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華：《十月》，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縮影

孟繁華：

《十月》創刊四十周年

北京大學文學博士，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北京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創作委員會委員，遼寧作協副主席、《文學評論》編委等。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著有《眾神狂歡》《1978：激情歲月》《夢幻與宿命》《傳媒與文化長官權》《遊牧的文學時代》《堅韌的敘事》《文學革命終結之後》《新世紀文學論稿》（三部六卷台灣繁體版）等30余部以及《孟繁華文集》十卷。主編文學書籍100余種，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國內外重要刊物發表論文400余篇，部分著作譯為英文、日文、韓國文以及台灣繁體版等，百餘篇文章被《新華文摘》等轉載、選編、收錄；2014年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2012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批評家獎、多次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理論成果獎、中國文聯優秀理論批評獎等。

1978年創刊的《十月》，到2018年整整走過了四十年。

《十月》這個刊名，鮮明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氣質——它蘊含了一目了然又豐富無比的時代資訊。在一個金色的季節，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學一起告別了過去，迎接一個與這個季節一樣輝煌的新時代。因此，“十月”是莊嚴和正大，是浪漫和激情，是鮮花和淚水，是飄揚的文學旗幟和火炬。它在北京的金秋迎風招展，吸引的卻是全國文學家和讀者的目光。就這樣，《十月》不僅成了一個時代文學的見證者、推動者，重要的它更是一個參與者和建造者。因此，《十月》的四十年，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縮影。

2003年，《十月》創刊二十周年之際，當時的主編王佔君先生囑我組織一個編委會，編選“《十月》典藏叢書”，我請謝冕先生擔任主編。叢書出版時，謝先生寫下了受到廣泛讚譽的序言：《一份刊物和一個時代》。謝先生說：

著名文藝評論家謝冕先生

《十月》創刊的時候，文學圈中正是滿目瘡痍，一派蕭瑟的景象。人們面對的是一片精神廢墟。從昨日的陰影走出來，人們已不習慣滿眼明媚的陽光，長久的精神囚禁，人們仿佛是久居籠中的鳥，已不習慣自由地飛翔。文學的重新起步是艱難的，它要面對長期形成的思想戒律與藝術戒律，它們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條所設定的重重障礙。也許更為嚴重的事實是，因為長久的荒蕪和禁錮在讀者和批評者中所形成的欣賞與批評的惰性，文學每前進一步，都要穿越那嚴陣以待的左傾思維的彈雨和雷陣，都要面對如馬克思所說的“對於非音樂的耳朵，最美的音樂也沒有意義”的欣賞惰性的自我折磨。

魯迅：《藥》

茅盾：《春蠶》

劉心武：《愛情的位置》

這是那個年代文學的基本處境。因此，1978年創刊的《十月》和中國文學一樣，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重建我們的文學。我們發現，《十月》初創時期的編者們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創刊號上，他們專門設立了一個欄目“學習與借鑒”。刊出了魯迅的《藥》、茅盾的《春蠶》、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後一課》，並有賞析文章一並刊出。這些傳統的經典作品，在那個時代遠離作家和讀者已久。編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修複文學與中國現代傳統和西方經典的關係。同時，創刊號刊出了劉心武轟動一時的《愛情的位置》等標示新時代文學天氣和症候的作品，和其他刊物發表的同類作品一起吹響了文學新時代啟航的號角。

在文學重建初期，《十月》在堅持兼容並蓄和現實主義精神的同時，也勇於承擔了社會批判的職責。創刊不久的1979年，反特權、反官僚主義的文學作品從一個方面體現了那一時代活躍、自由的文學環境和作家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感。但是，文學試圖參與社會批判，必然要受到另一方面的乾預。就在這一年，發生了圍繞著《苦戀》《在社會檔案裡》《調動》《女賊》《假如我是真的》《飛天》《將軍，不能這樣做》等作品的討論及評價，並引發了1980年“劇本座談會”的召開。這一情況表明，在新時期文學重建初期，《十月》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靳凡的《公開的情書》和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中廣泛流傳，它們的作者都是“文革”中的老紅衛兵，經歷了狂熱和幻滅的精神歷程之後，他們在更深廣的意義上省察了這一歷程。他們都生活於中心都市北京，在幻滅的日子裡他們閱讀了許多經典作品，從黑格爾、費爾巴哈到馬克思、恩格斯以及許多西方文學名著。這一情況我們不僅可以從禮平與王若水的論辯中明確地做出判斷，而且丁東的《黃皮書　灰皮書》一文對此做了更詳盡的介紹。作者認為：“黃皮書和灰皮書影響了一代人。”他們從這些書中獲得了有別於流行思想的營養，並使自己初步獲得了自我反省和思考的能力。

