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安娜·卡列尼娜難逃一死？

俄羅斯文學影響了作家任曉雯的寫作。在重讀經典的過程中，她意識到《聖經》對基督教傳統下的經典文學的重要意義。不了解《聖經》，對許多俄羅斯的經典文學會產生誤讀，比如托爾斯泰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

同樣身為基督徒的作家，會呈現出完全相反的面貌。托爾斯泰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道德主義者。他深受《四福音書》影響，把愛、無私、捨己作為自己的信念，也確實做了很多實事，想要幫助窮人和農民。可惜行動追不上信念。這導致他被一些人奉為聖人，卻被另一些人大加詬病，甚至罵他“假冒偽善的法利賽人”、“虛偽的人道主義”。

與之相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是一個道德主義者，但真正的基督徒從來不是道德主義者。基督徒不過是一群認識到自己有罪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自己缺陷多多，但他願意用盡畢生氣力向自己靈魂的黑洞深處挖掘。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徹底撕裂，擺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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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寫 | 楊司奇

每個人都既是安娜又是列文

作家，其小說描寫對象多為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主要作品有《她們》《陽台上》《好人宋沒用》等。

新京報：這些年在寫作的同時，你也在重讀經典，寫了一些解讀西方經典的隨筆，其中不少是關於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等俄羅斯作家。在重讀俄羅斯文學的過程中，相較於從前，有哪些不同的體悟？

任曉雯：以前不了解《聖經》的時候，對很多基督教傳統之下的經典文學會有非常嚴重的誤讀。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小時候總以為這部小說反映了資產階級婦女突破樊籠，追求愛情和個性解放之類的。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否則為何開篇題記為：“申冤在我，我必報應”？為何要安插列文這個跟安娜交集甚少的人物，而且賦予了同等重要的篇幅？“申冤在我，我必報應”出自《聖經》。在《聖經》的秩序之下，安娜的婚外戀是罪，“罪的代價是死”。所以才有安娜的臥軌自殺，伏倫斯基的入伍赴死。但托爾斯泰不是上帝，他是一個人，所以他對安娜的描述，有著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憐憫。

《安娜·卡列尼娜》（2012年）劇照

在更大的秩序之中，安娜代表著人類往下墮落的狀態。列文那條線索，則表現了一個人不斷向上仰望的狀態。列文經歷了哥哥的死亡，兒子的出生，經歷了愛情、婚姻、工作，他對一切具體事物的思考中，都包含了對生命本身的沉思。其實這就是托爾斯泰本人的思考。我們在托爾斯泰稍後寫作的思想隨筆《懺悔錄》中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列文的問題，就是托爾斯泰的問題。《懺悔錄》寫了托爾斯泰對自己和上帝關係的思考。在一生之中，他忽而遠離上帝，忽而想要抓住上帝，他的理性與那看不見的信仰互相角逐。《懺悔錄》最後，托爾斯泰寫自己懸空躺在深淵之上，保持仰望的姿勢，這讓他舒服，也讓他安心。我們比照《安娜·卡列尼娜》的結尾，可以看到列文有相似的思考，他有困惑，但是他仰望：“而信仰——或者不是信仰——我不知道它是什麽，——但是這種感情也歷經種種苦難不知不覺間進入了我的心靈，並且牢牢地扎下了根……現在我擁有著讓生活具有善的意義的權利!”由此，安娜往下墮落的狀態，列文向上仰望的狀態，構成了一個十字架，那是生命的整全狀態。這裡沒有批判，也不是非此即彼。因為每個人都既是安娜，又是列文。正如托爾斯泰本人所言：“人不是一個確定的常數，而是某種變化著的，有時墮落、有時向上的東西。”所以這是一本探討人類道德秩序的巨著。

新京報：俄羅斯文學深受基督教影響，或者說，俄羅斯文學的基本命題就是宗教。你曾多次提過，信仰對你的閱讀和寫作影響很大，可否據此談談對俄羅斯文學宗教性的看法？

任曉雯：我想說的是，不僅僅是俄羅斯文學，西方古典文學多有宗教背景。比如整個英國文學有一個源頭性的文本，就是詹姆士國王欽定版《聖經》，無數英國作家受之影響。有個流行的說法是，詹姆士國王欽定版《聖經》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共同奠定了現代英語的基石。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說，莎士比亞和欽定本《聖經》是英語文學的莊嚴雙峰。但我要進一步說，莎士比亞本人在思想上是深受《聖經》影響的。用英國學者柏格斯的話來說：莎士比亞汲取《聖經》的井泉如此之深, 甚至可以說, 沒有《聖經》便沒有莎士比亞的作品。

