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雲國︱南宋是怎樣折入衰世的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

虞雲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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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虞雲國

古人有“三十年為一世”之說，原指代際相繼之意。北宋邵雍將其引入他的宇宙歷史演化論，作為最小的時段概念，提出“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撇除其周而複始的神秘色彩，顯然也將三十年作為考察歷史的基本時段。

西方年鑒學派主張綜合長時段、中時段與短時段的多種方式，多層級地構成對總體歷史的全面研究。相對於以一個世紀乃至更久的長時段與以事件史為標誌的短時段，中時段的研究閾限“涉及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歷史態勢”（布羅代爾：《長時段：歷史和社會科學》），自有其特定的價值。這種中時段，足以完整展現長時段歷史中某個變化周期，身處其中者往往要到該周期結束才能察覺其終始之間發生了多大的時代差異與歷史變動。

二十餘年前，撰著《宋光宗宋寧宗》時，因受製於他們父子的個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傳記的形式來表現光寧時代”，“力圖把光寧時代作為南宋歷史演進的不可或缺的一環”，有心寫一部時代史。宋光宗即位於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寧宗去世在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兩位皇帝在位跨三十六個年頭，既符合“三十年為一世”的概念，也恰在中時段範圍（如果不考慮以帝王為坐標的話，這一時段不妨下延至史彌遠去世的1233年）。倘若將宋孝宗淳熙內禪時（1189年）與宋寧宗駕崩時（1224年）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作一對比的話，就能發現：經過三十餘年緩慢頓漸的變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從治世折入了衰世。如今，這冊舊著經過修訂，易名《南宋行暮》（“行暮”即行將日暮之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改版梓行，但總體結構未作改動，故擬就這一時段若乾問題略抒己見，以便加深對這段時代史的全局性把握。

宋光宗、宋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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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宋孝宗朝的對比

既然說這一時段是南宋從治世折入衰世的關鍵時代，當然必須以其前與其後的時代作為比較的參照系。這裡，先說其前的宋孝宗時代。宋孝宗在位期間為1162年至1189年，共二十六年，大體也在中時段的閾限內。

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藉由“紹興內禪”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動發起隆興北伐，試圖改變紹興和議定下的地緣政治格局。然而，受製於內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與反對，主事者張浚“志大而量不弘，氣勝而用不密”等等）與外部條件（金朝的總體實力），被迫與金朝再訂隆興和議，重歸宋高宗確立的“紹興體制”。其後，在內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紹興體制”的大前提下略作微調與騰挪。有鑒於秦檜擅權的前車之轍，他在位期間一方面頻繁易相，以便皇綱獨攬；一方面開放言路，以便“異論相攪”。隆興和議後，南北政權間長期維持著相對穩定的和平局面。作為南宋唯一欲有所為的君主，宋孝宗曾坦承短期內恢復中原已無可能，但仍寄望於君臣協力一改國弱民貧的局面。他尤其注重興修水利，推動農業生產；同時關注財政與經濟，制定鼓勵商業與對外貿易的政策，城市經濟與市民文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惟其如此，南宋社會在乾道、淳熙間（1165-1189）也進入了相對繁盛期。

宋孝宗時代，一方面在專製政體上繼承了紹興體制的政治遺產，另一方面在對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則有明顯的調整，他還能容忍不同的政見與批評的聲音，政治生態與思想氛圍較之宋高宗秦檜專政時期大有改善。他對道學儘管不持好感，卻並未以一己好惡而推行整肅政策。在傳統中國的大多數時候，政治總是決定一切的，即便微調也效果明顯。由於宋孝宗的政治統治相對寬鬆，致使這一時代在思想文化上頗有亮色。

在《中國轉向內在》裡（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下引此書徑標頁碼），劉子健認為，北宋學術“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戰性和原創性”；相對說來，南宋學術“都難免相對狹隘、受製於正統、缺乏原創性的問題”（24、27頁）。這一說法有其獨到之見，但也不盡然，南宋浙東學派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學術成果與思想體系。這是由於浙東學派的學術建構還有賴於北宋以來士大夫階層的事功實踐充實其思想資源，也與宋孝宗時代的環境改善有著內在關聯。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間相對優容的政治環境，朱熹才有力推動了道學派的擴容，完成了理學集大成進程；張栻也自成一派，張大了湖湘之學。繼北宋中期以後，這一時段以朱熹為領袖的程朱理學，以陸九淵為開山的心學，與呂祖謙、陳亮、葉適為領軍的浙東事功學派幾成鼎足之勢，湧現出自己時代的學術大師群體。無論思想上，還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時代，宋學進入了又一巔峰期。繼北宋中葉的文學鼎盛期之後，這一時段以陸遊、辛棄疾、范成大與楊萬裡等各領風騷，宋代文學也形成了第二個高峰期（雖然比北宋歐陽修、蘇軾父子與王安石等領軍的北宋高峰來略見遜色），而代表人物都成長並活躍在這一時段。史學家李燾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當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的編纂，繼司馬光之後令宋賢史學再放異彩。