《公開的情書》成書於1972年3月，定稿於1979年9月。小說沒有人們熟悉和習慣的故事線索，沒有具體細致的場景描寫，它通過四個主人公：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門半年時間的四十三封書信，反映了“文革”中成長的一代人不同的生活路線和命運，抒發了那代青年對理想、事業、愛情和祖國命運的思考。作為書信體的形式，與作者追求的精神探尋相吻合，作品深沉而浪漫。作者也選擇了主人公“流浪”於路上的形式，在青春想象中營建了向往的浪漫情調，他們談論藝術和愛情，真誠向友人宣泄失意的苦惱和迷惘的困惑，以理想的方式塑造自己的主人公。但這一“流浪”當然也含有象徵的意味。這也正像真真在描繪老久時所說的那樣：縱然兩旁是冷漠嚴峻的懸崖，地上鋪滿刀尖般的怪石，他總是背起畫夾頑強地前進著。路是多麽長、多麽長，多麽難、多麽難呵!自然，《公開的情書》也難免有對“自憐”的鍾情，特別是真真，在第六封信“真真致老久”中，亦將自己心靈的創傷做了過分的渲染，不厭其詳地複述著自己的“艱難時世”和“悲慘世界”，甚至直截了當地說出：“我不得不對你訴說我經歷的坎坷。當你了解到我這些經歷在我心上留下的創傷以後，你就會明白我現在感情上的緘默。”但真真終於還是沒有“緘默”，她傾訴的欲望同樣沒有超越那代人對感傷的誇大。但是，這仍然是一部氣質不凡的小說，老久的勤奮和庸常心理，老邪門的自信和恃才傲物以及所有人時常發出的議論，都相當真實準確地揭示了那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心態。更為與眾不同的是，在那樣的時代作者通過人物而發出的懷疑。

《晚霞消失的時候》則是一部文字優美、有鮮明抒情風格和浪漫氣息的作品，是一部充滿了理性思考又有獨立品格的作品。它體現了作者的文學才能和藝術想象力，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那一時代文學創作的水準。小說創作於1976年，此後四年四易其稿，最後定稿於1980年。

