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中國古代研究一百年

再過幾年20世紀就要結束了。20世紀對於我們中國的整個歷史來說，是一個風雲變幻劇烈的世紀，在這個世紀裡，不但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都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磨難，而且我們的中國傳統文化也經過了許許多多的曲折。在我們即將跨入21世紀之際，怎樣認識20世紀中學術的發展狀況，如何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這是許多人都非常關心的事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的學術界，特別是文科學術界，現在都非常迫切地需要對於20世紀學術發展所走過的道路進行回顧，對21世紀的學術發展前景進行展望。為此，我想從三個方面對中國古代研究一百年的狀況進行一些簡要的回顧，並對21世紀的古代研究前景作一些扼要的展望，以期能有益於學人。

一、古代觀的變化：信古—疑古—釋古

我們每一個人，不但要認識現在，還要認識過去，這其實是人類自身發展的需要。實際上，社會的每一個人，甚至包括文化不高，或沒有文化的人，對古代都有一定的興趣。許多人對評書、演義之類的戲都感興趣即是說明。許多人對歷史上的過去，對於各種事物的起源，特別是對像我們中國這樣一個有悠久歷史、有輝煌文明過去的國家的古代文化更感興趣。而在現代這個時代大潮衝擊了中國之後，如何認識古代這個問題，就成了中國社會上各方面的人都會接觸到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中國本來有著悠久、輝煌的古文明，有著歷史綿遠的傳統文化。中國人本來有著“天下周圍都是海”這樣固有的天下觀。如《禮記》中就有“放之東海而皆準，放之南海而皆準，放之西海而皆準、放之北海而皆準”的記載，但從地理大發現以後，特別是16、17世紀西方人用他們的炮艦外交和軍事力量打開中國的大門之後，西方勢力開始向東方發展，東方人開始接觸到了西方。中國人不得不面對一個與他們過去認識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隨後西學逐漸進入中國，對中國學術界、知識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使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古代中國的認識形象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遷，使中國人的價值觀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個很基本的特點就是，人們一直認為一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特別是儒家傳統觀念中的這一特點最為突出。所以三代以上就是中國人認識的人類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如宋代理學家們有句口頭禪叫作“人心已是千補鑄石，天下已是架漏過日。”意思就是說：人心已經壞了，這就好像一件衣服破了一樣，今天打個補釘，明天打個補釘，但無論怎樣也總不能達到完美的程度了。天下世界也不如過去了，這就好比一個屋子已經漏雨了，即使你今天往屋頂上放幾塊瓦，明天往屋頂上堆一些白灰，但總也不能讓屋子不漏雨。而這又是為了說明，現在的社會已不如過去的社會了，人們能夠取法的只是聖賢存在的那個三代時期的黃金盛世。由此可知，中國人對古代的認識問題，是一個牽扯到他對於整個人生、世界的看法的最根本的問題。對於古代的研究，對傳統文化來說，並不是一個簡單地對過去事實的背誦的問題。過去的事可以不知道，但對全體中國人來說，對古代的認識實際上是一個與中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密切相關的問題，它是關係到中國人對於自身價值標準的基本準則的認同的大問題。

因此，在中國古代，經學就成了整個學問的核心。有人問經是從哪裡來的，經就是從黃金時代傳下來的書。中國這些觀念是不是太古怪了，太落後了？不是的。因為從世界範圍來看，在現代社會以前的社會，都有這種觀念。西方中世紀的人們就認為古代的更好，甚至認為創世時的天堂中的伊甸園的極樂世界最好。即使文藝複興後，他們也認為希臘、羅馬人的哲學和理想是最好的。把這種觀念顛倒過來是現代化的結果，是現代社會造成的結果，而不是古代流傳一貫的思想。可是中國人到了這個世紀初，甚至這個世紀的前葉，還在讀經書，只是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後，特別是到了19世紀晚期時，由於西學的興起，時勢的發展，才迫使極力維持科舉的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廢科舉，興西學，成立京師大學堂，用新興的學科取代讀經。因為當時如不這樣，我們的國家就不能自立，我們的人民就不足以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打交道。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對古代的認識必然有所改變。因為這樣做必須打破古代的偶像，如不打破古代的偶像，就不足以打破舊的網羅，不足以立新學，不足以使人們接受世界的新知識。因此在本世紀初，中國人對過去，對古代的認識，伴隨著戊戌變法和康有為的著作的出現就必然地走向了解體和垮台。康有為的著作很多，其中有兩部書在當時的知識界可謂起了震聾發聵的作用。一部是《新學偽經考》，一部是《孔子改製考》。他的學生梁啟超就曾說過，讀了這兩部書如觸雷電一般。這兩部書宣稱，過去人們對古代的認識主要是依靠經書而來的，而經書中的很大一部分內容，或者說經書中的主要內容並不是真正的孔子的學說，而是新莽時劉歆偽造出來的。王莽是靠篡位爬上皇帝寶座的，在正統觀根深蒂固的中國人心目中是很臭的。因此把“經學”說成是王莽“新學”，就等於給經學戴上了一個大帽子而加以否定了。因此，這兩部書的出現，是對傳統的中國人的“古代觀”的否定，是疑古思潮的真正開始出現。

