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不管脫歐還是不脫歐，都一樣糟糕；
我們的欲望是人為的，我們被教導必須有欲望；
電影是終極的變態藝術；
電影不提供你欲求的，它告知你如何欲求。
......
這些頗有語出驚人意味的論斷，來自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Žižek）。似乎無論何時出現，他總能引起旋風式的爭議。最近，齊澤克的中文專訪，也不出所料在知識界引起不少關注與討論。有人認為他對當今世界的種種論斷仍然深具洞察，也有人認為他只不過在老生常談。但無論作何反應，不可否認的一點是：齊澤克仍然是當今世界，炙手可熱的“學術明星”之一。
對於很多修讀或研究人文學科的人來說，上半年（台灣時間4月20日）在多倫多舉行的齊澤克和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大辯論也是今年最受關注的事件。這次題為“幸福：資本主義VS馬克思主義”（Happiness: Capitalism vs Marxism）的大辯論吸引了大量知識界注意力（感興趣的讀者，可移步閱讀我們此前的報導《齊澤克VS彼得森：“世紀辯論”不過是一場表演？》）。從現場觀眾的反應來看，齊澤克的論點似乎更受這些知識分子歡迎。有媒體形容這就好像1971年福柯（Michel Foucault）與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關於“普世性”（Universality）的辯論一樣：知識分子更加偏向喜歡代表歐陸思想的福柯，這一次，代表歐陸思想的齊澤克也更受知識分子追捧。
今年4月，齊澤克（Slavoj Žižek）和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以“幸福：資本主義VS馬克思主義”（Happiness: Capitalism vs Marxism）為題展開大辯論。點擊圖片可閱讀我們此前的報導《齊澤克VS彼得森：“世紀辯論”不過是一場表演？》。
很明顯，在人文學科知識分子消費群裡，歐陸體系的知識分子大咖佔有了知識市場的巨大份額。不僅如此，歐陸哲學每一次新思潮都能成為人文學科的“潮牌”。他們的產品包括但不限於學術著作、影像和演講，這些都是世界各大高校或研究院裡的消費對象，圍繞他們思想的課程內容和研究論文也佔了很大的比例。另外，不僅在學術領域，甚至連當代藝術領域也多用這些歐陸學術明星的論述來闡明藝術品背後的含義——策展人和藝術家們，很多時候都習慣在展覽中引述這些歐陸思想家，仿佛他們成了藝術團體的“神主牌”。
那麽，這些歐陸的學術明星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他們的思想體系相比其他的體系，又有什麽過人之處？為何偏偏是他們的理論，成為最被公眾追捧的學術話語？
撰文 | 張嘉榮
“偏科”的學術界
歐洲傳統通才，具有致命吸引力
當今世界，流行高度分科化的教育系統，佔據主導地位的英美學術體制，更以專業劃分每個學系的知識範疇。這一學科分野與職業導向也緊密相關——學校的分科由此越來越以社會的生產分工為基礎。專業分工越來越細致的情況下，理工、商科和人文社科的學術體系之間，就越來越彼此疏遠，互不相關。比如，在英美人文學科的學術圈中，一個研究邏輯語言學或科學哲學的學者可以對中世紀哲學史一竅不通。
然而，歐洲教育有著另一個“通才”的傳統，即據說源於古希臘的全面知識訓練“七藝”，當中包括邏輯（辯證法）、語法、修辭、數學、幾何、天文和音樂。難怪文藝複興時代的藝術家同時也是科學家，當中的佼佼者就是全才達·芬奇。哲學家裡，提出“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笛卡爾也同時是數學坐標系統的發明者，而萊布尼茨更發明了微積分。然而，歐陸這種通才式的傳統在二戰後被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所改變，在這個制度、經濟和文化輸出的計劃下，歐洲的教育逐漸受到美國教育文化的影響。
法國哲學家巴迪歐（ Alain Badiou）
可是，法國卻是對這種美國式文化說“不”的另類。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今天看到的大部分人文學科學術明星，都是法國教育體系訓練出來的。對比另一歐洲大國——德國，法國中學的哲學課程仍然是強製性的（這歸功於哲學家德裡達的爭取），這正是法國教育體系出產大量通才式思想家的條件之一。舉例來說，當今在人文學界很火的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就以高等數學的集合論和馬拉美（Mallarmé）的文學作品來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他並不把哲學、數學、自然科學和文藝等“學科”視為各自沒有關係的領域。