所有這些，都出現在宋孝宗時代，顯然絕非偶然現象。南宋曹彥約認為，南宋乾道、淳熙期間堪與北宋慶歷、元祐時期相媲美：

朝廷無事，四方寧謐；士渾厚而成風，民富饒而知義。負者歌，行者樂，熙熙侃侃，相期於鹹平、慶歷、元祐之治。

本朝人讚美難免摻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維騏也有好評，說宋孝宗“有君人之度，其系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縱觀宋孝宗時代，顯然迥異於南宋理宗以降內有權臣疊相專政、外有蒙元鐵騎壓境的高危期，確是政局相對穩定、政治相對清明，社會經濟相對繁榮的最好時段，堪稱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對照，南宋光宗寧宗時代的全面逆轉就更顯得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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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內禪前

有過“革新構想”的人事部署嗎？

《朱熹的歷史世界》堪稱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巔峰之作，但著者認為，淳熙內禪前後，宋孝宗有一個扭轉其晚年因循政策的重大構想，一是親自選定“周必大、留正、趙汝愚三相”，“有意建立一個以理學型士大夫為主體的執政團體”；二是刻意部署“理學集團的許多重要成員進入了權力核心”（該書532、594頁，三聯書店，2004年），試圖以如此的執政團隊與理學集團相結合，支持理學家在“外王”領域革新政治，恢復北方。對宋孝宗是否確有這種構想與部署，學界頗有不同意見：“他的證據很有意思，但卻不很充分，因此遠不具有決定性。”（蔡墨涵：《歷史的嚴妝》，464頁，中華書局，2016年）筆者只想對其部署執政集團與理學集團之說，略說管見。

依據慶元黨籍的後出名單，斷言宋孝宗晚年部署的三相都“深得理學家集團的信任”，是值得斟酌的。首先，那張名單只是韓侂胄及其追隨者出於打擊政敵的黨爭需要編派的（據學界研究，甚至還有後黨禁時代道學傳人追加的痕跡），列名者並非都與理學（或道學）有關。以留正而論，有研究表明，他雖未與道學派公開為敵，但在反道學派的前任左相王淮與傾向道學的前任右相周必大之黨爭中明顯左袒，而王淮在內禪前一年罷相，便由“留正接過了反道學派之大旗，開始了新一輪反擊鬥爭”（張其凡：《留正與光宗之立》，《番禺集》，214頁）。在攻去周必大後，留正雖也起用了一些道學人士，但應是其獨相秉政後出於協調各方政治勢力的需要，道學家對他未見得有多大信任。

周必大自淳熙七年（1180）起即進入宰執圈而深受信用，作為守成輔政的宰相人選，宋孝宗命其輔佐新君藉以遙控朝政，自在情理之中；但其任左相僅五個月，即遭禦史中丞何澹攻擊而不得不去位。其中留正與其“議論素不相合”而窺伺帝意大有作用，而宋光宗之授意默許，顯然出於不願受太上皇掣肘等微妙考量（由於周必大“密奏”，望眼欲穿的內禪繼位至少推遲一年，無疑讓新君大感不爽），而對周必大罷相與其後留正獨相，也未見宋孝宗有進一步乾預與部署，足見不宜過分誇大他作為太上皇對朝政控制的力度與效果。

趙汝愚遲至紹熙四年（1193）才以同知樞密院事初入宰執圈，宗室出任宰執有違於祖製，在這點上宋孝宗確實力挺過，但其時宋光宗精神病頻頻發作，一再鬧出過宮鬧劇，宋孝宗支持其執政，也未見有部署他推行革新的史證，恐怕更多指望他能調護兩宮父子、度過朝局危機而已。

總之，將周必大、留正與趙汝愚這樣頗有差異的三位宰相（何況趙汝愚任相更在宋孝宗已死的紹熙內禪後）拉在一起，推論宋孝宗晚年刻意部署執政集團，以實行“規模頗大的長期性的革新構想”（《朱熹的歷史世界》，525頁），顯然缺乏堅強有效的證據鏈，以致“只好用心理史學來填補這個缺陷”（《歷史的嚴妝》，465頁），但心理史學猶如理校法，“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陳垣語）。

