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嵩｜用現實主義為“80 後文學”正名｜特稿

個人簡介

宋嵩，1985年4月生於山東濟南，文學博士，現為中國現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在《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揚子江評論》等刊物發表論文、評論若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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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社會、家庭和個人的多重因素影響下,“80 後”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曾被貼上自私、自我中心、享樂主義、缺乏歷史感和社會責任感等種種標簽 ;與之相應的是,自世紀之交“80 後文學”誕生之日起,對其淪為“文化快餐”的質疑與擔憂之聲便始終不絕於耳。“80 後文學”始終未曾放棄為自我正名的嘗試,然而,無論是叛逆的姿態、決絕的對抗、天真的幻夢,還是與最新的傳媒技術結盟......多方面努力的結果似乎都不能如人意。策略上的失敗和無效,一再為這代人敲響審視自身立場與出發點的警鍾,但卻遲遲未能迎來本質層面的醒悟。

大約在 2005 年前後,“底層”成為中國當代文壇最熱門的話題。中國社會在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及對自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起便佔據文學界主流的、注重形式探索和表達個人抽象情緒感受的“純文學”創作傾向的反思,都促使一批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將關注的目光投向逐漸被拉大的社會貧富差距,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底層”處境。儘管“底層文學”創作在審美層面上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但不容置疑的是,它的確是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裡影響最廣泛的創作潮流 ;“文學”這一已經被大眾文化忽略、忘卻很久的藝術形式, 也因此又一次獲得了社會性的關注。

巧合的是,“底層文學”概念的興起,恰與 “80 後”作家們(與韓寒、郭敬明等帶有鮮明消費主義色彩和通俗文學意味的“80 後寫手”不同,風格與傳統更為接近)創作的萌發和成長同步。但轟轟烈烈的“底層文學”熱潮在當時似乎並未波及到這代人,“青春”的幻夢、社會經驗的匱乏和生活圈子的狹小,仍然將他們局囿在校園、家庭和又甜又澀的初戀之中,以至於這一階段的“80 後”小說被詬病為“多是中學生的情緒、幻想和想象,包括他們的困惑、思考以及經歷,具有強烈的年齡特徵,是高度個人化或個性化的,且局限於校園和家庭”(高玉 : 《光焰與迷失 :“80後”小說的價值與局限》), “青春玉女”和“叛逆少男”式的不食人間煙火成為許多人對“80後”小說根深蒂固的印象。直到“底層文學”論爭興起多年之後,隨著而立之年的迫近和生活重擔的加碼,“80後”一代才開始真正靜下心來觀察和思考柴米油鹽的社會現實。

寫俊男靚女的校園生活和感情糾葛,未必就不是寫“現實”。然而問題在於,這樣青春浪漫的“現實”,究竟能夠提供多少“細節的真實”,又能否肩負起現實主義文學“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重任?在狹隘的生活圈子、逼仄的視野和自戀的心態等重重限制下展示出的人道主義情懷和人文關懷必然是有限的,甚至很有可能是虛偽的。儘管當下的中國社會在朝著現代化方向高歌猛進的過程中日趨原子化和中產化,但“底層”的廣大、凝滯、糾結和混沌仍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最為昭彰的現實。也正因為如此,只有融入這個無邊的現實,全身心地去體味其中的悲歡離合與喜怒哀樂,思考種種現實問題的來龍去脈並對其走向做出起碼的預估,“80 後”一代在寫作上才真正有了成熟的保證。

以“80 後”女作家宋小詞為例,作為同代作家中書寫底層現實的佼佼者,她筆下的底層人物往往有跟命運貼身肉搏的蠻勁和刺刀見紅的膽氣,賦予其作品鮮明的“酷烈”風格。中篇小說《祝你好運》塑造了女主人公伍彩虹這樣一個“拚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強悍角色,但作者並沒有一味暴露和渲染伍彩虹在“小半輩子”裡所經受的苦難,不是將她塑造成一個純粹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而是用一種“羅生門”式的寫法,借不同人之口逐漸完成伍彩虹的人生拚圖,從而呈現給讀者一樁極度複雜的人性謎局。整篇小說中,沒有哪個人物敢於拍著胸脯說自己是問心無愧的好人 ;一家人相互算計、施暴,揭示了人類最基本的親情被當下社會刻薄冷漠、唯利是圖的風氣所扭曲的現實。通過伍彩虹一家的人倫慘劇,作者意在提醒我們去思考“洪洞縣裡無好人”這一狀況背後深刻的社會原因——“我聽收音機裡說,以後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有錢的人會越來越有錢,沒錢的人會越來越沒錢”。在某些將“含蓄蘊藉”視為最崇高藝術追求的作者看來, 這樣直白地在作品中控訴和呐喊顯然是一種審美意義上的敗筆,過於刺耳、刺眼、刺心。但當下文學界的真實狀況卻是,這樣的聲音不是太多太濫,而是遍尋無蹤。儘管構成社會的是沉默的大多數,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心聲在這“大多數”的胸腔中醞釀。時代需要的恰恰是這樣一聲鐵屋子裡的呐喊。

作為一個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的青年作家,宋小詞並不在乎那些來自“審美”層面的質疑。她曾在一則創作談中坦言 :“我要書寫他們,寫他們的艱辛,寫他們的疼痛,寫他們的淚水,寫他們的汗水,寫他們的渴望,寫他們的屈辱,寫他們的精明,寫他們的骨頭,寫他們的壓抑,寫他們的憤怒,寫他們的滄桑,也寫他們的精神,寫他們的被傷害,也寫他們的傷害人。”可以說,她的小說不是“寫”出來的,而是用鐵錘和鑿子一下一下在堅硬的現實岩層上鑿出來的。文字寫在柔軟的紙張上便難免輕薄,無法擺脫被塗改甚至焚毀的命運而被人迅速遺忘;只有刻鑄於金石,才能不被歲月的風霜所輕易磨滅。“五四”以來新文學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在宋小詞的文本深處傳出鏗鏘的回聲。

向底層貼近,回歸堅實的現實主義,並以此為一代人及其文學正名,這絕非策略上的妥協或退卻,而是世界觀層面的進步。父輩、祖輩乃至更為久遠的歷史曾經那麽隔膜,如今已經有了理解的可能;前方的路曾經那麽迷茫,此刻也開始漸漸變得明晰;同時得以確立的,還有寶貴的總體性和人民性——“80 後文學”終於不再是風中飄蕩的楊絮,而成為一粒實實在在植根於泥土中的麥子。

【作者部門系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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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長篇小說選刊》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