對於以分科為主調的教育體制下十分“偏食”的知識分子而言，這些通才式的思想提供了 一種神秘感。在長期分科的教育下，很多學者對別的科目欠缺深刻、全面的理解，也不能把不同領域的科目進行關聯。也正因為這一欠缺，他們更有需要消費歐洲傳統通才式的學術思想——通才式的宏大體系，對隻擁有碎片化知識的人文知識分子而言，有了非比尋常的吸引力。這種通才式的學術明星成為一種奢侈品，對於一般的人文學科知識分子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學術明星越是跨學科，就越受歡迎。無怪乎，福柯結合了歷史、哲學和生物學（福柯的老師是著名的生物學史家康基萊姆）的學術思想，在歐洲人文學界成為了顯學。而齊澤克提到量子力學的哲學著作總是那麽暢銷。
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圖為《變態者意識形態指南 》（2012）劇照。
“高雅”的哲學與“低俗”的流行文化
二者結合，正是吸引力所在
這種通才式的學術明星，既為“偏食”的人文學科知識分子帶來一種遙不可及的神秘感，也為文藝作品提供了一種更為全面的詮釋空間。
在藝術、文學或電影批評裡，這些歐陸學術明星更能生產一些頗具創意的觀點。有別於英語世界的學術生產，歐陸思想家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更接近辯證法的邏輯，這毫無疑問是一種來自中世紀“七藝”的傳統。當然，黑格爾的辯證法也是這些學術明星思想養分的來源。黑格爾哲學對整個二戰後的法國哲學思潮有重大影響，著名思想家（甚至乎文藝界），包括拉康、巴塔耶、薩特等在內，都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著名的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就說過沒有一個當代思潮可以逃過黑格爾的影響，而福柯則認為沒有一個哲學家可以在回避黑格爾發問的情況下建立自己的體系。
《黑客帝國》（1999）劇照 。
辯證法的特點就是不以二元對立的思維理解世界，所以歐陸思想家總是能提出一些“對立的統一”的觀點。誠然，這種“對立的統一”的觀點，在給予文藝作品解釋或提供靈感上更能發揮作用。《黑客帝國》的導演就承認，他們的創作靈感來自法國社會學家鮑德裡亞的“過度真實”（hyperreality）——比真實更真實——這一概念。在藝術作品上，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對培根（Francis Bacon）的畫作詮釋，已經成為大部分美術學院的思想權威，這也讓大量當代藝術家在自己的作品裡運用德勒茲的概念來闡述作品的含義。甚至，連我國四川成都的“千高原藝術空間”，其名字也取材於德勒茲的名著《千高原》（Mille Plateaux）。
《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千高原》
作者: [法] 費利克斯·加塔利 / [法] 吉爾·德勒茲
譯者: 薑宇輝
版本: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0年12月
（點擊書封可購買）
辯證法裡對立統一的另一個典型范例，就是杜尚在1917年展覽的作品《泉》（Fountain）。在這個作品中，杜尚把兩個完全對立的概念：日常物和藝術品，辯證地結合在一起，重新定義了“何為藝術品”這個命題。因此，與其說這批歐陸學術明星在運用概念，倒不如說他們在創造概念，這也是德勒茲所認為的哲學的任務。
杜尚（Marcel Duchamp），《泉》（Fountain）
這就是為什麽，文藝界更喜歡追捧這些具有辯證色彩的學術明星，因為辯證法恰恰反對我們對世界的日常理解。在齊澤克和彼得森的辯論中，前者就以“快樂如何成為我們的敵人”來批判資本主義。意思是，當現今社會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追求快樂為目的時，追求快樂反而讓我們更不快，但我們恰恰又很享受這種不快。在這種辯證邏輯下，世界就變得上下顛倒，黑和白不再是二元對立，而反過來是一種互依互持的關係。對比常識，只有這樣“玄”的思維，反而能為文藝創作提供養分。
此外，很多文藝作品同時也是大眾文化消費產品，哲學明星也會分析這些比一般文藝作品更“潮”的流行文化。例如齊澤克就曾在紀錄片裡講述意識形態和電影的關係，甚至乎和Lady Gaga對談。流行文化和哲學思想的接連，帶來的當然是傳統學術體制的反對聲音，也造成對齊澤克這類學術明星學養的質疑。學術界對這些學術明星的學術嚴謹性大致是認可的，畢竟他們都是歐陸學術系統的產物。但是，傳統學術界對這種學術與流行文化接連的學術論述，總是傾向保持距離或把其定義為嘩眾取寵，卻忽視這些思想家對流行文化產物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的學術意義。