至於說淳熙內禪前宋孝宗“所親自擢用的六人都出於理學集團”，以及淳熙內禪後理學之士“進入中樞的便有十一人”（《朱熹的歷史世界》，579、597頁），該書認為，這是宋孝宗晚年刻意擢拔理學集團的另一部署。從這些客觀現象倒推式論證宋孝宗曾有那種主觀部署，依然存在著證據鏈脫節的困惑。筆者認為，如前所述，宋孝宗的政治生態相對寬鬆，儘管他本人不好道學，但用人政策上卻從未排斥具有道學傾向計程車大夫官僚。正是有賴於這種相對寬容的政治文化生態，朱學、陸學與浙學三派經過授徒講學，擴大了新儒學的影響，推動了新儒家的擴容，他們補充官僚隊伍的比重自然大為提高，進入中樞也是理有必然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指出的現象，乃是宋孝宗朝寬鬆政策與新儒學自身發展勢運相輔相成的結果，並非基於所謂革新構想而刻意為之的精心部署。實際上，包括留正獨相後轉而啟用道學人士，趙汝愚在宋寧宗初年拜相之後一度汲引“眾賢盈庭”，試圖重溫“小元祐”之夢，都應作如此平實之觀，而不宜過度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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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嗣君的魔咒與專製政體的治衰

《宋史·光宗紀》認為，宋光宗自發病後，“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明確將光宗朝視為南宋折入衰世的轉捩點。此說似乎不無道理：正是宋光宗精神病犯渾，有力朝臣才在后宮支持下擁立新君，卻為擁立有功者開啟了專擅朝政的方便之門，最終導致了權臣專政，朝政一發不可收拾。倘若如此上溯的話，那還必須追論宋孝宗立儲問題。

在家國一體的君主專製政體下，選立儲君事關國本，也逐漸形成了在諸皇子中立嫡長為主與選賢能為輔的立儲原則。宋孝宗對此不可謂不用心。他即位以後之所以久不立儲，也含有甄選接班人的良苦用心在，可惜供其備選的範圍實在逼仄。及至發現三個皇子即便一奶同胞，在皇位繼承權上也有明爭暗鬥，便不得不率先立嫡長。豈料皇太子剛立兩年就去世，只剩下二選一的余地。繼續考察之後，宋孝宗以所謂“英武類己”等理由（當然也僅在備選皇子中相比較而已），最終選定老三（即宋光宗），便毅然不循常規，越位建儲，敲定其太子地位。但他發現老三家的獨子不慧，而老二家的兒子卻早慧，禪位不久，便以太上皇之尊隔代指定接班人，讓老三做了再回傳給老二家後代。對兩代儲君的連鎖安排，也足見宋孝宗之煞費苦心。

然而，即便從宋光宗登位後至發病前的所作所為來看，宋孝宗也明顯看走了眼。為了能夠立為儲君，為了最終順利接班，在有意矯飾、承歡繼位上，宋光宗做得還算不上惡例。這也反證，僅憑上代君主的個人審察與最終獨斷，在選接班人上難免出錯，而一旦失誤，往往殃及王朝命運，改變歷史走向。對宋孝宗急切禪位，《宋論·光宗》多有抨擊，一則說“子有愚蒙之質，而遽以天下委之，誠不知其何為者也”；再則說“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視其敗”。在王夫之看來，宋孝宗應該“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畀者，即其功也”，言外之意即應另選接班人。然而，在君權世襲製下，宋孝宗以天下付宋光宗，是自然不過的常規選項，畢竟是自家子弟最可靠；在候選者精神病未顯相前，也算差中選優的優選法。

冥冥之中，南宋諸帝幾乎都嗣君乏人。宋高宗斷後，才不得不以太祖八世孫備選，宋孝宗經過考察入承大統，皇位從太宗系重回太祖系。宋孝宗僅三子，顯然不願將好不容易到手的皇位拱手相讓，最終二選一，皇冠自然落到了宋光宗頭上。宋光宗唯有獨子宋寧宗，宮闈內雖都知其不慧，但紹熙內禪的擁立對象卻非他莫屬。宋寧宗再次絕後，權相史彌遠得以上下其手，發動政變，擁立了旁支宗室宋理宗。宋理宗眼見又是無嗣，卻把選儲範圍限定親兄弟家（這與宋孝宗關照老三做了傳回老二家，倒是有例可援的），儘管心知肚明這唯一親侄（即宋度宗）“不任為君而足以亡宋”（《宋論·度宗》），還是肥水不外流，將其作為不二之選。宋度宗縱欲無度，雖留有三子，卻均未成年，先後成為宣告南宋覆亡的末三帝。