疑古，就是對古代的懷疑，就是用一個新偶像去取代舊偶像。康有為用來取代舊偶像的學說依然披著孔教的外衣，只不過他隻承認只有他講的孔學才是真正的孔子之學。可事實上，他的這個觀點只是為戊戌變法做準備，只能真正代表他自己。因此大家說，這不是孔聖人，而是“康聖人”。今天我們平心而論，從政治和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康有為的這些學說與譚嗣同的仁學一樣，在當時都是進步的，起到了衝擊網羅的作用。可康有為的所謂“聖學”並非他個人獨創，而是得助於當時今文經學如日中天的時勢。清朝人治學非常講究門戶，他們把漢朝的學問分成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大塊。清朝中葉時，學者們最喜歡講鄭玄、馬融等這些古文經學的代表。而清末人們又開始提倡今文經學了，從龔自珍、魏源這些進步的思想家開始，到光緒時期，四川出了一位著名的今文經學大師廖平（字季平），他站在反對古文經學的門戶之見的角度上，認為包括《周禮》、《左傳》、《詩經》等許多古書在內的絕大多數古文經書都是劉歆偽造的。據廖季平和梁啟超記載，康有為有一天晚上在廣東某地會見廖季平，兩人論學，廖將上述現點講給康聽，康勃然大怒，認為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廖很不高興地離去了。但不到半年之後，康有為不但全盤接受了廖的觀點，而且比廖講得更激進。在此不能僅從道德的角度考慮問題，因為廖的學說是從研究經學的角度出發的，但康有為則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充分利用其中對自己有用的內容搞思想宣傳活動，其目的完全不是學術目的。可從此之後，疑古之風越來越甚。特別是到“五四”運動後，這種風氣在古代研究方面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了。

疑古思潮被以胡適為代表的留洋歸國後的洋學生接受後，就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特別是胡適的大弟子顧頡剛先生在此基礎上創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所謂的層累造成的古史觀。他們認為中國古代有關伏羲、神農、炎帝、黃帝、堯、舜、禹、湯等的傳說，時代出現的越晚，內容就越豐富，就如同編故事一樣。顧先生是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開山鼻祖，他在研究孟薑女的故事，妙蜂山的崇拜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把民俗學的觀點運用到古史研究上，認為中國古代的傳說是越來越多，越造越多，越造越複雜，所以中國人對古代的看法是歷代人不斷地造偽的結果。如他有一個被傳噪一時，並受到魯迅先生批評的觀點說大禹是條蟲。夏禹過去一直被認為是華夏族的開山祖，是歷代帝王師法的賢聖。他從文字的結構方面去考察禹的含意，認為禹本來有蟲的意思，因此他推論出大禹本來只是一條被廣泛傳說的神通廣大的蟲。當然顧先生後來並不這樣認為，他把他的觀點進行了修改。平心而論，古史辨在當時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進步作用可概括為下述三點：

第一，進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黃金時代”這一傳統觀點。眾所周知，歷史的發展雖然有許多曲折，但歷史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傳統觀念之所以認為古代是黃金時代，是因為有些人認為古代遺留下來的經書的內容是萬古不變的教條，為了維護經書的尊嚴，就要堅持古代是黃金時代的觀點。現在古史辨派指出古代有些東西並不是進步的，而且存在許多問題，這有助於衝破羅網，解放思想，促進學術的正常發展。