這雖然是一部充滿了理性思考的作品，但也是以人物和故事作為基本結構的小說。在一個春意盎然的清晨，主人公李淮平和南珊在樹林晨讀中不期邂逅，他們都是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南珊“聰明而清秀”，她的舉止言談溫文爾雅，友善平和，這些內在氣質都表達了她所具有的教養；而李淮平則出語粗俗、野蠻霸道，流露出幹部子弟常見的優越感和頑劣之氣。一場惡作劇之後，他們卻討論了一場遠非是他們有能力把握的“文明與野蠻”關係的問題。不久“文明與野蠻的衝突”終於發生，李淮平作為紅衛兵的領袖，帶領紅衛兵抄了國民黨起義軍軍官楚軒吾的家，原來南珊竟是楚軒吾的外孫女。在對楚軒吾的審訊中，李淮平又得知了楚軒吾原來是自己父親李聚興手下的降將。此後，李淮平成了海軍軍官，南珊而後則由一名知青當了翻譯。十幾年過後，世風大變，李淮平依然如故，雖心存苦痛但仍自信無比；南珊則歷盡滄桑，不再有“坦率的談吐和響亮的笑聲”。這顯然是一個感傷的故事，一個極具悲劇意味的故事。一場動亂改變了南珊的命運，使她原本可以預知的未來變得千瘡百孔，心靈猶如千年古潭；那位“淳厚正直”的原國民黨將領楚軒吾，曾深深懺悔過個人的人生選擇，而動亂又將他的痛苦雪上加霜；李淮平雖然是歷史的寵兒，但他卻同樣因此付出了代價。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中國文學觀念發生大裂變的時代。潛伏已久的現代主義文學潮流在這時浮出歷史地表。各種文體在現代主義文學潮流的鼓動下洶湧澎湃。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譚甫成的小說《高原》以及《絕對信號》《車站》《野人》等，都發表在《十月》上。這些作品同其他具有現代主義文學傾向的作品一起構成了百年中國文學地震學的最大震級。應該說“文革”的歷史是中國現代主義傾向文學產生的現實基礎，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導致了一代青年的懷疑和反抗意識，他們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現實的嚴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們找到了相應的表達形式。塞林格的《麥田的守望者》，貝克特的《椅子》，薩特的《厭惡及其它》等現代主義文學經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這一文化傳播改變了他們的思考形式，它如同催化劑，迅速地調動了他們的現實感受，東方化的現代主義文學正是在這樣的現實和文化處境中發生的。現代主義在中國的二次崛起，是一次極富悲劇意味的文學運動，它冒著“叛逆”的指責和失去讀者的雙重危險，擔負起社會批判的使命，並與人道主義一起重新構建了人的神話。那一時代的許多作家幾乎都經歷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沐浴，並以切實的文學實踐顯示了它不凡的實績。但在中國，傳統的巨大影響使其仍然成為百年夢幻的一部分，是近代以降現代性追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變奏。現代主義文學雖然也無可避免地落潮了，卻以自己悲壯的努力爭取了文學的自由。可以說，沒有這一努力，多元並存、眾聲喧嘩的文學環境大概要延緩許多年。今天我們才有可能看到，是否受過現代主義文學的洗禮，對一位作家而言是非常不同的。應該說，現代主義文學極大地提高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文學性。

汪曾祺先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當汪曾祺重新以小說家身份面世時，他那股清新飄逸、雋永空靈之風，並非突如其來。不同的是，與現實關係習慣性緊張的心態，才對這種風格因無以表達而保持了短暫的緘默。八十年代最初兩年，汪曾祺連續寫作了《黃油烙餅》《異秉》《受戒》《歲寒三友》《天鵝之死》《大淖記事》《七裡茶坊》《雞毛》《故裡雜記》《徙》《皮鳳之楦房子》等小說。這些故事連同它的敘事態度，仿佛是一位鶴發童顏的天外來客，他並不參與人們對“當下”問題不依不饒的糾纏，而是興致盎然地獨自敘說起他的日常生活往事。《十月》發表了汪曾祺的《歲寒三友》《晚飯花》《露水》《獸醫》等小說，參與了推動中國抒情小說的發展。

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小說。故事發生在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它像是一個原始的酋長國，它遠離現實，顯示著神秘而遙遠的設定。它的人物也相對單純，只有王木通、盤青青、李幸福三人，他們分別被賦予暴力、美和文明三種不同的表意內涵。因此，這貌似與世隔絕的環境，卻並非僅僅是一處流光溢彩的天外之地，它的詩性和風情仍不能掩埋現實的人性衝突。於是，這個“爬滿青藤的木屋”就不再是個孤立的存在，它所發生的一切衝突，都相當完整地表達了山外的整個世界。渴望文明洗禮的盤青青始終處於被爭奪的位置。她對李幸福的生活方式和狀態心向往之，並在潛意識中把他當作“拯救者”，她不失時機地靠近“文明”，她的溫柔與笑聲傳達的是她對“文明”的親近。但這一親近由於“契約”關係的規定，使盤青青的向往和行為具有了叛逆性質。這樣，就使李幸福和盤青青在與王木通的衝突中，先在地潛含了危機，他們的悲劇從一開始就已經孕育。作家對啟蒙話語的被壓抑和知識分子的地位深懷同情，但它在現實中的地位已無可挽回，作家只能感傷地寄予幻想，它從另一側面表述了知識分子話語的無力和無奈。

