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明揚
1206年（南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春天，當鐵木真“升級”為成吉思汗，躊躇滿志地在斡難河源頭建立大蒙古國時，臨安城中的韓侂胄也正處於人生巔峰的亢奮之中。
自1195年年初罷黜政敵趙汝愚之後，韓侂胄總攬南宋軍政大權已達十二年之久。一個他念念在茲多年的政治夢想即將實現：北伐金國，克服中原。
就在這一年四月，在韓侂胄的推動之下，宋寧宗趙擴下詔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從“忠獻”改諡“謬醜”，貶秦的製詞中說：“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一時傳誦，大快人心。
秦檜夫婦跪像
再算上兩年前（1204年五月），宋寧宗下詔追封嶽飛為“鄂王”，將嶽飛作為北伐的“神主牌”，貶秦崇嶽，再加上借重陸遊和辛棄疾這兩個“北伐文藝權威”的威望（陸遊還專門寫過“異姓真王功第一”這樣的句子推重韓侂胄），韓侂胄可以說已為北伐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
鄂王嶽飛
就在貶抑秦檜的當月，南宋大軍已經開始分“東、中、西”三路向金軍展開了全線進攻，拉開了“開禧北伐”的帷幕。或許要感謝“不宣而戰”達成的突然性，宋軍在戰爭初期打得很順，連連攻城拔寨，特別是勇將畢再遇僅帶了87人就出奇兵一舉拿下了泗州城。
泗州大捷的消息傳來，韓侂胄感覺恢復中原指日可待，便奏請宋寧宗於出兵次月，也就是開禧二年（1206年）五月下詔北伐，正式對金宣戰。這篇詔書一開頭就氣勢逼人，“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仇”；行文中還大有傳檄而定的雄心，“西北二百州之豪傑，懷舊而願歸;東南七十載之遺黎，久鬱而思奮”。
不過，韓侂胄的這次“開禧北伐”，似乎所有的好運和豪情都留在了前兩個月。幾乎就是在宋寧宗的北伐詔書頒布之後，一個又一個的戰場敗報向臨安傳來。
自命忠君愛國的韓侂胄可能很想問：我究竟做錯了什麽？
試著以後見之明說幾點。
第一，動機不純。首先我們得明確，韓侂胄的北伐並非如《宋史》等“反韓派”那樣認為的，單純是為了鞏固個人權位和“立蓋世功名”，甚至也不是純粹的好大喜功或心血來潮，而是有深厚社會基礎的。在南宋的朝局中，針對宋金和戰問題，“主戰派”一直是主流思潮之一，特別是在秦檜去世後，主戰思潮漸有壓倒主和思潮的趨勢，辛棄疾、陸遊和陳亮這樣的人算是當時的“輿論領袖”，宋孝宗更是終身以恢復為念，且即使是主和派，反對北伐的理由也不是“放棄恢復”，只是說時機未到罷了。
我們有理由相信，韓侂胄的北伐主要是出於“公心”，但是，他的立功心切雖然在政治道德上沒有什麽太多可指摘之處，立功立言本就算是正常的人生追求，但的確在客觀上對北伐造成了實質性損害。比如，對辛棄疾這些可能“搶功”的人若即若離，一心想獨佔恢復之功；再比如，在各種條件尚不充分的情況下，就急於求成貿然出兵。
辛棄疾畫像
第二，準備不足。這一點和“動機不純”直接相關，某種意義上屬於衍生品。平心而論，韓侂胄不是什麽沒有軍政經驗的楞頭青，不可能一點戰前準備不做就倉促北伐，但除了通過“貶秦崇嶽”在輿論上做的準備很充分以外，在軍事上經濟上做的那些準備都有“臨時抱佛腳”之嫌。比如，韓侂胄為了籌措南宋奇缺的戰馬，試圖從大理國和吐蕃那裡求購戰馬，還大舉練兵，從水軍到騎兵到弓箭手方面都有一些動作，但是，韓侂胄或是出於心急，或是對軍事規律缺乏敬，這些準備工作在嘉泰三年（1203年）才剛上手，不到三年就已發動北伐，兩年多時間就想練出一支強軍，這不是天方夜譚麽？虞雲國先生在《南宋行暮》一書中對韓侂胄式的戰爭準備批評稱，“這些臨陣磨槍式的戰爭準備，不能說一無效果，但在因循苟且、貪汙刻剝的政風、吏風、軍風下，其成效大可懷疑”。