第二，古史辨派對許多古代文獻，甚至是幾乎所有的古代文獻進行了重新審查，這和歐洲在文藝複興後對以《聖經》為代表的所有文獻進行審查一樣，為繁榮文化事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比如，從基督教角度來講，過去上帝造人說曾被認為是真理，可現在多數外國人已經不再講創世紀學說了，而是相信進化論了。

第三，由於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對傳統的古代觀進行了一次大掃蕩，從而為建立新的古代觀開辟了道路。這也正是現代考古學之所以能在20年代疑古思潮最洶湧澎湃時進入中國，並為中國人所接受的根本原因。因為在傳統觀念中，中國人最痛恨“偷墳挖墓”。而考古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挖墳，因此在傳統的中國刑法中，對挖墳的人都要處以最高刑罰。可由於疑古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認識觀和崇拜觀進行了大掃蕩，因此以“挖中國人的祖墳”為主要內容之一的現代考古學能傳入中國。在這一點上，我們對疑古思潮的作用是要給予充分肯定的。

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疑古思潮所起的副作用。由於古史辨派在疑古時，往往“抓其一點，不及其余。”因此他們對古代的否定常常有些過頭，對一些本來不應懷疑，不該否定的內容也加以懷疑和否定結果在辨偽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說是很多冤假錯案。而如果對古書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麽古代就沒有什麽可講的了。中國古代也就沒有什麽歷史、學術了，中國也沒有什麽傳統和文化了。如胡適就曾發表《東周以上無史論》一文，認為東周以上沒有歷史。他認為《史記》始於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前就沒有什麽可信的記錄了。而《詩經》、《書經》、《周易》、《周禮》等都不可靠，《左傳》中所講的東西全是假的。這樣一來，東周以上就沒什麽可講的古史了。流風所及；有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就寫了一部名為《中華二千年史》的中國通史，把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一下子砍了三千年。這在國際上也造成了重大影響，如現在在國外最權威的研究中國史的書，就是由英國劍橋大學的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而這套書的第一卷就是秦漢史（現有社科院歷史所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我作了序。）為何如此，《劍橋中國史》的總主編序對此曾有說明，他們提到，在籌劃編著這部巨著時，本想從中國史的開端寫起，可是中國的考古日新月異，把中國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紀的歷史面貌幾乎徹底改變了，而現在還沒有能把嶄新的考古材料與傳統的文獻記載融會貫通而成公認的成果，因而全書只好從有大量可靠文獻依據的秦漢開始。中國照樣被砍去了三千年的文明史。當然，現在一些外國漢學者的這種觀點正在改變，他們已完成了一部《劍橋中國古代史》（按我們傳統的說法就是《劍橋先秦史》）的初稿編寫工作。

就在古史辨尚未結束的時期，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清華大學的馮友蘭先生，在他給《古史辨》的第五分冊（主要講諸子）所寫的序中，提出了一個新觀點。他認為中國人對古代的看法可分為：信古、疑古、釋古三個發展階段，這個觀點符合辯證法，受到了多數人的信賴和接受，並得到流傳。信古，就是說古書中怎麽說我們都相信，沒有什麽可懷疑的。古書上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康熙就這麽講，我們也就相信，自從盤古開天地後，就有三皇五帝。其中天皇有九頭，即九個兄弟，一直統治了一萬八千年，那麽我們也相信這種說法。大家不要以為這樣荒誕的說法是中國特有的怪論。其實像近東蘇美爾的契形泥板文書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信古的對立面就是疑古，即對古書上說的都懷疑，都不相信，或者說主要的不相信。顯而易見，沒有疑古也就沒有信古，也就是說，隻到有了疑古思潮之後，我們才知道中國歷史上曾有一個相對的、傳統的信古時期。但馮先生還認為，只有信古、疑古是不夠的，還應對古作實事求是的研究，即對古要進行解釋。如果你說古人說的不對，就要說明為啥不對，因此就需要釋古，即對古要進行解釋說明。馮先生的這種說法，應該說今天對我們來說還是有益的。由此我們可知：傳統的古代觀是信古，由於信古，使人們不易接受現代的思想觀點；於是出現了疑古思潮，疑古有利於現代化的輸入，可由於太過了，因此還要對古進行解釋。只有對古進行科學、合理的解釋，我們才能對古代有正確的認識，我們才能對中華文明的產生、形成、發展的這個過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可馮先生雖然提出了“釋古”這個詞，但並沒有告訴我們應該如何釋古，這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需要我們作出努力的大問題。而現代考古學的成果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方便條件。為我們完成從信古到疑古再到釋古的古代觀的變化的歷程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二、現代考古學對古代及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影響和貢獻