《十月》，1980年第3期

從創刊至今，《十月》對中篇小說發展做出的貢獻尤其值得提及。刊物創辦人之一的資深老編輯、散文家張守仁說：“當時那些月刊一期就十幾萬字，所以發一個中篇就了不得了，而我們一期就發三四個。從‘五四’以來，還從來沒有刊物這樣做。 可以說，《十月》引發了中篇小說的第一個高潮。同時，我們抓緊時機，召開了一個中篇小說座談會，把很多作家都請來參加，推動中篇小說這個體裁的發展。”事實的確如此。可以說，在中篇小說領域，能夠與《十月》雜誌抗衡的刊物幾乎沒有。《十月》的中篇小說獲得的全國性獎項（“魯獎”和“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有十八部之多。更重要的不是數量，而是這些作品的巨大影響力。比如王蒙的《蝴蝶》，鄧友梅的《追趕隊伍的女兵們》，劉紹棠的《蒲柳人家》，宗璞的《三生石》，張承志的《黑駿馬》《北方的河》，鐵凝的《沒有紐扣的紅襯衫》《永遠有多遠》，張賢亮的《綠化樹》，賈平凹的《臘月·正月》，張一弓的《張鐵匠的羅曼史》，葉廣芩的《夢也何曾到謝橋》，方方的《斷琴口》等，都是三十多年來中篇小說最重要的作品。

張承志在“新時期”文學中，既在文學前沿，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同時又在任何文學潮流之外。他桀驁不馴和自視甚高的個性使他很難認同流行的潮流。因此，即便是在“知青小說”的範疇內來談論他也顯得相當勉強。他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老橋》的“後記”中，流露過自己真實的心態和寫作的原則：“無論我們曾有過怎樣觸目驚心的創傷，怎樣被打亂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樣不得不時至今日還感歎青春；我仍然認為，我們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我們是幸福的人。在逆境裡，在勞動中，在窮鄉僻壤和社會底層，在思索、痛苦、比較和揚棄的過程中，在歷史推移的啟示裡，我們也找到過真知灼見；找到過至今仍感動著、甚至溫柔著自己的東西。”在這樣認識的支配下，他確定了自己“為人民”寫作的原則。在他看來，“這根本不是一種空洞的概念或說教。這更不是一條將汲即乾的枯水的淺河。它背後閃爍著那麽多生動的面孔和眼神，注釋著那麽豐滿的感受和真實的人情，它是理論而不是什麽過時的田園詩。在必要時我想它會引導真正的勇敢。哪怕這一套被人鄙夷地譏笑吧，我也不準備放棄。”張承志貫徹了自己最初的創作動機。《十月》發表了他最重要的兩部中篇小說《黑駿馬》和《北方的河》。後來他的《金牧場》《黃泥小屋》《心靈史》《神示的詩篇》，其精神向度雖然有某些變化，但理想主義始終是他固守的精神氣質。他的這些作品與“新潮”無緣，但又“超越了許多同時代人”。

張賢亮是他那代作家中最有才華的一個。雖然他的作品經常引起爭議，那是因為值得爭議。《十月》發表的《綠化樹》，應該是張賢亮的代表作甚至是最重要的作品。主人公章永璘的觀念正確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通過人物的懺悔、自省等內心活動的描寫，對饑餓、性饑渴和精神世界的困頓等問題進行的思考，生動展現了那一年代知識分子的“苦難的歷程”。小說塑造的馬纓花、謝隊長、海喜喜等人物，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馬纓花，是那一年代最有文學成就的人物之一。

新世紀以來，《十月》仍是中篇小說的主要陣地。新世紀以來發表的中篇名篇劉慶邦的《神木》《臥底》，鄧一光的《懷念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荊永鳴的《白水羊頭葫蘆絲》，葉廣芩的《豆汁記》，東君的《阿拙仙傳》，呂新的《白楊木的春天》，蔣韻的《朗霞的西街》，方方的《斷琴口》《塗自強的個人悲傷》，弋舟的《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盡頭》，東君的《蘇教授，我能跟你談談嗎？》，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借命而生》，陳應松的《滾鉤》，羅偉章的《聲音史》，劉建東的《卡斯特羅》，荊永鳴的《出京記》，曉航的《霾永遠在我們心中》，張楚的《風中事》，嚴歌苓的《你觸碰了我》，胡性能的《生死課》等；同時發表了張承志、李敬澤、南帆、周曉楓等一大批當代散文聖手的絕妙好文。另一方面，《十月》重視中、短篇小說青年作家的培養。1999年，《十月》開辟了“小說新乾線”欄目，意在推出“富有潛力又未引起廣泛關注的青年作家”。近二十年來，推出了八十餘位青年作家。曉航、葉舟、陳繼明、魯敏、津子圍、喬葉、馬敘、徐迅、王秀梅、東君、鄭小驢、付秀瑩、李雲雷、朱個、吳文君、張寒、王威廉、祁媛、小昌、於一爽、西維、謝尚發、蔣在等青年作家，通過《十月》的舉薦，逐漸成為當下一線的小說作家。而蔡東、文珍、陳再見、孟小書、鄭小驢、李清源、畢亮、劉汀等80後作家，也日漸成為《十月》的主要作者。

