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 五四運動裡的社會學家

姓名：陶孟和

時年：32歲

職業：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輪值主編

地點：巴黎

新京報製圖/高俊夫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圖為院長蔡元培與同仁合影，前排左三為蔡元培，後排左二為竺可楨、左三為趙元任，右二為陶孟和。

1958年9月1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組織召開全院第一次工作會議，陶孟和發言。

1951年5月，又到五四運動紀念日，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已有兩年的社會學家陶孟和，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了《“五四”——中國人民歷史的轉捩點》，談他的“五四”觀，稱五四運動的出現是“由於思想學術的革新”。陶孟和評價五四運動的文字並不考究，意思卻明白曉暢。“五四”固然源自各方力量，但陶孟和卻特別突出“知識分子”的作用，稱“教員、作家、新聞記者、特別是青年學生”是這場運動的“主要人物”。

對五四運動若即若離

1949年，這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院士拒絕隨國民黨遷台，公開跟自己的學生、中研院院長朱家驊唱反調，把麾下的中研院社會研究所整套人馬輜重留在南京，交給了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此時，他正籌劃著為新中國乾一番事業，渾然不知社會學不久將作為“資產階級學科”遭到取消，自己苦心經營二十餘年的“社會研究所”也將改換門庭，成為“經濟研究所”。鼎革時代，學者南渡北歸的理由既大也小。陶孟和的北歸之選，只是因為中研院對社會學“太薄”。

在這篇回首五四的文章裡，陶孟和尤其強調青年的力量。他認為，由於“思想學術的革新”、“新文化、新思想的發達”，青年們早已覺醒。而這場覺醒則歸功於此前二十年間知識界“前後相逐地展開了三次新的思想浪潮。用最富代表性的刊物來說，先是梁啟超、蔣智由等所辦的《新民叢報》，介紹給國人愛國思想及歐美思潮。其次為同盟會的孫中山、章太炎等所辦的《民報》，鼓吹了民族革命與民主政治。最後便是陳獨秀、李大釗等所辦的《新青年》，倡導了文學革命及個性的解放。”

這篇文章大概是陶孟和唯一論及“五四”的文字，不失洞見卻也有意保持距離。個中緣由卻不是當時的政治環境，而當從陶先生的行事風格裡尋找。即使在1919年，陶先生也沒有“蹭過”五四這個熱點。這頗令人“費解”：因為他當時不僅是北京大學教授，而且是《新青年》的核心成員、主要撰稿人和輪值主編。五四運動爆發之際，他正從倫敦趕往這場運動的原始爆點——巴黎。這位原本有條件叱吒風雲的一代學人，為何對五四運動若即若離呢？

社會學家的冷靜觀察

陶孟和很少參與政治，習慣以學術關照民族命運，擅長從遠景探討根本問題，這是他的本色，也是他與五四運動溫吞遊離的原因。1919年3月，他受“全國高等以上專門各學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公推，派往歐洲和日本考察教育。他在倫敦逗留了兩個月，發現了李四光和丁燮林兩個人才，並推薦給十分信任他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他對倫敦感情頗深，曾於1913在倫敦經濟學院（LSE）獲得社會學學士學位，應當是中國最早的科班出身社會學家。

根據陶孟和的敘述，他是在1919年5月離開倫敦前往巴黎的，這正是五四運動爆發之時。在巴黎，北洋政府派出的五人代表團剛剛經歷外交重挫，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學人已將噩耗傳回北京，建議國內發起不簽字運動，這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索。陶孟和完全可以效仿梁啟超，在巴黎推動國內的政治運動，名噪一時。但這顯然不是他的風格。他選擇以社會學家的方式做冷靜的觀察，詳細了解和分析巴黎和歐洲的形勢，並按原計劃完成考察行程，還訪問了闊別多年的日本。直到1919年12月，他才將3月以來的觀察和盤托出，以《遊歐之感想》為題發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1期上。