在文化產品還沒有被高度商品化的時代，哲學家如黑格爾、尼采或海德格爾等只會對當時的高雅文化進行思辨批評。典型例子就是歌德和荷爾德林的文學作品，或瓦格納的音樂，都成為了哲學家展示哲理思想的文化工具。然而，當大眾媒體越來越發達，同時文化產品越來越商品化時，更有意義的哲學研究，或許的確應當把焦點更多放在意識形態和文化消費裡面。坦白說，這些議題更多出現在媒體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甚至是市場學裡，哲學反而對這個問題來得後知後覺。當哲學界質疑齊澤克透過哲學和精神分析去分析文化商品化的現象時，或許反而凸顯了傳統哲學體制跟不上時代步伐，對現實世界漠不關心。“高級”的哲學思辨和“低俗”的流行文化結合，給人文學科帶來的是一種衝擊，把本來在象牙塔裡的形而上的哲學帶回感官世界——這正是這些學術明星們的吸引力所在。
西方左翼姿態的“神主牌”
局勢在變化，學術明星能產生新思維嗎？
除了擁有通才學問和解釋文藝作品的能力，這些歐陸學術明星還擁有一個“神主牌”，就是其西方左翼思想的姿態。
眾所周知，不論齊澤克、巴迪歐還是福柯、德裡達、薩特等，都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雖然自法國68運動後，他們在政治實踐領域被證明為徹底失敗。然而，他們的“左翼”理論依然在西方人文學科理論界大有市場。西方左翼理論之所以如此受歡迎，很大程度要歸功於後冷戰時代自由主義學者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簡言之，歷史終結論認為蘇聯垮台後等於自由主義的徹底勝利，歷史就此終結了，而以福山為首的自由主義者卻沒有預料到之後世界的兩次金融危機。這兩次金融危機，恰恰是基於意識形態對抗的消失而來的，蘇聯垮台後，自由主義全面勝利所帶來的全面私有化、金融化和虛擬經濟化，讓以華爾街為首的金融集團兩次洗劫和破壞全球各國的經濟體系，而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當人們以為蘇聯瓦解代表著馬克思主義的滅亡時，馬克思主義在人文學科理論界裡的地位反而越來越高。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作者: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譯者: 陳高華 譯 孟凡禮 校
版本: 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年9月
對於這些學術明星的左派立場傳統而言，法國哲學理論是這個傳統的奠基者。正如前面所述，“馬歇爾計劃”對戰後歐洲的教育影響十分之大，但當時的法國學界在六十年代卻是反美或反自由主義的橋頭堡。眾所周知，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是左派運動的高潮，全世界都有反資本主義的運動爆發。在當時的法國，這一運動是和學術界聯結在一起的，法國的學製相對不受馬歇爾計劃影響而把歐陸傳統保留下來。當時法國的最高學府巴黎師范學院和其他大學，都完全被左派思想家佔領，最著名的就是在五六十年代把列寧和毛澤東思想納入哲學研究範圍的左翼哲學家阿爾都塞。他的學生很多成為今天最有聲望的學術明星，比如巴迪歐、福柯和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等。他們的左翼論述，與市場和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爆發成正比。資本主義的危機越加深，人們也渴求更多左翼理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期間，齊澤克的參與就成為了運動當中的一個焦點。
值得一提的是，其實中國也為西方左翼提供了學術養分，如上所言，毛澤東理論也是這些哲學家的其中一個思想資源。因此，中國當代思想對今天這些“潮牌”也可謂影響深遠，中國學術界對西方理論並非只有一種仰視的態度，大可以更開放和創新地建構自己的理論。
教育體制，是生產這些學術“潮牌”明星的基礎。同一時間，世界局勢的走向也是他們大有市場的原因之一，而這些思想又和文藝產品結合，發揮了巨大影響力。這幾個因素的有機雜糅，造就了幾代學術明星。
但隨著世界局勢的新變化，這些歐陸哲學思想還能不能生產新思維？這可能仍然是個未知數。端看當今以及未來的學術界，有沒有新的學術體系能挑戰他們：創造新的論述，成為理論界新的帶領者——一如思想領域的寵兒，永遠處於不停歇的輪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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