方方的中篇小說《塗自強的個人悲傷》甫一發表便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方重新接續了百年中國文學關注青春形象的傳統，並以直面現實的勇氣，從一個方面表現了當下中國青年的遭遇和命運。《塗自強的個人悲傷》，很容易想到1982年路遙的《人生》。八十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時期，也是壓抑已久的中國青年最為躁動和躍躍欲試的時期。改革開放的時代環境使青年、特別是農村青年有機會通過傳媒和其他資訊方式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的燈紅酒綠和花枝招展總會輕易地調動農村青年的想象。於是，他們紛紛逃離農村來到城市。城市與農村看似一步之遙卻間隔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傳統，農村的前現代傳統雖然封閉，卻有巨大的難以超越的道德力量。高加林對農村的逃離和對農村戀人巧珍的拋棄，喻示了他對傳統文明的道別和奔向現代文明的決絕。但城市對“他者”的拒絕是高加林從來不曾想象的。路遙雖然很道德化地解釋了高加林失敗的原因，卻從一個方面表達了傳統中國青年邁進“現代”的艱難歷程。作家對“土地”或家園的理解，也從一個方面延續了現代中國作家的土地情結，或者說，只有農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後歸宿。但事實上，農村或土地，是只可想象而難以經驗的，作為精神歸屬，在文化的意義上只因別無選擇。九十年代以後，無數的高加林湧進了城市，他們會遇到高加林的問題，但他們很難再回到農村。“現代性”有問題，但也有它不可抵禦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高加林雖然是個“失敗者”，但我們可以明確地感覺到高加林未作宣告的巨大“野心”。他雖然被取消公職，被重又打發他回到農村，戀人黃亞萍也與其分手，被他拋棄的巧珍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獨自一身回到農村，撲倒在家鄉的黃土地上。但是，我們總是覺得高加林身上有一股“氣”，這股氣相當混雜，既有草莽氣也有英雄氣，既有小農氣息也有當代青年的勃勃生機。因此，路遙在講述高加林這個人物的時候，他是懷著抑製不住的欣賞和激情的。高加林給人的感覺是總有一天會東山再起卷土重來。但是塗自強不是這樣。塗自強一出場就是一個溫和謹慎的山村青年。這不只是塗自強個人性格使然，他更是一個時代青春面貌的表征。這個時代，高加林的性格早已終結。高加林沒有讀過大學，但他有自己的目標和信念：他就是要進城，而且不只是做一個普通的市民，他就是要娶城裡的姑娘，為了這些甚至不惜拋棄柔美多情的鄉下姑娘巧珍。高加林內心有一種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狠勁”，這種性格在鄉村中國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多有出現。但是，到塗自強的時代，不要說高加林的“狠勁”，就是合理的自我期許和打算，已經顯得太過奢侈。塗自強最後悲慘地死去了，他像遊絲撲面，令我們揮之難去。