《南宋行暮》，虞雲國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就連南宋那些激進的主戰派，儘管在大的價值觀上積極支持韓侂胄的北伐大計，但都對韓侂胄的倉促出兵不以為然。比如辛棄疾，曾對北伐的時間表有“更須二十年”的說法，辛棄疾的政治主張與其說是盡快北伐，更不如說是希望朝廷臥薪嘗膽，盡早做好包括練兵、情報、財政等方面的戰爭準備，而不要得過且過因循苟且。開禧元年，也就是北伐前的一年，辛棄疾還作了那首著名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借宋文帝劉義隆的北伐失敗表達了他對時局的擔憂，“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辛棄疾的話日後還當真應驗了。
第三，低估對手。金國亂亡在即，金軍不堪一擊，即使宋軍準備不足，北伐勝利也是唾手可得，這或許也是當時包括韓侂胄在內的主戰派的戰爭邏輯。開禧元年，南宋使節李壁使金歸來，放言“敵中赤地千里，鬥米萬錢，與韃為仇，且有內變”，韓侂胄聞之大喜。金國當時外為蒙古所擾，內為饑荒所困，這些情報都沒有錯，但問題是，如果韓侂胄由此得出“金軍不堪一擊”的結論就大錯特錯了。
當時金帝國處於金章宗的統治末期，儘管國勢不振，但金章宗在位其間好歹也有“明昌之治”，國力的底子還在，人口正處於金帝國的巔峰，不戰自亂只是文人的幻想罷了；在軍力方面，金軍固然不再是那支當年“女真滿萬不能敵”的強軍，但此時還未經過蒙古大軍的荼毒，主力尚存，完顏宗室也還有一批名將在，更何況，我們後世所說的金軍戰鬥力下滑更多“對標”的是蒙古鐵騎，如果相比宋軍，金軍隻強不弱。在開禧北伐中，金軍一度縱橫無敵，逼近長江防線，甚至讓時人看到幾分全盛時期的影子。
女真族男子
第四，用人失當。在開禧北伐中，韓侂胄用人失當的惡果幾乎從一開始就頻頻爆雷。最神奇的是，除了我們之前說的畢再遇以外，韓侂胄看中的各路將帥無不是紙上談兵，遇敵即潰之輩，很多人連基本的戰場經驗都沒有。我無意於用韓侂胄所用之人都是奸人這樣的泛道德化話語來解釋，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這些人都是“鼓吹北伐”之人，和韓侂胄一拍即合，北伐口號喊得越高調，官做得越大，而相應的，他們的實際軍事才能反而被韓侂胄忽視了。
有兩個用人失誤甚至是致命的。第一個人是韓侂胄的頭號親信蘇師旦，深得韓侂胄信任的他在戰前被賦予了人事大權，而他竟然膽大到公開賣官鬻爵，據說還有視官職大小公開定價一說，讓即將出兵的北伐大軍掌握在一群買官賣官的人手中。更神的是，唯獨把韓侂胄蒙在鼓裡，後來和人喝酒時偶然得知後大怒，這才將蘇師旦罷官抄家，但為時已晚，開禧北伐此時已是一敗塗地。
第二個人是吳曦。吳曦本是威震川蜀的“吳家軍”第三代，雖然心懷異志，但由於在臨安當官被剝奪了兵權，所以也是“梟雄無用武之地”。旦一心想回川的吳曦賄賂了韓侂胄的親信，就輕易被放回了四川，並說服韓侂胄任命他為宋軍北伐西線的統帥。韓侂胄這個決定釀成了大禍，沒幾個月，吳曦就在北伐前線“火線投敵”，還得到了金章宗的冊封，滿足了他獨霸四川的野心，要不是吳曦後來被心懷忠義的部將刺殺，南宋面臨就不是北伐失敗的問題了，反過來被金軍兩面夾攻，一舉滅掉的可能性都有。
而對於像辛棄疾這樣真正能打仗的人呢，韓侂胄反而刻意晾起來，或者說，隻把他當作北伐的招牌，卻不給真正掌軍的機會。辛棄疾曾說過，“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 鄧廣銘先生在《辛棄疾傳》一書中認為，韓侂胄對辛棄疾“忽而呼之使來，忽而又麾之使去”，表明“韓侂胄一派人一直還不曾有對當代豪賢分任權責、共立功業的廓然大公之心”。
《辛棄疾傳·辛棄疾年譜》，鄧廣銘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年版