有些人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研究古代器物和文字的風氣，因此，考古學在中國就如同古代一樣古老。這種看法其實並不正確，中國雖然西周時就有人收藏古器物，漢代時就有人研究青銅器，如西漢宣帝時，美陽縣（即今陝西扶風縣，治所在今法門寺鎮）發現了一個鼎，大臣們類比漢武帝時因汾陰後土祠（今山西省夏縣西陰村）出土了一個鼎，漢武帝高興萬分，以為祥瑞，大肆慶賀了一番後，又大加封賞了一批官員的事例，認為升官發財的機會到了，就立即獻到了朝廷上，認為是祥瑞。漢宣帝請當時很有學識的京兆尹張敞觀鼎。張敞研究讀懂了鼎上的銘文，報告宣帝說這個鼎只不過是周朝的一個臣子做的一件紀念品，沒有什麽祥瑞可稱。但這並不能說明考古學在中國西漢時已經出現了。因為現代考古學的基本概念是由田野考古發掘技術、層位學、類型學的三個理論和方法構成的，它有著自己的一套獨特的科學工作方法。如果沒有上述三個基本點，就不能稱為現代考古學，而只能是考古學的前身。現代考古學是19世紀20年代，首先在丹麥的博物館界產生的，距今還不到200年。當時丹麥的一些長期在博物館內從事工作的學者，根據長期工作的經驗，提出了一套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為現代考古學奠定了基礎。而這一套理論和方法，直到20世紀20年代，五四運動後，才傳入中國。此前，雖曾有部分外國人在中國進行過考古發掘，但這並不能視為是中國的考古學，也不能以此作為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的標誌。

在中國，真正由中國人搞的考古發掘，是1926年由清華學校講師李濟，在山西省西南部的夏縣的西陰村主持的發掘。這也是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的標誌。李濟，字濟之，湖北黃崗人，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回國後到1925年成立的清華研究院任講師，同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共同主持清華研究院。而清華國學院的成立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因為在國學院成立時王國維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指出歷代學術史上新的潮流的產生常常是由於新發現引起的。如孔子壁中經的發現，使漢代出現了古文經學學派。汲塚竹書的發現，使學者們對《穆天子傳》等古籍有了新認識。而王國維認為在當時的最近二三十年有四大發現。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改變了人們對古代，特別是商代的看法，使東周以上無歷史觀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簡的發現、改變了人們對漢晉歷史的根本認識。第三，敦煌文書的發現，改變了人們對經書和唐史的許多認識。第四，清代內閣大庫三千多麻袋檔案的被羅振玉的搶救，使人們對明清史研究的許多問題有了新的認識。上述四大發現使中國學術史有了很大的改觀。此後，王國維又以這四大發現為例證，在其講義《古史新證》中對疑古思潮進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認識古代的方法，即二重證據法。就是以地上之文獻與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證。這為現代考古學，或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考古學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其次，他為中國學術界培養了一批學術骨乾。再次，他為由中國人主持的現代考古發掘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條件。

而現代考古學真正系統地在中國展開，是從1928年李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後，主持對殷墟進行發掘開始的。李濟早就想通過發掘殷墟來證明古文，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殷墟的發掘工作進行了15次之多，大量的甲骨文重見天日，與此同時，中國在其他地方也開始運用現代考古技術進行了考古發掘。但殷墟作為主要的考古工地，從1928年至今，七十餘年間，他在中國考古學上不但做出了許多重大貢獻，而且其重要地位幾乎沒有動搖。而這一切又使中國的考古學從產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己的顯明的特色，就是考古研究同認識古代，研究古代傳統的歷史文化密切結合。這與其他一些國家把考古研究與美術史研究、人類學的研究及社會科學的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是極不相同。前幾年有位德國學者寫文章評中國考古學，他認為中國考古學的最大的缺點就是過分與歷史學相結合，只有打破這一點才能吸收新東西。可我個人認為，從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到現代考古學的建立所形成的考古學與歷史學相結合的歷史傳統，正是中國考古學的特色。如果這一特色被拋棄了，我們就會受到重大損失。