在嗣君乏人的連環魔咒背後，凸顯的卻是君主世襲專製政體的無解困局。明清之際，黃宗羲已診斷出這一不治之症：一旦為君，便“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其私之也”；然而，“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明夷待訪錄·原君》）。與其同時代的王夫之，先是抨擊宋孝宗沒有“能得守所付畀者”，終而責備宋理宗未能“選於太祖之裔孫，豈無愈者，而必此是與”（《宋論·度宗》），意思說，倘若選立太祖系其他後代，難道就沒有合適人選，而非要私授度宗這樣“足以亡宋者”呢！

由於時代的局限，即便啟蒙思想家也提不出破解困局的最佳方案，王夫之只是主張選嗣範圍推廣到太祖系其他後裔，無非像宋高宗當年選立宋孝宗那樣。也難怪《宋史·孝宗紀》對宋高宗不吝讚詞，稱之為“公天下之心”。令人驚詫的是，今人居然也將宋孝宗與宋理宗之入承皇位引為宋朝“皇權開放”的論據（劉仰：《超越利益集團》）。宋高宗之立宋孝宗，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天下”，更談不上所謂“最高權力對全社會開放”，至高的君權仍在趙家門牆內傳遞。關鍵在於，即便如此，魔咒是否就能破局？宋孝宗號稱“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在接班人問題上不是犯下王夫之叱責的低級錯誤嗎！總之，從宋光宗發病以後的昏懦愚頑而上溯追究宋孝宗的決策失誤，遠未擊中問題要害。宋孝宗之所以視天下為私產而傳之子孫，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臨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子必須追溯到君主專製政體的家天下世襲制度的層面，否則難免墜入線性史觀的皮相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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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相接踵專政及其與君權之關係

反觀紹熙初政，太上皇宋高宗與宋孝宗父子之間那種曾經的微妙複雜關係，在太上皇宋孝宗與宋光宗之間再次重現。不幸的是，其時宋孝宗儘管自覺地較少乾預朝政，宋光宗的執政能力卻遠遜乃父，加上隱伏著精神病誘因，先是聽任李皇后跋扈乾政，繼而疑忌太上皇而釀成過宮風波。為避免朝局全盤失控，太皇太后吳氏與有力朝臣的聯手，另立宋寧宗為新君，雖然渡過了皇位傳承危機，卻開啟了由執政大臣與后宮合謀擁立皇位繼承人的模式。其後，憑借這一模式而擁立有功的執政大臣也自然而然一再成為專斷朝政的權臣，晚宋三大權相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莫不如此。

在這種情勢下，繼位的皇帝或者孱弱庸暗，聽憑權臣擺布（例如宋寧宗與宋度宗）；或者即欲有為，也無能為力（例如宋理宗前期）。然而，南宋的權相與前代已迥然有別，不可能對君權形成顛覆性危險。之所以如此，兩方面因素不容忽略。首先，宋代家法對宰相權力已有製約性的頂層設計，無論其權勢再大，也不可能一手操控整個士大夫官僚系統的運行程式與統治秩序；而新儒學的政治觀也已深入植根於士大夫官僚群體之中，與祖宗家法共同形成強大的牽製之勢，即便權臣也只能止步於權力的把持與利益的攫取，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覬覦至尊的君權而淪為身敗名裂的名教罪人。關鍵還在於劉子健所指出：經過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已經沒有貴族大族豪族這種社會背景和地方勢力，也沒有地區性軍隊，換言之，權儘管大，而仍舊在絕對君權的控制之下，沒有篡位或割據的可能性”（《兩宋史研究匯編·包容政治的特點》）。

後人提到宋代權相時，一般都列舉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有時還追加史嵩之）。實際上，這張名單值得辨析。蔡京一生四次為相，趙翼說他還僅是“諧臣媚子伎倆，長君逢君，竊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罷之”（《廿二史劄記·秦檜史彌遠之攬權》）。只是君主集權模式需要由其作為代理人來行使中央控制權，而其他官僚只能例行從旁讚助，所以儘管宋徽宗一再起用他，卻也能輕而易舉地將其罷免。嚴格說來，蔡京還不足以稱為權相。