事實上，《聖經》的影響並非僅限於西方。出版於1919年的中文和合本《聖經》，是第一本以白話文譯成的巨著，對當時正在興起的白話文運動影響很大。胡適、周作人等把《和合本》譽為白話文的典範。周作人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名為《聖書與中國文學》（“聖書”即指聖經）的文章，對《和合本》的文學性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倘若離開了正經古說訓這些觀念，用純粹歷史批評的方法，將它當作國民文學去研究，一定可以得到更為滿足的結果。這是聖書研究可以給予中國治理舊文學的一個極大的教訓與幫助。”當有人抨擊“白話是馬太福音體”時，魯迅反駁道：“馬太福音是好書，很應該看。猶太人釘殺耶酥的事，更應該細看。”值得一提的是，魯迅有過幾位基督徒朋友，包括著名的日本友人內山完造，他們對他有一定影響。魯迅對《聖經》頗有研究，他的文本中會出現“羊”、“凶獸”、“地獄”、“啟示”、“復活”等屬於基督教體系的詞匯，他的《野草》裡有基督教所帶來的幽暗意識和對人的有罪性的探究。我如此喜愛《野草》。我認為魯迅最深刻的地方，並不在於他的憤怒，而是在於他的某種宗教性的洞察力。

至此，我終於可以把話說回到你的問題了。深刻的文學必須有形而上的東西，它超拔於現實，超拔於苦難，超拔於具體的社會問題。這個東西就是指向宗教性的。這是我迷戀俄羅斯文學的重要原因。我時常會有感慨，為什麽經歷了類似的苦難，中國沒有誕生過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作家呢，問題也許就在這裡。

新京報：研究者經常會將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視為俄羅斯文化的兩個側面，像梅列日科夫斯基、別爾嘉耶夫、巴赫金等人都有過闡發，你是如何看待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任曉雯：關於這兩位作家，我寫過數萬字的心得體會，這裡擇要說一下感想。我認為這兩位偉大作家骨子裡的不同，是由他們不同的信仰狀態決定的。

在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牽涉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而被捕。在臨刑最後一刻，輕型機車兵帶來沙皇的旨意，將他們由死刑改判為苦役。三人中的一人，在這生死起伏中，被嚇得精神錯亂。陀思妥耶夫斯基挺了過來。可以說，對於這位未來的大文豪，那是一個死而復活的時刻。後來，在西伯利亞苦役期間，有位政治犯的妻子，送了他一本《聖經》。這是監獄中惟一允許閱讀的書籍。四年苦役，六年流放，《聖經》始終陪伴陀思妥耶夫斯基，幫助他承受苦工、嚴寒，和日益嚴重的癲癇的折磨。

在人類歷史上，幾乎再無別的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般曾經接近死亡。人類靈魂在將死之時，處於怎樣的狀態呢？當被長槍瞄準，子彈即將出膛，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感受到即將來臨的審判？我認為這個時刻裡，蘊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生命的全部體驗，也奠定了他那再也無法被人複製的寫作方式。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他對“上帝是否存在”的探討，不僅僅停留於道德層面，而是直指永生和復活。在《地下室手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將自己徹底撕裂，擺在世人面前。

作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

譯者: 伊信

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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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知道托爾斯泰有一本《懺悔錄》，卻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一本。因為在寫完之後，作者將它的名字從《懺悔錄》改成了《地下室手記》。有學者說：“《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露骨的作品之一，嗣後，他再也沒有如此露骨、如此直言不諱地披露過自己內心深處的隱秘。”雖然在當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聲譽甚隆，人們為《地下室手記》追加了諸多讚美，但若一個讀者誠實面對內心，便會意識到，書中過於露骨的自我披露，或多或少會激起不適。

托爾斯泰對此的評價說：“一個病人不可能寫出健康的小說。”簡言之，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是病態的。這評價倒與《地下室手記》的開篇相契合：“我是一個有病的人……我是一個心懷歹毒的人。我是一個其貌不揚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以自言自語甚至病囈般的第一人稱，展開了這部作品。

也許托爾斯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差評，和對他本人的惡劣印象有關。他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寫道：“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既不善良，也不快樂。他心術不正，善妒而又墮落，一輩子都在使性子，發脾氣……在瑞士，我曾目睹他對仆人的態度可惡至極，以致受辱的仆人憤而發出‘我也是個人’的怒吼。”屠格涅夫的話就更難聽了，他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惡的一個。”

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個道德主義者，但真正的基督徒從來不是道德主義者。基督徒不過是一群認識到自己有罪的人。如果一個基督徒真能像自己以外的那樣，憑借一己之力做到道德完善，那他就不再需要耶穌拯救。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自己缺陷多多，但他願意用盡畢生氣力向自己靈魂的黑洞深處挖掘。在我的理解中，《地下室手記》的“地下”，不僅僅是地理空間概念，還隱喻了人類的靈魂秩序，指稱了人類靈魂底部，那永遠不能拿來示人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試圖把不可示人的，拿出來示人。