從殷墟發掘的早期開始，中國考古學逐漸取得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成果，受到了世界各國的重視。特別是1938年在英國大英博物館舉辦了一個以殷墟發掘的部分考古成果為主的國際中國藝術展後，中國的考古學更多地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甚至直到今天，英國人還懷念這次展覽。可是中國的考古學成果真正受到世界的重視和注意還是在我國建國以後，特別是在“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以來的近二十年時間內。我們的考古學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世界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1981年英國劍橋大學(Cambrigde University)為紀念國際考古學史學會主席，前劍橋大學考古系主任格林·丹尼爾（GreenDenell）退休和由他主編的考古學普及讀物《古代的人與地》第100本，即由他寫的最後一本《考古學簡史》出版，在全英第二大書店即 Hailfie書店舉行了盛大的儀式。我也出席了這一儀式，我發現丹尼爾這部代表作的封面就是中國的秦俑坑。而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展望中，他說今後幾十年考古學的希望在中國。我認為他的這個展望是客觀而科學的。因為現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不斷有新發現，可中國的新發現不僅在最近才開始層出不窮，而且每一個重大發現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都將對世界學術界產生重大的影響，所以他說今後幾十年考古學的希望在中國這是必然的。而且事實上，中國的考古學在產生的短短幾十年內，就創造了輝煌的成就，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人、甚至國外漢學家對中國古代的看法。我們也深信，在信古疑古釋古的歷程中，考古學不但會對史前時期、先秦時期、秦漢時期的釋古作出重大貢獻，即使是對於漢唐以下的釋古也會作出重大貢獻。因此我們必須重視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後對中國古代及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影響和貢獻。

三、理論在古代研究中的作用

要對古代進行科學的研究，僅僅有文獻和考古還是不夠的，還需要一定的理論。只要我們比較一下本世紀初出版的、權威性的談古代的書和現代談古代的書，我們就會發現，本世紀初的權威書連今天大學一年級學生寫的有關古代的某些一般性的描述的文章的水準也趕不上，我們現在對古代的認識之所以會同本世紀初對古代的認識發生根本的不同，不但與廣大史學工作者在深入研究大量文獻，充分利用考古學成果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分不開，而且與理論在古代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20世紀我們在關於古代研究的理論方面有哪些貢獻和發展。

只有把理論和材料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加深對古代的認識。古代人對理論的重要性的認識不夠，直到西學輸入之前，中國的學者們也不能自覺地、系統地把理論知識運用到他們的古代研究中。只是在20世紀初期，西學輸入中國之後，中國才有人寫一些諸如歷史研究法之類的文章。而且這些文章主要是從日本把在日本最有影響的德國的蘭克學派、法國的年鑒學派等的史學研究方法介紹到中國來。這對狹義的中國古代史，即漢以前的古代中國的研究的影響並不大。也就是說，當時包括梁啟超所寫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與梁啟超辯論的蔡尚思先生寫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諸如此類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書籍，大都也只是對外國的史學研究方法進行一番介紹。

可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在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上，特別是在中國古代研究方面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三個組成部分。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就考慮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到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研究中去。而從現在我們看到的文獻來看，最早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到中國歷史研究方面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一位第三國際的學者馬扎亞爾。1925年，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後，馬扎亞爾到北伐的根據地廣州周圍的農村進行了一系列社會調查，並以《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為名，發表了這個調查報告。這本書本來談的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但書中提出了中國社會自古以來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這一理論，因而對中國古代問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亞細亞生產方式本來是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談論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時首先提到的。按馬扎亞爾的解釋，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指一個不變的、以農村經濟為主的、停滯不前的社會，而完全不像歐洲那樣是一種發展的社會。這本書的出版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首先是在蘇聯引發了一場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大論戰，出版了以約金的《中國古代社會》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直到1931年。列寧格勒舉行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討論會從不同角度討論了這個問題，老資格的蘇聯院士作了一次著名的報告，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後，這場大論戰在蘇聯才宣告結束。