嘉泰四年（1204年）年初，辛棄疾在被宋寧宗召見時曾說：“敵國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促可以應變之計”。“元老大臣”是誰？比較普遍的說法是，辛棄疾在委婉的勸告皇帝，北伐要多用有沙場經驗的老臣老將，不能交給沒有經驗的那些幸進者胡鬧，虞雲國先生在《南宋行暮》中認為，辛棄疾在言語之間甚至不無自薦的意思。
開禧三年秋，看見戰事一敗塗地，韓侂胄終於想到了辛棄疾。但辛棄疾收到詔令時，已經是病重臥床不起，只得上表請辭。沒多久，辛棄疾病逝，據說臨終前還高呼“殺賊”。
第五，內部不穩。韓侂胄號稱權傾朝野，在北伐這個問題上，實際上遠沒有在朝廷內部統一共識。比如說後來反韓政變的主謀史彌遠，一看到戰事不利就開始四處串連，甚至與對韓侂胄早有不滿的楊皇后搭上線。何忠禮先生在《南宋政治史》一書中甚至認為韓侂胄有點心慈手軟，在北伐前放棄了對主和派政敵的打擊，這些人不久就恢復高位，而韓侂胄自己又用非其人，導致他在朝中四面受敵。
《南宋政治史》，何忠禮 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最諷刺的是，如果說韓侂胄決定北伐的確有鞏固個人權位的意思，反而恰恰是北伐，讓他曾經一度穩固的權位開始松動，最後甚至落得個被暗殺的下場。
更重要的是，韓侂胄也沒有搞定宋寧宗。在北伐問題上，宋寧宗始終模棱兩可，沒有定見，雖然沒有正面否決韓侂胄的北伐決斷，但也沒有給予明確的支持。北伐失敗後，宋寧宗曾評論稱“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可能才是他真實的想法。周密在《齊東野語》中也佐證說，宋寧宗“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
宋寧宗
試想，如果宋寧宗有定見，宋廷要麽就放棄輕舉妄動暫緩北伐，積蓄國力等待時機；要麽就是上下一心決定開戰，也就不會在戰事初期不利之後，逐漸陷入了在和戰上遊移不定的尷尬狀態，後來甚至出現了前線將帥對繼續戰爭虛與委蛇的狀況。在這樣的情況下，南宋已經喪失了進行長期戰爭的政治能力。
第六，實力不足。這可能也是“開禧北伐”失敗的最核心原因。《南宋行暮》一書深刻的寫道：“金人入主中原以後，雙方隨著‘時移事久，人情習故’，已與南宋在地緣政治上形成了一種勢均力敵的抗衡態勢，誰也吃不掉誰。從紹興末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中經隆興北伐，直至開禧北伐，不論率先發動戰爭的是宋還是金，從來都沒能如願以償過，其間地緣政治的綜合因素似在冥冥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虞雲國先生對宋寧宗和韓侂胄這對北伐君相組合也相當不看好，“開禧北伐時南宋的綜合國力顯然不及隆興北伐之際，再加上開禧君相的因素，宋金地緣政治的格局不可能改變，北伐失利是無可避免的”。
開禧北伐
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韓侂胄遇刺身亡。這固然是一場有偶然性的宮廷政變，史彌遠結盟楊皇后，背著宋寧宗才殺掉了韓侂胄。但是，當時韓侂胄已有“不得不死”之勢，在主和派重新佔據上風的情況下，朝中眾臣普遍認為開戰的“元凶”韓侂胄已經成了宋金合議的絆腳石，代表性說法是，“今日欲安民，非議和不可；欲議和，非去侂胄不可”。而在金人那邊，也將“獻首禍之臣”當作議和的先決條件之一。
而事實上，韓侂胄被殺之後，首級最終竟真的到了金人手裡，金章宗為此還祭告天地，舉行了盛大的“獻首儀式”，禮畢將韓侂胄的首級，懸掛在高高的旗杆上，供看熱鬧的群眾觀瞻，之後還被做成“標本”藏入軍器庫。
與史彌遠謀誅韓侂胄，將其首送往金朝的錢象祖
一代權相，生前風光無限，最後卻落得個身首異處。
從政治責任的角度出發，韓侂胄力主開戰又喪師辱國，“任情妄動”，被罷官也是早晚的事，考慮到他是依靠“紹熙內禪”此種宮廷政變起家，那麽甚至被刺殺也可以視作政治陰謀家 “上得山多終遇虎”的歸宿。