發表於《十月》，2014年第3期

近些年，特別值得提及的是青年作家石一楓的小說創作。石一楓引起文學界廣泛注意，是他近年來創作的中、短篇小說，尤其是幾部中篇小說。這幾部作品，從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當下中國社會巨變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現實主義的方法，塑造了這個時代真實生動的典型人物。我們知道，道德問題，應該是文學作品主要表達的對象。同時，歷史的道德化、社會批判的道德化、人物評價的道德化等，是經常引起詬病的思想方法。當然，那也確實是靠不住的思想方法。那麽，文學如何進入思想道德領域，如何讓我們面對的道德困境能夠在文學範疇內得到有效表達，就使這一問題從時代的精神難題變成了一道文學難題。因此我們說，石一楓的小說是敢於正面強攻的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甫一發表文壇震動。在沒有人物的時代，小說塑造了陳金芳這個典型人物，在沒有青春的時代，小說講述了青春的故事，在浪漫主義凋零的時代，它將微茫的詩意幻化為一股潛流在小說中涓涓流淌。這是一篇直面當下中國精神困境和難題的小說，是一篇耳熟能詳險象環生又絕處逢生的小說。小說中的陳金芳，是這個時代的“女高加林”，是這個時代的青年女性個人冒險家。此後，石一楓一發不可收。他的《地球之眼》《特別能戰鬥》《營救麥克黃》《心靈外史》《借命而生》等，每一部中、長篇小說的發表，都會在文壇引起反響。北大中文系舉辦的“五大文學期刊主編對話石一楓”活動，就是他影響力的一個表征。

發表於《十月》，1991年第4期

長篇小說也是《十月》的一個傳統。1981年的四、五兩期，連載了張潔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以改革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小說發表後雖然引起各方面的爭議甚至非常尖銳，但通過修訂後，小說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1983年四期的《十月》，發表了李國文的長篇小說《花園街五號》。小說通過一座特殊建築發生的故事，深刻而生動地講述了政治文化與社會歷史變革的關係。那裡既有刀光劍影鐵血交鋒，亦有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它實現了作家通過小說“是想為在這場變革中，披荊斬棘，衝鋒陷陣的勇士、鬥士唱一支讚歌”，“是替他們呐喊：大家來關心這場改革，支持這場改革，並且投身到這場改革洪流中來”（李國文語）的情懷和期許；1991年四期，《十月》發表了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小說開啟了另外一種風尚，這種風尚可以概括為中國人在美國的成功想象。那個時代，文學界有一種強烈的“走向世界”的渴望，有一種強烈的被強勢文化承認的心理要求。這種欲望或訴求本身，同樣隱含著一種“悲情”歷史的文化背景：越是缺乏什麽就越是要突顯什麽。因此它是“承認的政治”的文化心理在文學上的表達。小說表現的是中國男人或女人在美國的成功，尤其是他們商業的成功。“中國式的智慧”在異域是否能夠暢行無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作品使中國的大眾文化在市場上喜出望外。一時間裡，權威傳媒響徹著“千萬裡我追尋著你，可是你卻並不在意”，來自紐約的神話幾乎家喻戶曉。作品的文學價值雖然並不高，它在文化市場的成功，為中國大眾文化的興起臨時性地添加了異國情調以及中國人的“美國想象”。

作家/紅柯

作家/付秀瑩

作家/董立勃

作家/任曉雯

作家/曉航

作家/喬葉

近年來，《十月·長篇小說》又先後刊發了范穩的《吾血吾土》，宋唯唯的《朱塵引》，劉慶邦的《黃泥地》，季棟梁的《上莊記》，紅柯的《少女薩吾爾登》《太陽深處的火焰》，付秀瑩的《陌上》，董立勃的《那年在西域的一場血戰》，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曉航的《遊戲是不能忘記的》，喬葉的《藏珠記》等，在當下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整體格局中，都是上乘之作。

范穩的長篇小說《吾血吾土》，小說開篇就奠定了趙迅此後一生的命運：他一直處在審查、詢問、坐牢、改造的過程中。但是，趙迅只是這個主人公的一個名字；關於趙迅的歷史，也只是主人公全部歷史的一部分。於是，小說變得複雜起來。趙迅還叫趙魯班、趙廣陵、廖志弘等。每一個名字背後，都有與主人公相關的秘史。那真是一個亂世，趙迅就如一個人乘坐著帆船，在歷史的大海上沒有方向地闖蕩。大海喜怒無常，更糟糕的是，趙迅乘船的這個歷史時段，大海一直沒有風平浪靜的時候，他一直處在波峰浪谷之間。因此趙迅的命運從未掌握在個人手裡過。小說結束於趙廣陵送廖志弘的屍骨還鄉，那曾經“死去”的趙廣陵的真實身份是廖志弘。趙迅、趙廣陵的另一段不明的歷史也由此發生。但是，這個結尾意味深長的是，說不清道不明個人歷史的豈止是趙迅一個人？還有多少人的歷史和個人命運默默無聞以致陰差陽錯。因此，《吾血吾土》講述的不只是趙迅、趙廣陵、廖志弘乃至李曠田的個人悲劇。