隨著這場論戰在蘇聯的結束，中國、日本學術界又展開了有關這一問題的大論戰。其實中國在此之前已出現了有關這一問題討論的萌芽。這個萌芽就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胡適與當時的一些被認為是國民黨左派的人士就“井田製”問題展開了討論。在討論中，自然而然地就涉及到了有關中國古代生產方式的問題。而蘇聯有關中國古代社會的論戰及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國社會出現的中國向何處去？馬克思主義是否適合中國？等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則是在中國引起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中國社會史性質論戰的直接原因。因為學術界、思想界要進行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就必然要牽涉到中國歷史，特別是有關中國社會史性質的問題，而郭老1929年寫成、1930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則是這場論戰在中國正式大規模展開的標誌。郭老在這部著作中指出，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形態的理論，從夏商周開始就完全適合中國的社會。因此，中國也要走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道路。當時思想界、學術界不同的人圍繞這一問題，在上海神州國光社主辦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見。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場論戰才在中國告一段落。而這次論戰中所涉及到的有關對中國古代的認識問題，即中國古代走的是—條特殊的社會發展道路呢還是同整個人類一樣的共同道路，這一問題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們中間的討論，還在持續不斷地進行。在此過程中，建國後西北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侯外廬先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0—1941年，侯先生在當時的抗戰後方重慶，得到了一個在蘇聯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基礎》手稿中的一部分——《前資本主義生產諸形態》（現譯為《前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形式》）剛出版的書。他根據這本書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闡發，展開了新的論述，寫成了《蘇聯歷史學界諸爭論問題解答》一書。此後他又寫了一系列論文，匯集成了《中國古典史論》一書（建國後出版時改名為《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於1943年出版。這部專著的出版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不但如他自己所說“繼承了關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傳統”，而且也開啟了建國後我國學術界有關歷史分期，特別是有關中國古代史分期的許多問題討論的端緒。這是值得在中國學術史上大書特書的大事。

我認為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及古代歷史分期問題的爭論，在我們今天這個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環境來看都與大革命時期不同的歷史時代也有繼續進行下去的必要，而且這也必將影響到我們對古代的歷史文化的認識。因為漢以前的歷史雖然有不少文獻記載，但文獻畢竟是殘缺不全的。我們是不可能從文獻中把這些歷史完全讀出來的，而是需要用一定的理論來統禦這些文獻資料，在理論的統禦下我們才有可能對古代社會有更深入、全面的認識、了解。對此西方史學界也有同感。如今天還在美國哈佛大學擔任人類學系主任的華裔學者張光直先生在他的名著——《商代文明》一書中就認為認識商代有五種途徑，其中第一個途徑就是理論。他主張研究古代文明最好有一種理論的訓練和背景，沒有理論也就無法真正認識古代。而且事實上，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討論20世紀60年代又在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復活了。這首先是由匈牙利學者多蓋（Tork）發表在法共雜誌《思想》上的一篇文章引發的。接著一些學者在英國的《今日馬克思主義》雜誌上進行了系統討論，而在這場討論中，蘇聯的一位老院士瓦爾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他的一部政治經濟學專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諸問題》的最後一章，專門談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及古代史的問題。其中的許多觀點都值得借鑒。直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有許多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四、21世紀古代研究展望

前面我從三個方面對百年來古代研究的情況進行了簡要的回顧。從回顧中我們看到，20世紀由於新的理論的介紹、輸入及考古學的興起，使學術思潮發生了重大變化，使我們對古代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麽我在此基礎上也對21世紀的古代研究作一些展望。