這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陶孟和參與五四運動的獨特方式——以學術分析遠離政治口號。陶孟和不情願談論運動本身，甚至隻字未提席卷全國的罷課、罷工、罷市。他的目光專注於中國所處的國際形勢，從世界大戰對歐洲的破壞討論歐美列強為何會出賣中國利益。巴黎和會固然讓國人大失所望，但這難道不是中國人輕信列強的結果嗎？難道不是因為“人道、正義、自決、和平”誘惑了我們嗎？陶孟和接著說，大戰給歐洲帶來的災難從古未有。歐洲雖已停戰，但到處可以看到“鐵絲、鐵網、槍炮、子彈、人骨、獸骨”，戰時法令仍然有效，許多東歐國家仍然在打仗。

在西歐，戰前就已緊迫的勞資矛盾現在更加嚴重，整個西歐已經陷入“一個大危機”，而且“遠出我們的想象”。經濟上，歐洲食品和日用品短缺，生產力創歷史新低，上千萬人口衣食無著。歐洲只有兩條出路，要麽依靠美國，要麽發生革命。依賴美國，很可能讓歐洲第一次受到經濟上的支配甚至奴役，容易引起動蕩甚至戰爭；發生革命，則會出現“勞兵農會”（即“蘇維埃”），“辦得好，就像現在的俄國，辦得不好就像今年九月的匈加利”（即“匈牙利”）。所以，“這經濟的大問題真是危急得狠。我在歐洲隻覺得生活難，物價昂貴，罷工頻繁。”陶孟和用《新青年》時代的白話文寫到。

他分析到，政治上，歐洲代議製形成二百年來，過於保護消費者利益，不能代表生產者，矛盾在戰前已經非常嚴重，戰後尤甚。但歐洲政府仍然是戰時政府，只知道鞏固權力，“那曉得全局的改造計劃”？正是這幫“舊人物”主導了巴黎和會：他們“沒有了解世界的真狀態，沒有懷著高尚的理想，所以又造出了一個強權跋扈的世界，與戰爭前原無什麽區別。他們所做的不過是把地圖上的顏色改變改變；把德意志逐出強權之列，換了一個東方崛起的日本。”陶孟和據此斷定，《凡爾賽和約》已經為日後更大的災難種下禍根，因為德國的戰敗將導致歐洲力量的失衡。二戰源自一戰，陶孟和在1919年對歐洲的預料竟與後來的歷史進程相去不遠。

陶孟和告誡《新青年》的讀者，指望這些舊人物為中國伸張正義，原本就是緣木求魚。重要的並不是譴責列強出賣中國利益，而是明白何以至此：“我這次看到了各國戰後的情狀，覺得西歐的國家，正遇著一個大難關。好像他們進行的路程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戰前戰後所積累的政治、經濟、社會，諸問題，一時都如潮的湧出來。”歐洲早已自顧不暇，就算有心也沒有能力照顧中國的利益，甚至可以說，歐洲今後會更依賴其他大洲的接濟才能維持下去，這是中國經濟的機會。陶孟和總結說，“我們弱小的民族，自己不努力，反向他們去訴冤，求他們的幫助。他們並不是純然自利的，不過自顧都忙迫得不得了，又那有機會去替人打抱不平呢？”

不怨天，不尤人，看到自己的優勢，在世界大格局中把握住機會，陶孟和在五四運動過去不到半年時間，提出了迥異於主流學人的看法，不但有識，更需有膽。與梁啟超、魯迅、胡適相比，陶孟和雖然文采平平，見識卻一點兒不輸他們，這或許是社會學家獨有的力量。

把政治與學術分開

陶孟和確有所指。在巴黎和會中，原本反對秘密協議的美國代表，卻公然支持日本與北洋政府的秘密協議，認可日本侵佔膠東半島，這令不少把希望寄托在歐美列強身上的中國學人大失所望，五四運動也因此標誌著中國知識界將目光從美國轉向俄國。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引起了廣泛的注意。而《庶民的勝利》，正是與蔡元培的《勞工神聖》及陶孟和的《歐戰以後的政治》排在一起發表的，共同的題目叫《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時間在1918年底，離五四運動只有四個月。

