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訓：再說作家進大學

★

···創刊於1949年6月···

··新中國文藝第一刊··

★

主持人語|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高校人事改革和教學創新的不斷深化，部分大學也陸續開展了一系列的人才引進工作。在這當中，知名作家進校園最是引人矚目。從複旦大學引進王安憶，到南京大學成立畢飛宇工作室，再到北京師范大學以莫言為核心，逐步建立作家駐校的常規制度等等，當代作家轉型為大學教師，繼而以授課的形式去推動文學批評的大眾化運動，業已成為了近二十年來發生於中國文壇的一個重要事件。毫無疑問，這一現象對於改變當下文學批評的話語格局顯然是意義非凡。

與學院派批評相比，很多駐校作家的文學批評個性十足、靈動多變，充滿了創造的活力：像王安憶溫婉細膩的心靈解讀，馬原天馬行空的藝術想象，以及畢飛宇綿密有序的邏輯推理等等，都讓這些曾以小說名世的批評家，成為了青年人眼中的文藝明星。那麽，對於這樣一場批評的變革，我們究竟該怎樣看待？

本期邀請的三位作者中，於可訓先生既是著名的文學史家，也是近年來聲名鵲起的小說家，因此他對作家進校園問題的思考，就有了一種天然的說服力。而從日本留學歸來的裴亮博士，則秉承文史兼治的學術理念，周密梳理了作家駐校製的前世今生。至於年輕的呂興博士，更是以一位青年學子的身份，詳述了作家批評給當下文學教育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六年前，我在《長江文藝》上說過一回作家進大學的事，這回再說，就是再作馮婦，雖然也可能“為士者笑之”，但關於作家進大學，又確有一些值得再說之事，既然如此，也就顧不得那麽多了。

六年前，我說這事兒的時候，作家進大學雖然早已有之，但尚屬少數個案，似乎還不那麽普遍。這幾年，卻大有與時俱增之勢。究其原因，從大學一方面說，不聘請一些作家駐校，似乎跟不上潮流，顯不出等級，也讓人覺得不重視人文教育，理工科大學尤甚。就作家一方面說，既然有許多人已成為駐校作家，自己沒有這個名頭，也覺得有失身份，沒有面子。這當然都是一些很世俗的想法，甚至難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學校和作家也許有更崇高的念頭，但在這念頭尚未說出之前，我倒想說說我個人的一些很卑微的想法。

首先我想說的是，現當代文學史上，作家的種種“進”和“下”。中國人說話講究，就拿這作家的空間位移來說吧，但凡此一空間與彼一空間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則以“進”言之，低者，自然就得說“下”，所以到大學去當駐校作家，可以說“進”，倘若像半個世紀以前那樣，到工廠、農村、連隊去“深入生活”，那就只能說“下車間”“下農村”“下連隊”了。或者說，也有說“上”的吧，有倒是有，但那是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是說作家。作家永遠是自認或被認居人之上的，只會“下”無須“上”，現在總算是平移了，說來也是個歷史的進步。

接下來我想說的是，作家進大學，幹什麽去。上課？帶研究生？誠然。現在進了大學的許多作家，都是這麽做的。說來也是，既然頂著個教師的名頭，自然就得好好教書。而且這書還要比別人教得好些，否則就顯不出作家牌教授的水準和特色。話雖是這麽說，但問題是，現在的大學，光教書還不夠，還得騰出手來搞科研，甚至要比搞教學花去更多的時間精力。大學的評價體系，說是教學科研並重，實際上這天平總是往科研傾斜，有時還斜得很厲害。這就要進了大學的作家作好思想準備。或者說，這準備我早就做好了，搞創作也要研究社會人生問題，都是個研究，應該沒有問題。這話說起來輕鬆，可做起來並不那麽容易。我不是在故弄玄虛嚇唬作家，但我要提醒這些樂觀派作家的是，此一研究非彼一研究。大學裡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雖然也不外乎社會人生問題，但活動方式和遊戲規則，卻不同於作家的研究。作家的研究多半是為己的，大學教師的研究則大半是為人的。你不能覺得你對什麽有興趣，或覺得什麽有意思就去研究什麽，你得接受一種規範和要求，按照這種規範和要求去做研究。或者說，這個我也能接受，誰還能在真空世界裡自由翻飛，都會有規範和要求的約束，都會有的。但如果說這規範和要求不是說說而已，而是具體體現在開會、填表、申報、論證、檢查、評估、考核、驗收等等繁瑣的程式上面，你也能接受？如果這也能接受，你的創作心境還能保持得住？如果沒有這份耐心，你又到哪兒去找科研必須的課題和經費。在如今的大學，沒有課題和經費的教師，輕則被人瞧不起，重則影響部門績效，日子都不好過。作家自尊心重，好勝心強，實在不是一件輕易就能適應的事。除非大學網開一面，不要求作家搞科研，那就另當別論。但這樣一來，這教授的名分也就要大打折扣，倘若還想晉升，那就更加尷尬。好在有的作家還有作協的一份待遇保本，不至於太過在意，倘若沒有這份本錢，那可就慘啦。