第一，20世紀我們對古代的研究之所以會取得重大的成果，與現代考古學與歷史學的交流和溝通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而近年來這兩個學科之間進行的溝通的情況卻並不好，一方面考古學的成果不能被歷史學界所接受，另一方面歷史學的成果也不能被考古學界在研究、認識中利用。這既有教育體制的原因，也有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我們中國現代考古的特點就是與歷史學緊密結合，可現在一些學校的考古專業把中國通史作為共同課來學習，而歷史專業也把考古通論課作為選修課來上。可考古學本來是高度技術性的科學，它的成果是以簡報、發掘報告、測定報告等種形式體現出來的，並不是那麽容易地就會被一個沒有受過考古學專門訓練的人所能吸收的。這樣，學考古學的人認為搞歷史的人說得都是外行話，而搞歷史的人又認為搞考古的人連基本的文獻都不知道。因此，我們一定要在教育體制和思想認識方面對這個問題有深刻的認識，否則在未來的一二十年內這方面不可能有很好的改進，是會出問題的。談到思想認識問題，我認為在我們國家最奇怪的問題就是博物館不能成為社會上的重要文化場所，參觀的人很有限。而外國的很多博物館，包括專門展覽中國文物的博物館，都有很多人去參觀。甚至你可以看到放假後，許多家長把孩子領到博物館，讓孩子們對展覽品及其標簽一個一個地看。更令人感動地是有些小孩還夾著一個拍紙簿（writing pad）坐在文物前逐字抄寫標簽。而我們辦個展覽卻很少有人去看，如前幾年故宮保和殿西部廊房中搞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河北中山國的展覽。剛好我的一位朋友，美國匹茲堡大學英語系主任和他的太太來華。我陪他們去參觀這個展覽，我仔細地給他們講，他們興趣盎然地一邊聽我講，一邊看。但待我們走出展廳時，發現整個展廳已經空空如也，令我感到很丟人。這說明，由於思想認識的問題，我們社會上的人對中華古文明缺乏興趣，缺乏認識。而這就使得我們的古代研究更難普及了。

第二，我們一定要做一些必要的理論探討。理論探討並不是要大家引語錄、講教條，而是要求大家認識一個問題時一定要有廣闊的文化背景，要提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去，如其不然是很難使問題得到深入的研究。這使我又不由地想起了我在清華讀書時，我的老師，著名的邏輯學家和哲學家金嶽霖先生經常講的一句話。“老鷹的眼睛是非常銳利的，它在幾十丈高的地方盤旋時，也可以看到地上雞蛋大的小動物，並猛撲下來抓住小動物。從這—點來講，人的眼睛遠不如鷹的眼睛銳利。可人比鷹看到的東西要多的多。為何？因為人有理性認識，可以對視網膜接受的東西加以理性的認識。”我們研究古代既需要有鷹一樣銳利的眼睛，去發現問題，抓住問題，更需要理性認識，把具體的問題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去認識。比如從事考古學，如果缺乏高度的理性認識，你眼睛所能看到的東西就只有遺物、遺址、陶片之類的具體物質，你對發掘成果的整理也只能是給具體的器物都貼上標簽而已。而由你所主持發掘的遺址或墓葬也很有可能被毀於一旦，使得別人也無法再工作。反之，如果有一定的認識高度，你就會從一個相當的高度出發去整理發掘物，你才能夠認識到我們能看到什麽，我們能解釋什麽，我們的發掘報告能做出哪些成果。由此可見，理論認識問題對於我們的研究工作是多麽的重要。

第三，只要充分吸收、利用眾多的鄰近學科的成果，我們對古代的研究才有可能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20世紀初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不僅在當時起了重大的作用，出了不朽的貢獻，而且至今還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今天我們的許多重大成果的取得就是歷史學與考古學互相印證的結果。事實上，我們現在能夠、將來要想取得一些重大研究成果，不僅要繼續堅持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相互溝通，而且要盡量借鑒人類學、民族學、美術史等諸多鄰近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比如一個文物的出現，如我們缺乏考古學的知識就不能說明它的科學價值，而沒有美術史的知識也必然無法說明它的真正的價值。因為任何一件古代文化遺物都是真善美的統一體，它不但有真的價值，而且有善和美的價值。特別是一件藝術品它還有藝術創造價值，如看不到這一點，它的價值就至少少了一半。而在我們中國的考古學界，我個人大膽地說一句，很多人藝術方面的素養是很不夠的。比如，許多人在描述一個器蓋時，都只會說：它是圓形的，有桃形的鈕、素面，有金色的線條和底圈。而這個蓋是做什麽用的，有何美術價值卻隻字不提。因為他不知道，而這樣也就使這件器物的價值少了一大半。由此可見，我們要想取得一定的成果是多麽需要借鑒和運用鄰近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啊！