他在這本書中，這樣寫道：“在任何人的回憶錄裡總有這樣一些東西，除了自己的朋友外，他不願意向所有的人公開。還有這樣一些東西，他對朋友也不願意公開，除非對他自己，而且還要保密。但是最後還有這樣一些東西，這人連對他自己也害怕公開，可是這樣的東西，任何一個正派人都積蓄了很多很多。就是說，甚至有這樣的情況：這人越是正派，這樣的東西就越多。”他還進一步指出，“海涅斷言，實事求是的自傳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個人關於他自己肯定會說許多假話。在他看來，比方說，盧梭在他的懺悔錄中肯定對自己說了許多假話，而且甚至於蓄意這樣做，出於虛榮。”

我幾乎可以說，這裡麵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方法論的基本奧秘。或許另有奧康納之類的作家，對人類的幽暗也有深刻洞悉，但他們把自己隱藏了起來，只是通過擺布筆下的人物，來達成自己對人性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樣，他對自己毫不留情。我就從沒看到哪個作家，對待自己有如此之誠實，誠實到令人不適，甚至惡心。

而托爾斯泰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道德主義者。托爾斯泰深受《四福音書》影響，把愛、無私、捨己作為自己的信念，也確實做了很多實事，想要幫助窮人和農民。可惜行動追不上信念。這導致他被一些人奉為聖人，卻被另一些人大加詬病，甚至罵他“假冒偽善的法利賽人”、“虛偽的人道主義”。

比如，托爾斯泰跟農婦有染，生了個兒子，日後竟讓私生子給嫡生子當車夫。關於這件事，毛姆嘲諷他“一心想救農奴脫離受貶低的處境，想教育他們，教他們乾淨、正經和自重，我以為他至少會為他的私生子出點力呢。”但事實就是，托爾斯泰隨便私生子自生自滅，唯一的幫助是為他安排了車夫之職。在我看來，這是比侮辱仆人嚴重得多的事件，倘若是發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不知托爾斯泰會使用怎樣的評價之詞呢。

在小說寫作中，在《復活》、《克萊采奏鳴曲》、《謝爾蓋神父》中，托爾斯泰是真誠而有懺悔精神的。但在生活中，他的人生理念與實際行動，自我想象與實際形象，似乎存在差距。不止一位熟人回憶起他，認為他冷淡驕傲，惹人生厭。屠格涅夫（又是這位嚼舌頭的屠格涅夫）說，“最叫人驚惶的莫過於托爾斯泰審訊式的目光，那種目光加上幾句刻薄話，可以把人氣得半死。他對別人的批評很難接受，當他偶然讀到一封對他稍有微詞的信件，他立刻向寫信的人挑戰，朋友們很難阻止他進行可笑的決鬥。”

在我看來，這樣的指責過於簡單粗暴。我對這位在探尋生命意義的征途中畢生跋涉的老人，深懷體恤之憐憫，理解之同情。他的捨己愛人的努力是真誠的，他的力不從心也是真實的。問題的根源在於他的信仰。托爾斯泰願意接受耶穌的教誨，卻不願相信永生和復活；看重人類的道德完善，卻高估完善道德的能力；抓住了《福音書》中耶穌關於愛的闡述，卻忽略了彼得、猶大、法利賽人的人性幽暗。他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伊萬一樣，是理性主義者。他看起來像是無神論者伊萬的反面，實則不乏共通之處。他們都想從理性推導出上帝之於人類靈魂和生命秩序的必要性，但卻在理性的盡頭停住。伊萬的選擇是調轉頭去，把上帝和人類的道德整個拋棄。托爾斯泰的做法卻是，無視理性的局限，繼續往前推演，試圖彌合那不可見的至高者，和人類有限理性之間的溝壑。他甚至發出“上帝的國在你們心中”的斷言——雖然耶穌曾經明明白白指出，“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從這個基礎出發，托爾斯泰為自己找到了人生準則，還發展出一套社會理念。而他的理念，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話來評價最為貼切：這是一個“在不要上帝的情況下建造巴別塔的問題：建塔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從地上登天，而是把天挪到地上來。”

作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

譯者: 榮如德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2月

托爾斯泰的社會理念，最終在實踐中失敗。毛姆（又是這位善於譏嘲的毛姆）說：“有人希望照他的觀點度日，還成立了移民聚落。他們試圖實踐他的不抵抗主義，遭遇到悲慘下場，而他們落難的故事頗有啟發性，也很滑稽。”