作家/寧肯

寧肯的非虛構文學《中關村筆記》，以陳康、柳傳志、王志東、王選、王永民等各科技領域的先行者為主角，展現了中關村銳意求新，解放思想，創造歷史，重塑價值的進程，書寫了一個時代的偉大精神。他將小說創作的經驗移植到非虛構寫作中，為非虛構人物和中國故事的書寫積累了新的經驗。

作家/李敬澤

《十月》不斷發掘不同代際有創作實力的作家作品，使刊物無論作家隊伍還是刊發的作品，給人以人脈儲備雄厚，作品資源充盈的大刊天氣。李敬澤的《會飲記》陸續發表後已結集出版。《會飲記》是李敬澤繼《青鳥故事集》《詠而歸》之後的又一新作。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李敬澤，用親歷者的眼光，通過歷史觀照當代文學現場，試圖尋找那些隱沒在歷史的皺褶和邊緣的人與事。發現邊緣是《會飲記》的一大特徵，那些我們熟悉或不大熟知的人以及久未翻動的書籍，他卻從中發現了新的要義和文學之美。通古今貫中西，信手拈來旁征博引汪洋恣肆，顯示了李敬澤的學養、文風、視野和趣味。

作家/周曉楓

周曉楓五萬字的長篇散文《離歌》，以寒門子弟屠蘇為講述對象，講一個曾經就讀北京大學，身懷理想並想畢業後留京謀生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悲苦經歷。現實沒有青睞也沒有選擇他，最終導致了這個知識分子人生的徹底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曉楓是以屠蘇為個案，深入到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深處，在關懷他們生存和精神困境的同時，也檢討和反省了他們的某些問題。現在有些散文家離開歷史沒有辦法進行創作，離開歷史人物沒有辦法進行書寫，而周曉楓沒有寫作模式或軌道，她所寫的都和自己的生命體驗、生命經驗有關。文學作品包括散文在內要處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而敢於直面當下精神困境的作家就是好作家。

2018年，《十月》陸續推出的莫言短篇《等待摩西》、張翎中篇《胭脂》、李巨集偉中篇科幻《現實顧問》、肖亦農的長篇《穹廬》、韓東話劇劇本《妖言惑眾》等，不僅顯示了刊物巨大的號召力，同時給讀者帶來了可以預期的閱讀想象。而“世界文學期刊概覽”欄目，約請劉文飛、樹才等研究者撰文介紹世界各大語種純文學期刊的歷史和現狀，則表達了刊物寬闊的文學視野和勃勃雄心。

《十月》不斷發表的高品質作品，得到了讀者的認可，它的發行量曾達到過六十餘萬冊。對於一家大型文學期刊來說，這不啻為天文數字；另一方面，《十月》的辦刊思想和整體形象，也得到了中國一流作家的認同和肯定。《十月》造就或舉薦了許多功成名就的著名作家，同時仍在培養當下年輕的作家。當然，八十年代的文學輝煌已經成為往事，它只可想象而難再經驗。但是，通過刊物發表的作品和刊物主政者的表達，我們看到的是《十月》的傳統。在文學舉步維艱的今天，他們仍然堅守在文學的精神高地。主編陳東捷說：“未來的《十月》會繼續做文學精品，刊登既關注現實人生，又具有成熟敘事技巧的作品，......也許我們的影響和上世紀八十年代沒法比了，但我們依然可以做出有價值的作品。”

四十年的時間並不長，但是，在當下中國處在現代性的不確定性的過程中的時候，一份文學刊物能夠在波峰潮湧中巍然屹立，既能夠引領文學潮流，又保有自己獨特的文學風貌，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十月》，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一個縮影。

祝願《十月》青春永駐，為中國當代文學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培養更多更好的文學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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