第四，要更加系統地使用比較的研究方法。前些年我寫了一部名為《比較考古學》的小冊子在香港出版（最近又要在廣西出版），提出在考古學與古代研究中要注意較多的運用比較研究法。也許有人會說，考古學本來就是比較。確實考古學中要運用比較的方法，可是以開闊眼界為目的的，有意識地比較法，和一般的偶然的比較是大不相同的。如我們講中國古代文明的產生、形成、發展的過程時，就應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明發展進行比較。有人認為只有相互間有關係的文明才能互相對比，如此作為世界上少數獨立起源和發展之一的中國文明，就難以和其他文明進行比較了。可事實並非如此。類似現代人們還一直爭論不休的，中國鐵器是怎麽起源的？中國的鐵器出現的究竟比外國是早還是晚？比外國好還是差？這樣的問題是完全可以比較的。為此你就有必要了解全世界的鐵器發展史。因此，我們不僅要懂中國的考古學，而且有必要了解外國的考古和歷史、文化。如沒有這樣充分的準備和廣闊的視野，你就不可能對中國本身發展的各方面作出明確的、適當的價值判斷。就會把本來外國已經有的東西，說成是中國最早出現；本來是中國居第一的東西，還言必稱希臘、羅馬。通過比較，我們可以從外國人那兒借鑒到許多依靠我們中國的歷史和考古知識無法解釋的問題。比如說“絲綢之路”，是周秦漢唐時期中國與外國交往的一條路線，如果我們隻研究中國境內的一段，而不研究中國境外的另一段，就缺乏對絲綢之路的全面認識。就對中國古代的認識問題而言，不僅對中國有益，而且對整個人類有益。因為人類都是有過去的，人類的每一秒鐘、每一分鐘也是會變成過去的。我們對人類的過去的發展規律缺乏認識，就很難把握住今天、明天。而要對人類的過去有較全面的認識，就有必要研究中國的古代。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缺乏對中國古代的研究，就是缺乏對人類過去的全面認識。反之亦然。

第五，將來的古代研究一定要走多學科結合的道路。這裡所說的多學科結合並非狹義地與人類學、美術史研究相結合的問題，而是文理工科的結合，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道路。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許多新的手段、可能性和領域，因此我們所講的結合，並非僅指運用新儀器和新手段，而是要將兩者作為學科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況且客觀世界本來是個整體，作為認識主體的人類通過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而產生的知識也是一個整體，而並非七零八碎的片斷。只是由於我們每個人的工作不同，認識對象不同，所以我們才會劃分出種種學科來。而作為認識整體的人類的知識被劃分的越細，就越需要加強交流、融合，越需要開辟新的園地。其實歷史上的大學者們多數都是全才。如中國的朱子（熹），對他那個時代的學問就可謂無所不知，大家只要讀一讀他的《朱文公大全》、《朱子語類》等著作，就會發現他的著作中幾乎對什麽都有所接觸，不但有有關理學的論述，而且還涉及到了地質學、天文學等學科的知識。再比如外國的牛頓、培根都不是隻懂某一學科的知識，而是具備多方面知識和能力的人才。當然，在學科越分越細的現代，那種全能式的人才很難有。但如不能把不同的學科綜合起來，就不能再有所發展。而且你要開辟新領域，就必須在學科的夾縫中進取。如只在一個領域活動，豈不成了一個只在一個茶杯轉運站圈子的井底之蛙了嗎？但假如在兩個茶杯之間活動，青蛙不就可以從井中跳出來了嗎？因此，我們只有在不同學科的夾縫中進取，才能有新的發展。而現代控制論的創立，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顯著的例證。因此，在21世紀的古代研究中，我們必須走多學科相結合的道路。也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取得更多的成果。而我們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按照這樣一種思路搞的。我相信，如果我們在對古代的研究中能實現多學科的結合，能合作突破，那我們就一定會有更新的創造，取得更豐碩的成果！

原文出處：人文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