托爾斯泰本人的晚年生活也富有悲劇色彩。一位年輕的追隨者，契兒特科夫，逼迫托爾斯泰實踐自己的觀念，讓他把包括作品在內的財產捐出去。而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亞卻反覆提醒，他有一家子妻小需要養活，孩子們正是接受教育的時候。契兒特科夫和索菲亞激烈爭吵，使得托爾斯泰左右為難。或者不妨說，這兩個人看起來，倒像是托爾斯泰內心矛盾的外化。是他渴望成為的人，和他實際所是的人之間的不可逾越的鴻溝。他無法解脫，只能一走了之，最終死在了路上。這樣的生命結局，簡直像是關於托爾斯泰靈魂狀態的隱喻。

再回到托爾斯泰的文學作品。且讓我再次提及《安娜·卡列尼娜》。在這本書中，托爾斯泰有著關於公義秩序的宏大寫作野心。“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墮落與悖逆必得報應。所以，安娜臥軌自殺，佛倫斯基入伍赴死。這樣的結局，並非“世事無常”的不可知論，更不是心血來潮的偶然安排。它符合托爾斯泰對罪和公義的理解。因為，“罪的代價是死亡。”

然而，這裡隱藏了一個巨大問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看不見善惡有報。我們看見的是，偷情者百年好合，作惡者美滿善終。也許現實中的安娜和佛倫斯基成功結合，婚後各玩各的，自在瀟灑；也許現實中的老實人列文被戴了綠帽子，還被卷走錢財，喪失兒子的撫養權。也許這不是“也許”，而是現實本身。

那麽，是上帝設定的秩序塌毀了嗎？這樣的疑問亙古有之。《聖經》最古老的一卷書，不是《創世紀》，而是《約伯記》。約伯就是一位受難的好人。好人為什麽有苦難？約伯不停呼求，三位朋友不停論斷。也許上帝的回答過於奧妙了，不能阻止人類一次又一次發問。然而，上帝允許人類發問。《約伯記》仿佛一把關於苦難和死亡的鑰匙，開啟了我們對這個在報應問題上看似毫無公平的世界的理解。

是的，如果我們的生命只有現世，靈魂與肉體一般短暫，那麽，善惡禍福豈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生意？“罪的代價是死亡。”死亡不僅僅指肉體的消失。在《創世紀》中，耶和華告誡亞當，不要吃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實，“因為當你吃的時候，你必將死。”從語氣上看，死亡將是一個食用禁果後即刻發生的事實。然而，亞當夏娃吃了以後，還活得好好的，並且眼睛“開”了，能夠知善惡了。難道真如引誘他們的蛇所言，耶和華在欺騙亞當嗎？不，耶和華所說的死亡，不僅僅指肉體消亡。耶和華在知道亞當夏娃吃了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之後，派遣基路伯看守生命樹。沒有吃到生命樹果子的人類，便擁有了肉體死亡。但肉體死亡不是即刻發生的。即刻發生的，是亞當失去了與上帝的聯結，成為被逐出伊甸園的孤兒。此後漫長的歲月裡，人類仰望呼求，卻不能回到上帝身邊，直至耶穌來臨。耶穌表示，人只有跟隨他，才能向死而生。由此可見，耶和華所警誡的死亡，更多指靈魂的昏昧和沉睡。“罪的代價是死亡”，這裡的“死亡”也指靈魂狀態。那麽肉體呢？“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這句話裡的死，才是肉體死亡。要到肉體死亡之後，上帝才會展開審判。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把生與死視為連貫一體時，才能看到報應和獎懲的絕對公平。

《安娜·卡列尼娜》的困境也在於此。這部小說呈現的，是現實的世界，是生者的世界。一切關於死亡的描述，在小說人物死亡的一刻便終止了。那存在於死後世界的終極審判，那“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的權柄，往往在現實世界和描述現實世界的文字中顯得模糊脆弱。好人未必有好報，恰恰相反，在罪惡的世界上，好人可能承受更多苦難。所以會有人走到托爾斯泰的反面。比如堅持無神論和道德相對論的薩德，就願意讓貞女受難，色情狂得到幸福。難道你能說他完全不符合現實？也許他才是更現實的那個。

這是托爾斯泰的局限，也是人類的普遍局限——我們被困在了可見的世界上，更高遠的審判，我們看不見。任何在現實世界上尋求完整秩序的渴望注定破滅，因為“天國不在地上”。也正因為此，《安娜·卡列尼娜》中那個秩序明確的世界破碎了。與之一起破碎的，還有托爾斯泰反對私有財產的社會烏托邦傾向，和他對私欲全然否定的道德烏托邦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