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典引進的岩波新書系列中的第一本，就是《過勞時代》。它是日本人寫的，作者叫森岡孝二，他是日本過勞死協會的會長。這位森岡孝二先生就是推動日本過勞死立法的著名學者，但他自己就是過勞而死的。我怎麽知道他過勞呢？他的E-mail都是夜裡兩三點鍾發過來的。他白天依然在工作。他本身有很嚴重的心髒病。”中國適度勞動研究會會長楊河清教授無比感慨。在今年的過勞問題研討會上，他跟森岡孝二約定，明年在奈良繼續深入合作，只可惜在一個月後，日本就傳來了森岡孝二去世的噩耗。
“我一方面非常悲痛，一方面又在反思，為什麽研究過勞死的人還會過勞死？為什麽這麽多人過勞？什麽原因造成他們過勞？什麽樣的機理使得他們過勞？為什麽他們不去考慮，過勞會造成什麽樣的損害？這也是我們研究會正在探索的問題。”楊河清說。
《過勞時代》，作者：森岡孝二，譯者：米彥軍，出版：新星出版社 | 新經典·岩波新書精選
12月22日，新經典文化和單向空間·愛琴海店，邀請了中國適度勞動研究會會長楊河清教授，作家、藝術評論家劉檸，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Momself 社群聯合創始人李松蔚，一起探討過勞時代背後的原因，並結合中國實際，提供了面對過勞的建議。
主動過勞的背後是無形的心理壓力
在一些職業和行業裡，嚴重過勞的現場是觸目驚心的。在楊河清看來，醫生、高校中的部分教師、媒體人、警察、演藝人員、基層公務員、IT研發人員，還有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容易嚴重過勞的群體。如果用日本的量表測量的話，他們中的40%在過勞死的邊緣，隨時可能猝死。
其中，這些人中有許多是主動選擇過勞的。為什麽他們會選擇主動過勞呢？李松蔚從心理學的角度做出了解釋。他認為，主動加班的背後是心理壓力。作為心理谘詢師，他經常能聽到很多人跟他說這樣的情況：在每天晚上下班的時候，就會特別有壓力。因為下班需要從其他人身邊走過，可是其他人還在加班，特別是長官還在加班。
所以，有一個患者跟李松蔚說，他的奮鬥目標就是，有一天可以成為長官，擁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這樣可以不受到其他人的影響，自己決定哪個點下班。後來，那位患者如願以償成了部門經理。但他告訴李松蔚，他發現長官其實比普通員工還累，雖然他可以在晚上八點半下班，但每當他下班的時候，看見下屬還坐在電腦前面，他就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長官。因此，他只好默默地出來抽一口煙，又回到辦公室繼續加班。“這有點像是一個循環，你自己想要結束工作了，但是你發現其他的人還在，你就會想，是不是我有問題？是不是我錯了？所有人好像都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在要求自己加班。”
而這種自己施加給自己的無形壓力，也是很多工作時間不固定的職業，主動過勞的原因，比如高校教師和媒體人。李松蔚想起了他在大學裡做博士後研究的時光。“在學校裡做研究，沒有一個固定的上班時間……沒有課的話，你那天不來都沒有太大的關係。這也是我當初覺得，做研究很有吸引力的原因，因為看起來時間很自由。”
活動現場
但是，當李松蔚真正做研究的時候才發現，雖然不需要按時坐班，時間好像可以自由分配，但是這意味著，他要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工作上面，沒有雙休沒有下班。雖然學校沒有硬性要求，一年他得發多少篇文章，但是他自己會覺得，如果偷懶一下，他就會有負罪感。所以後來，李松蔚選擇去心理谘詢中心上班。每當李松蔚打卡下班的時候，他馬上能感覺到接下來的時間是自己的，“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這對那時候的我來講是非常奢侈的感受。“
打卡還是不打卡好？
劉檸則不大讚同上下班打卡的制度。他認為，資本主義管理體制的核心，就是管理勞動者的時間。“剛才李博士說，他離開大學到了現在的部門之後，每天下午五點打卡下班之後非常輕鬆。但是，因為我有過在日本大公司的打工經歷，我覺得上班打卡這件事，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管理具有代表性的、非常殘酷的、反人性的制度。資本主義管理的價值核心，就是對勞動力的時間管理。時間管理最有效的工具是什麽？就是打卡機！”
劉檸也提到他厭惡打卡制度的原因。他在日本工作的時候，在白天，很多日本雇員經常悠閑地喝著咖啡。一到下班的前夕，他們馬上去給自己列印一堆電傳，放在桌子上，好像很忙的樣子。其實他們是來掙加班費的。日本的加班費特別高，加班一個小時的工資是平時的1.5倍，周六周日是兩倍，節假日是三倍。這種加班文化變成了一種“大企業病”，整個公司渾水摸魚的人很多，整體的效能變得很低。