但是，堂堂大宋重臣，事敗之後，死則死矣，被作為談判“籌碼”送到敵國是怎麽回事，這羞辱的哪裡是韓侂胄，而是大宋朝的國家尊嚴吧？當時甚至有很多與韓侂胄不的主戰派大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人就站出來說“韓侂胄頭不足惜，但國體足惜”。還有太學生作詩說：“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甚至將韓侂胄比作漢景帝時代因主張削藩而蒙冤被殺的晁錯。
嘉定元年（1208年）九月，在史彌遠的一力主導下，宋金簽署了“嘉定和議”，坦白說，雖然史彌遠此人的主和政見已經墮落到“乞降”，但和約也並沒有傳說中的那麽屈辱，其實也就是加了歲幣十萬兩而已，金軍收了一筆“贖地費”之後也將新佔的土地還給了南宋。
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史彌遠的談判之功，而是因為在金帝國的北方，正在坐大的蒙古讓金人坐臥難安，不想和南宋過多糾纏。
1211年蒙金戰爭
金宣宗為了與蒙古合談以解中都之圍，1214年將金帝完顏永濟的女兒岐國公主送給成吉思汗和親，而後蒙古退回漠北地區。
也就是從“嘉定和議”之後不久，史彌遠成為了下一個不可一世的權相，權勢比韓侂胄有過之而不及，在宋寧宗宋理宗兩朝擅權長達26年，最後不僅落得了個“善終”，還沒有像秦檜韓侂胄那樣進入《宋史·奸臣傳》。
周密在《齊東野語》中曾為“奸臣”韓侂胄抱不平說：“身隕之後，眾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嚴格說來，韓侂胄算不上什麽；奸臣，至少無法與秦檜相比，他縱然輕舉妄動喪師辱國，但更準確的定位是於大宋朝有大過的“罪臣”，才具不足而自視甚高，是典型的志大才疏之輩，但你非要說他在道德上多麽不堪邪惡，或許有些“欲加之奸”了。
《齊東野語》
時過境遷之後，金國處置韓侂胄身後事的舉動頗值得玩味。金國後來追封韓侂胄為“忠繆侯”，認為他“忠於為國，繆於為身”，還將幾經侮辱的韓侂胄首級最終安葬在他的先祖——韓琦之墓旁邊。《南宋行暮》一書認為，金國後來將此事劄報南宋，其中不無譏諷的意思：比起你們本朝來，我們敵國的評價似乎還公正些。
縱觀南宋一朝，“和戰”始終是政治上最核心的主題，中前期是對金和戰，後期是對蒙和戰。儘管宋人王應麟的“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的判斷絕對化簡單化，但也顯示了宋人面對當“和戰”與“忠奸”反覆攪和在一起時的某種困惑。
先是秦檜主和，繼而是韓侂胄主戰，再是史彌遠主和，最後是在和戰夾縫中“騎牆”的賈似道，四大權相，三種立場，在後世卻都因為“和戰”的各自立場表現，盡數被視作“奸臣”。
如果將“和戰”兩者均視作一種價值中立的政治態度，不再與“忠奸”密切捆綁，或許就會發現，除了秦檜罪無可逭，其他三人皆有可議之處。即使是秦檜之奸，也不是“主和之奸”，而是為了達成“主和”，而去構陷忠良血債累累壓製輿論之奸。“主和與“主戰”是中立的，但在各自時代情勢之下，作為權相重臣如何去推行它，如何去貫徹它，才是人品政品的試金石，當然，你得出的答案很可能仍然是曖昧不清的。
對於開禧北伐的大敗局，還有一種神秘主義的上帝視角，如果韓侂胄北伐晚上幾年，不用十年，比如只要五年，北伐幾乎就是必勝之局。正是在開禧北伐後的第五年（1211年），成吉思汗發動了滅金戰爭，當年便在野狐嶺殲滅金軍四十餘萬主力。
若是此時韓侂胄出兵，對金帝國可能頃刻便是滅頂之災。但歷史的悖論是，如果金帝國比真實歷史中早亡國20余年（1234年），對南宋真的是好事麽？
只有天知道。但這真的不是韓侂胄所能應對的天下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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