換言之，宋代權相都出在南宋。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的權相專政（韓侂胄實專朝政始自1195年，正式任相遲至十年之後，嚴格說來應是權臣轉為權相），按照劉子健的說法，秦檜以下的權相專政都是皇帝與其代理人獨斷或共謀決策權的獨裁模式。這種模式下的權相政治，其左右政局的累計時間長達七十年，確為其他朝代所罕見。

倘若再加甄別，這四大權相又可分為兩種類型。秦檜的獨相之權出於宋高宗打造紹興和議體制之需而主動授與的，也就是說，秦檜的權相地位是宋高宗有意欽定的。而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的權相專政，都是他們專權之勢已成，而由在位君主宋寧宗、宋理宗與宋度宗無奈讓渡的。

這樣來討論權相政治下君權與相權之強弱消長，也許更準確到位。顯而易見，權相秦檜時期，宋高宗的君權絲毫沒有削弱，君權與相權是高度統一的，秦檜之政就是宋高宗之政。而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的權相專政，則與宋光宗以降諸帝庸暗或不作為有關，這三大權相下君權不張應是毫無疑問的，權相擅政徑直取代了君主行政。具體地說，宋寧宗之於韓侂胄專政與史彌遠專政，宋度宗之於賈似道專政，都是出於君主暗弱；而宋理宗親政前之於史彌遠，晚年之於賈似道，則都屬於君主的有意不作為（前期基於感戴擁立之功與懾於專政之威的考量，晚年出於嗜欲怠政而委政權相）。總之，南宋權相政治的接踵出現，不妨說是君主對獨裁權力的主動授與或無奈讓渡造成的。當然，由於前述原因，無論何種類型的權相，都只是獨裁模式下君權的代行者而已。即便南宋寧宗以下君權與權相之關係，也如劉子健所說：“至於君權，從寧宗起，已經成為這政體的象徵。無論誰做這皇帝都差不多，不過非有這象徵不可。對這象徵，連權相也非尊敬不可。”（《包容政治的特點》）

權相政治關係到南宋政治結構、朝政運作乃至有關時段歷史實相等諸多問題，而所謂四大權相，就其個人品性、專權手段、危害程度與歷史影響而言，也人各其面而並不相同的。王夫之就曾主張，既不能把史彌遠與其他三人一視同仁，也不能將韓侂胄、賈似道與秦檜等量齊觀。他評論史彌遠說：“自利之私與利國之情，交縈於衷，而利國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為小人。”（《宋論·寧宗》）近年以來，從秦檜到賈似道，包括這一時段的韓侂胄與史彌遠，都不乏對這些權相的新研究與新論點，這是值得關注的，也有利於對歷史實相的全貌還原（參見黃寬重：《“嘉定現象”的研究議題與資料》，《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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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折入衰世的轉捩點

筆者將南宋光宗寧宗時代定為折入衰世的轉捩點，主要立足於政治史層面。儘管對政治與軍事直接波及的社會經濟（例如紙幣危機）與思想學術（例如偽學黨禁與理學官學化）也有所論述，但限於當初撰述的結構體例，未曾作深入細致的展開。而社會、經濟與文化諸領域的運行軌跡，與政治上的折入衰世也未必那麽同步與一律，它們仍有自己獨特的路徑，甚至在政治上折入衰世之後，在相當長時段內仍會慣性地前推或滑行。惟其如此，法國學者謝和耐才斷言，“在蒙古入侵的前夜，中華文明在許多方面都處於它的輝煌頂峰”；在十三世紀，“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和技術諸領域，中國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然而，他還是強調，“十三世紀中國南方之安定繁榮的印象隻不過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後的，卻是國庫之連年悲劇性的空虛，農村之貧困和不滿，以及統治階層內部的黨爭”（《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第4-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值得提醒的是，十三世紀開端時當宋寧宗繼位的第六年，慶元黨禁尚在進行中。既然在傳統中國時代，政治總是決定一切的，政治史的轉捩也或遲或早必然波及整個社會的其他層面。這種全局性影響在宋寧宗在位期間也業已顯現。我在初版自序中那段結論性概括迄今依然成立：

南宋歷史走向的逆轉正是定形於光寧時代。以政治史而論，南宋皇權的一蹶不振和權相的遞相專政始於這一時期。以經濟史而論，嘉定初年爆發的紙幣信用風潮標誌著南宋社會經濟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軍事史而論，開禧北伐的潰敗和嘉定之役的支絀預示了南宋在即將到來的宋蒙戰爭中的敗局。以思想史而論，嘉定時期理學官學化的前兆折射出統治階級在社會危機面前向新的統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反觀南宋光宗寧宗時代，不正是這樣走著走著踅入暮色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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