以上說的，都是現行的大學體制與作家駐校制度的不能兼容，或作家難以適應的一面。這當然都是一些很消極的想法，像我們這些在大學呆久了的人，或許覺得這是一個死結，很難求解。但是，如果換一個思路呢，“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其實要解決起來，也不困難。既然上述清規戒律或曰遊戲規則，都是學校訂下的，解鈴還得系鈴人，學校真的就對駐校作家網開一面，廢了這些清規戒律，改了這些遊戲規則，又能如何，連科舉這種實行了千百年的制度都被人廢了，區區一個大學的規定就廢不得麽。我這不是在過嘴巴癮，最近，南京大學聘請畢飛宇當駐校作家，就做了這樣的解鈴人，解開了這個多少人都認為難以解開的死結。據畢飛宇說：南大對他非常寬容，既沒有給他硬性的科研任務，也沒有給他硬性的教學任務，“南京大學明確告訴我，不會用我的所短，也就是教學科研，而是要發揚我的所長，也就是寫作，所以我還是可以將百分百的精力放到寫作上。”我孤陋寡聞，也許在南京大學之前，就已經有學校做了這樣的開明君主，但我能看到的，卻是在南大結出的一點碩果。畢飛宇最近把他在南大講的小說課結集為一本同名書《小說課》，正火爆萬丈。相信在南大校園，這火爆的天氣會更有質感。我在讀這書的時候，同時也在想象那質感的場面。這書寫得真棒，這課自然也講得出奇的好。到底怎麽好，我不想在這裡做具體的評價，我一評價，難免又要用上許多理論概念，這理論概念一用，就不是在講畢飛宇，而是在證明這些理論概念。捨棄這些理論概念，我想說的是，根據我的感覺印象，畢飛宇的這個講法，是把他人的作品、他人的創作，當作自己的作品、當作自己的創作來講。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把他自己代入他所要講授的對象，用他自己的感覺和經驗去體貼作品的每一個細部，去解析創作過程的諸多環節。就像他筆下的推拿師按摩穴位，先在自己身上試過了，然後再施之於人。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推己及人的過程，所以他就能說出人所經驗的種種酸麻脹痛的感覺，讓圍觀的聽眾也能在想象中經驗同樣的感受。結果就像托爾斯泰定義文學所說的那樣，把自己體驗到的東西傳達給別人,讓別人也得到這種體驗。今天的評論家喜歡說回到文學的本位，什麽是文學的本位，文學不是廟裡的菩薩，有固定的座位，在我看來，像畢飛宇這樣，把創作講回了創作，把小說講回了小說，這就是回到了文學的本位。其實，這也是大學的文學教師很久以來的理想，但要達到這理想的境界，對學院出身的教師來說，很難。筆者近年常常引用我的老師說的一句話，說我們這些教文學的人，是不知道雞蛋怎麽炒，還要教人家怎麽炒雞蛋。為了弄清這雞蛋的炒法，筆者近年來也試著自己炒雞蛋，在上課之餘，做了一點小說創作的嘗試，結果，所得雖淺，卻大有益於教學，再讓我來講小說，我就得琢磨寫作時的情形，回味寫作過程的甘苦，對作品的精妙，也會有更多的領悟。我自然比不了駐校作家，但從我這個粗淺的體驗看過去，駐校作家的文學課，將要改變大學文學教學的歷史。

我最早想到這個問題，是“聽”了王安憶在複旦大學講的“小說課”。在畢飛宇之前，王安憶已出版過一本名為《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的書。這書給了我很大的震動。我在大學講了幾十年文學課，從文學理論講到文學史，雖說不上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但對這些“矛錘弓弩銃，鞭鐧劍鏈撾，斧鉞並戈戟，牌棒與槍叉”的耍法，自認也能得其要領，用來教授學生，雖比不了八十萬禁軍教頭，也不至於誤人子弟。等到讀過了王安憶的這本書，卻禁不住心生疑竇，就像《狂人日記》中的狂人疑心自己也參與過吃人一樣，我也疑心我的弟子已然被我誤過。王安憶的講法與畢飛宇的講法雖略有不同，但重視細節和感性經驗，卻是共同的。這恰恰是大學課堂上的文學課由來已久的一個缺項。就拿小說來說吧，在大學裡，文學理論課要講，文學史課也要講，文學理論課講它的創作過程和構成要素，文學史課講它的起源發展和作家作品。但因為講的方法都是“概而論之”，或“總而言之”，居高臨下，縱覽古今，就像坐在飛機上巡天掠地，放眼望去，身子底下都是些抽象的線條和版塊，上帝花了六天時間創造的那些作品，竟不見纖毫，就算是從自家屋頂飛過，也看不清紅牆黑瓦。我不是自己在砸自己的飯碗，而是覺得用這樣粗放的模式教出來的學生，充其量也只能當一個同樣粗放的理論家和歷史家，是斷斷乎寫不出文學作品，也當不了作家的。這就又要說到大學能不能培養作家的老話題上了。這樣的話題本來與駐校作家無關，但據有關資料顯示，美國一些專門培養詩人、作家的創造性寫作專業，似乎大都是由駐校作家在主持。而且，美國當代一些創作活躍的詩人、作家，有許多就是由這些駐校作家的創造性寫作專業培養出來的。這樣，駐校作家也便有了一項新的功能，即為當代中國文學訓練新軍。最近，坊間有人發出一個“提案”，建議有關部門積極推行駐校作家、藝術家制度，並期望逐步取代專業的作家協會和畫院制度。我對聘請駐校作家這件事沒有這麽高的期待，我只希望已聘有駐校作家的大學和將要聘請駐校作家的大學，能像南京大學那樣，在管理上，給駐校作家留一塊飛地，劃一個特區，讓他們在成為大學教師之後，仍然是一個作家，仍然在以作家的身份發揮作用，而不要被現行的大學體制所異化。

—END—

《長江文藝》2019年第2期

責任編輯 | 何子英 丁佳雯

於可訓 | 作者

於可訓，1947年3月生，湖北黃梅人。現任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長江文藝評論》主編，曾任中國寫作學會會長，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於可訓文集》10卷，近年來發表小說《地老天荒》《特務吳雄》《才女夏媧》《幻鄉筆記》《鄉野異聞》《金鯉》和散文《淡水的詩意》等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