在泡沫經濟破裂之後，很多大企業為了提高效能，采取了很多應對措施，比如裁員。但是公司依然有很多訂單。勞動力的缺口就只能從派遣雇員裡面來。這些派遣雇員由第三方機構派遣，相當於臨時工，他們沒有什麽福利保障，公司對他們的支出降到最低。而且，他們很多人是無償加班的。這也使得日本在經濟泡沫破裂之後，過勞現象依然非常嚴重。
資訊時代出現了很多白領藍領化的現象
劉檸認為，八小時工作製本是比較有實操性的措施。八小時工作製是一項人類的基本權利，對這個基本權利的保障卻走過了漫長的路線。1886年美國芝加哥工人為了確保八小時工作製，跟資方談判，舉行大罷工，這也是“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起源。
1886年芝加哥工人大罷工要求八小時工作製，後成為“五一勞動節”的來源。
但是，八小時工作製得到了廣泛地承認後就一勞永逸了嗎？實際上我們正在漸行漸遠。劉檸認為，人們往往對技術抱有一種幻想，認為他們能夠提高我們的工作效率，減少我們的勞動時間。但實際上，每一次技術革命的結果，除了提高了生產效率，更是延長了勞動時間。工業革命製造了大批的產業工人，在蒸汽機時代，由於條件的限制，很多工廠到天黑就沒法繼續乾活了。在電力和電燈普及之後，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加班變得稀松平常，很多工廠開始實行兩班倒或三班倒。
資訊革命之後，則出現了大量的白領藍領化現象。資訊通訊技術使得勞動從傳統的工作空間蔓延到公車上、蔓延到家裡。白領表面上看起來很光鮮，實際上跟藍領一樣辛苦。
“你到日本，在大城市的電車上，到處都是西裝革履、把筆電電腦放在腿上工作的職員。日本電車又非常舒適，工作完全無礙。這樣一種現象，在今天的北上廣已經高度蔓延。這說明什麽？隨著產業革命、技術發展、資訊革命，實際上技術並沒有把你從社會勞動和職場中解放出來。現在，一台手機把你跟職場捆綁在一起，你的所有時間其實都是職場的時間。你下班打卡離開了職場，其實你依然在職場。”因此，劉檸對解決過勞問題的前景感到悲觀。
過勞也因為我們在逃避自由
李松蔚則從心理谘詢的角度出發，給過勞者一些個人的建議。“到我這裡來谘詢，我顯然不能告訴你，這個事情主要看你的老闆有沒有良心，或者主要靠我們國家有沒有立法。我只能說你能做什麽……所以我有一個很小的建議，就是拒絕。”
“很多人會說，我也想減速生活，我也想拒絕，可是這個話你得跟我丈母娘說，她說你必須有房子我才能把女兒嫁給你。所以談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一定面臨著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到底是不是合格的社會人？能不能在這個主流社會中體面地生活下去的人？或者多大程度上，我需要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節奏而買單？因為一旦買單，我可能會成為別人眼中不合時宜的人……沒有辦法給自己提供那麽好的物質生活。我該怎麽面對這些？這是我們在心理谘詢中處理的問題，你怎麽跟自我和解。”
現場有觀眾就此建議回復李松蔚。她說她“就像機器或奴隸一樣閉著眼睛工作”。她認為，身邊很多公司都在裁員，大家並不敢去做自己想做的選擇。為了不被裁掉，大家都在主動要項目，主動加班。忙碌的工作，也使得她在家裡面脾氣暴躁。那麽，我們該如何找一個契機，實現自我和解，去做出合適而正確的選擇呢？
李松蔚則回應道，這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心態：我們的生活是一個牢籠，我們希望過一種不一樣的生活。但是，有很多人也就在牢籠邊上邁出了一隻腳，看了一眼，就退回來了，最終還是選擇過牢籠裡的生活。這是因為我們害怕這種自由。過勞的成因裡，可能有無良的資本家的因素，也可能有消費主義的因素，另外更是因為個體逃避自由的心態。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去試一下：把手機鎖一小時，不去碰它，看看自己會在第幾分鐘想去看一眼。你會想，萬一錯過重要的資訊呢？其實你想的那一刻，你並不知道你手機裡會有什麽，但是你會想象自己因錯過一些資訊而遭受的後果，比如裁員。這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想象出來的。但我們是不是必須把自己逼到那個份上，不然就一口飯也吃不了了？還是說，自己其實更害怕到那個更輕鬆自由的環境裡，因為你不斷對自己說，外面很危險。”
作者：新京報記者 蕭軼 實習記者 徐悅東
編輯：徐悅東 校對：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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