶽霖先生的弟子，1960年代曾跟隨侯外廬先生參與《中國思想通史》的編撰工作，應該說他有良好的理論思想的素質。但是，由於他長期專注於古文字學、考古學、文獻學、年代學等學術領域裡的具體問題，導致他的學術成果多以短小的論文見長，其理論視野基本囿於傳統馬克思主義。李先生得天獨厚地面對近年出現的如此豐富的新材料，卻沒有對“走出疑古時代”後的“釋古時代”提出自己新的理論，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有所遺憾。

縱觀李學勤先生六十年的學術道路和學術成就，我讚同其榮獲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就獎。

2012年12月6日

張三夕，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國學院副院長、文學研究所所長。師承程千帆和張舜徽兩先生，治學追求“通人之學”，於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中國學術思想史諸領域著述頗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