以《新青年》的影響，很多五四運動裡的學生大概都拜讀過這三篇雄文。在《歐戰以後的政治》裡，陶孟和將一戰的政治教訓歸結為四個：秘密外交、背棄法律、軍人乾政、獨裁政治，指出“現在世界各國，無論是在戰團內或是在戰團外，那政治上的設施絕不能仍保守上邊所說的四種舊觀念的。”張若奚從歐洲寫信給胡適說，陶孟和這篇文章“學有根底”，也很及時。正是因為《凡爾賽和約》默許中日秘密外交，違背了列強制定的消除秘密外交規則，使陶孟和斷定，巴黎和會並未改變強權跋扈的世界。從《歐戰以後的政治》到《遊歐之感想》，陶孟和在五四前後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這兩篇文章，眼光長遠，主張近似，前後一貫，為當時學人所少有。

在改造社會的進程中區分政治活動和學術活動，恐怕是五四運動留下的一項重要遺產，陶孟和算得上這項遺產的重要創立人。主辦《新青年》的時候，他就跟胡適約定不談政治。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涉及人類文化的起源、女子問題、自殺、歐美勞工、貧困、人口等廣泛的社會學問題，他甚至開辟過“社會調查”專欄。但這些文章全部追求以學術見解引導讀者，很少評論時局。學者應該言之有物，不能輕易發表政治觀點。

與陶共事30年之久的巫寶三說，陶孟和先生主張社會改革必須以學理為根據，必須先了解問題之所在，這是陶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費邊社打下的基礎，也是他不輕易談論政治的原因。在這一點上，陶孟和也不是孤獨的。即使是五四運動中積極投身政治活動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傅斯年等，也在五四之後有意識地把自己的政治活動與學術活動分開。

五四之後，陶孟和走上了更為純粹的學術道路，對政治的興趣一直很淡漠。上世紀20年代，他與胡適創辦政論刊物《努力周報》和《現代評論》，但已經不再像操辦《新青年》那樣筆耕不輟，而且很少討論具體的政治問題。1926年，他創辦了北平社會調查所，希望通過對中國社會的具體分析，尋找改造社會的答案。學者聞翔說，陶孟和特別注意中國的“民情”問題，稱其為“一個整的”問題，因為在陶看來，民情的變化才是社會變化的根本動力，也是研究家庭、勞工、教育等問題的出發點。

陶孟和的這個認識貫穿於他長達40年的社會科學研究事業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中國鄉村與城鎮生活》《中國的家族制度》《北京人力車夫的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北平郊外鄉村家庭》等。五四之後的陶孟和，也越發重視發現本土學人，指導和培養了巫寶三、梁方仲、千家駒、羅爾剛等一批才華橫溢的學者。

筆者曾到四川宜賓李莊造訪了陶孟和在抗戰時期主持的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舊址。在那個小院落裡，陶先生承受著喪妻之痛，苦苦堅守著一座社會學孤島，奮力支持一群有志青年，完成了多項重要研究。其中，他對抗戰損失的評估研究極具前瞻性，成為多年後北京方面在中日建交談判中的重要參考。這是疏離政治的學術成果對政治本身的重大貢獻。以學術認識社會，區別學術研究與政治活動，陶孟和先生稱得上一位“以學術為志業”的社會學家，一位真正的五四之子。

“五四”運動在一方面看來，本來是一個政治性的運動。可是它的出現，卻由於思想學術的革新。“五四”運動不能說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性的東西，因為它與新文化、新思想的發達是分不開的。

——陶孟和《“五四”——中國人民歷史的轉捩點》（1951年5月《新建設》）

梁永佳（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