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計2018年美聯儲加息四次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任澤平

　　受到川普減稅刺激效應、強勁就業數據、美聯儲上調核心PCE、中美貿易戰等因素影響，預計今年可能加息四次，分別於3月、6月、9月、12月。

預計2018年美聯儲加息四次

　　北京時間3月22日凌晨，美聯儲宣布加息25個基點，聯邦基金利率從1.25%-1.5%調升到1.5%-1.75%。隨後新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發表鷹派講話。3月22日，中國央行OMO逆回購利率上調5BP至2.55%，SLF利率隔夜、七天和月度均上調5BP至3.40%、3.55%和3.90%。

　　對此我們點評如下：

　　1、美聯儲3月加息傳遞出兩大重要資訊：經濟和通脹預期均加強、年內預計加息三到四次。3月議息會議結束，美聯儲宣布加息25個基點，符合市場預期。此次議息會議上調2019、2020年利率以及GDP增速預期。但此次議會決議中對2018年加息次數預期分化，支持2018年加息四次成員較前次增多，年內加息仍有超預期可能。議息會議公告發布之後，全球股指漲跌互現，美債收益率回落，美元指數下跌金銀上漲。

　　2、美國經濟通脹邊際走強，加息進程加快：1）川普減稅政策刺激美國經濟，工業產出增速加快。2）非農新增就業數據遠超預期，失業率維持十七年來低位，薪資上漲。3）消費者信心提升。4）CPI通脹指標持續在2%以上波動，核心通脹指標預計回升，通脹預期抬升。5）中美貿易戰提升進口價格，並推升通脹。6）同時，美國經濟金融體系存在資產價格估值偏高、稅改帶來的財政赤字壓力、加息縮表以及貿易戰四大風險。

　　3、我們預計2018年美聯儲加息可能超預期：川普減稅刺激效應、強勁就業數據、美聯儲上調核心PCE、中美貿易戰。預計今年可能加息四次，分別於3月、6月、9月、12月。

　　4、本次美聯儲加息後，中國央行OMO利率隨即上調5BP至2.55%，緊隨美聯儲加息。央行指出，本次加息隨行就市符合市場預期，有利於增強OMO利率對貨幣市場利率的傳導作用，有利於市場主體形成合理的利率預期、約束非理性融資行為，有利於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品質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5、隨著美聯儲加息縮表，中國金融去杠杆，全球流動性正在退潮。金融寬鬆環境一去不返，央行、商業銀行尤其影子銀行體系創造的貨幣正在快速消失。那些建在沙灘上的曾經看上去一度金碧輝煌的虛假財富帝國轟然崩坍，那些龐氏融資的美麗謊言被一一揭穿。在流動性退潮以後，最貴最稀缺的就是流動性：一度神秘地像宮殿一樣的金融控股集團不斷傳出斷臂求生、影子銀行大規模收縮業務戰線、商業銀行亟需補充資本金、先知先覺的地產商開始降價、人們開始謹慎投資窖藏現金，曾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貨幣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6、當前中國金融條件整體偏緊，實際利率趨於上升：一是，隨著金融監管加強，來自影子銀行及交叉金融體系的貨幣創造正在消失，2018年1-2月社融42303億元，比2017年1-2月下降5575億元，實體經濟（境內非金融企業和住戶，下同）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量是收縮的，2月M2增速降至8.8%；二是，實際利率上升，在加權貸款利率、債券利率等廣譜利率上升的同時，PPI降至3.7%，企業實際融資成本上升，將抑製2018年經濟和投資活動；三是，M2增速低於名義GDP增速，既表明杠杆去化，也表明貨幣政策偏緊。

　　7、中國金融緊縮力度超過經濟基本面，根本的原因是公共政策部門把金融穩定、去杠杆、調控資產價格泡沫和防化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這使得雖然中國經濟復甦力度不及美國，但金融緊縮力度遠超美國。在雙支柱下，貨幣政策中性穩健，目標旨在逆周期調節經濟通脹周期，巨集觀審慎政策加強，目標旨在逆周期調節金融周期。

　　8、我們判斷，在財政整頓、金融去杠杆、房地產調控、商品去庫存等拖累下，2018年經濟將略有回調，前高後低。供給側的邏輯沒有變化，但是需求端將弱化。同時由於出口復甦、產能投資觸底回升、消費更新等支撐，2016-2018年中國經濟總體呈“L型”觸底態勢。2019年以後的經濟表現會優於2018年，庫存周期、房地產周期、產能周期都將在2018年上半年-2019年上半年觸底，進而開啟高品質的新時代、新周期。

　　9、最近參加了幾個調研活動，發現越來越多的人看多中期中國經濟改革前景，中國公共政策正在做對的事情。1、根據我18年的巨集觀研究經驗，要有基本框架、基本邏輯和基本判斷，巨集觀經濟形勢不太可能今天好，明天不好，還是有一些內在的周期性規律和潛在態勢。2010年“增速換擋”，2014年“新5%比舊8%好”，2015年判“經濟L型”“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2017年初“站在新周期的起點上”。2、一定要堅持獨立客觀，這是立身之本。3、良好的狀態無非來自更專注、更勤奮、更敬業。

　　風險提示：美國經濟增速不及預期；貿易政策風險

　　(本文作者介紹：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恆大經濟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巨集觀部研究室副主任、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董事總經理、首席巨集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