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強北的背影

獵雲網注：華強北一次又一次在大眾的視野中浮沉，逐漸歸於無聲。由它而生的“山寨”，卻一直沒有消失。文章來源：投中網，作者：袁雨薇。

華強北，是一個地理名詞，也是一個商業名詞。

一方面，它是位於深圳福田區的一個商業區；另一方面，它以經營電子數位產品和電子零組件為主，被稱為“中華電子第一街”。馬化騰、張志東從這裡走出，中航、大族雷射、神州電腦等公司崛起於此。

更重要的是，這裡曾是中國的“山寨之都”。以假亂真、廉價的仿製電子數位產品，從這裡走向世界，也走向鄉村，讓許多從未接觸過數位產品的人，感受到了數字化。

然而，過去十年，中國經濟轉型、產業結構升級，依靠低端生產模式的華強北，很難再在競爭中佔有優勢。與此同時，技術革新、智能手機迭代加快，使得山寨手機的模仿更為困難，山寨市場舉步維艱。

有多慘？

原本一個1.2米櫃台的轉讓費需要十幾萬的華強北，2018年前後的商鋪空置率達到了20%。

華強北沒落了嗎？

“山寨文化”策源地

“華強北”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大眾視野時，還是四十年前。

1978年，粵北軍工企業遷至深圳，取名“華強”。

第二年，深圳特區成立，將華強公司附近的一條路命名為華強路，華強北就此誕生。

早期的華強北是一個OEM（“原始委託生產”，俗稱“代工”）集散地。

依靠內地湧入的大量低廉勞動力，憑借“三來一補”加工模式（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華強北形成了完整的從元器件的採購到開模定型、研發、生產、組裝的製造產業鏈。這是一個分工細化的鏈條，極大地降低了組織生產成本。

華強北因此出名，成為了電子元器件生產集散中心。

之後不久，華強北根據規劃，又升級成了以電子信息產品交易為核心的電子商貿市場。它本身的製造鏈條直接供應元件，投入市場，減去了運輸成本。

至此，華強北既可以製造又可以貿易，既是源頭也是終點，自身可以成為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全國的商家都嗅到了商機，紛紛入駐華強北。這股南下的熱潮成就了無數當下的企業家，比如馬化騰的騰訊帝國，就起步於華強北賽格廣場的五樓。

蜂擁而至的商家，瞄準了當時國內消費者的手機需求。他們背靠華強北豐富的資源，不停產出低成本的手機，薄利多銷。

但最開始，對於當時消費者的進口智能手機需求，他們卻無法滿足。

直到2003年，台灣公司聯發科突破了國際知名手機廠商諾基亞等品牌的芯片技術，推出了第一款單芯片的手機解決方案，具備通信基帶、藍牙、攝影頭等模塊。智能手機的生產門檻，終於降了下來。

華強北的“山寨”故事，也自此掀起高潮。

一夜之間，“山寨”手機品牌鋪天蓋地，全國上下充斥著300多個手機品牌。“山寨”網絡迅速擴張，每一條脈絡上的生意都意想不到的火爆。

那時的華強北，如日中天，成為了“山寨文化”的代名詞，也是深圳乃至中國市場經濟最有活力的地方。

與新時代擦肩而過

2011年，蘋果發布了iPhone第四代產品，智能手機市場迎來了爆發。

這一時期，國產手機市場也開始突飛猛進，以小米、華為為代表的品牌，紛紛推出了更為廉價的智能機。

這對華強北的“山寨”手機市場，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首先，技術的進步，更新換代的頻率加快，令“山寨”手機仿製成本大增，也考驗著仿製者的“研發”水準；其次，利潤空間被不斷擠壓；再次，國內對於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增強，進一步壓縮了“山寨”手機生產商和經銷商的空間。

寒潮之下，最深重的一擊，來自互聯網電商的崛起。

2011年後，網絡電商勢頭漸大，華強北整個電子產業鏈銷售端開始向線上靠攏，元器件價格近乎透明化，大大縮減了利潤，“不僅是翻新的元器件，就連原裝的也賣不動了。”

另外，物流運輸體系漸漸成熟，手機價格親民，也都使華強北原先的優勢黯淡。

高速發展的電商行業一次又一次衝擊著華強北，讓它多年積攢下來的人脈與回頭客，在互聯網浪潮面前逐漸變得微不足道，客流量的急劇下降，也讓過去那個紛紛攘攘的華強北變得蕭條。

如果說，這些還不足以讓華強北千瘡百孔的話，2013年的封街，才是真正讓商戶絕望的。

2013年3月起，因深圳地鐵7號線施工需要，華強北路主乾道封閉。封街四年，華強北經歷了客流量巨減的陣痛。曾經的“一櫃難求”出現不同程度的空鋪率。

2017年1月，華強北路在地鐵施工封閉近四年後重新開放，裝修擴張，本打算創建一個“極客時代”大乾一場的華強北，卻迎來了手機業的寒冬。數據顯示，2018年國內手機市場出貨量4.91億部，上市新機型1054款，同比分別下降12.3%和27.1%。

到了區塊鏈火熱的時代，華強北一度試圖依靠賣礦機再重現昔日輝煌。但很快，2018年，比特幣指數拐下高點後，後礦機時代到來，賺的沒有虧的多。華強北再次失去了一條路。

多次與時代擦肩而過。華強北，再也不複“山寨”時代的盛況。

華強北的“遺產”

華強北一次又一次在大眾的視野中浮沉，逐漸歸於無聲。

由它而生的“山寨”，卻一直沒有消失。

2008年時，“山寨”獲得了谷歌中國熱門搜索詞條第一的殊榮，讓中國“世界山寨工廠”的名號遠播海外，或者說是臭名昭著。

至今，這個詞也沒有被連根拔起，反而滲透進了中國消費者生活的各方面，有人深惡痛絕，但也有人情有獨鍾。

“山寨”代表的到底是什麽？是抄襲正規商品、節省研發經費、壓低價格、席卷市場、獲得利益？

有人說，“山寨“是一場革命。

布希亞曾經提出過“符號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代消費社會在符號系統的統治下，價值不再有任何參照甚至價值不存在，存在的只不過是某種流行病般的價值、某種病態轉移的價值，是價值的隨意性增殖和擴散。

2009年以來，在中國出現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山寨消費”，並非簡單的知識產權盜用或者品牌模仿那樣簡單，而是底層大眾在面對消費霸權時的一種“模仿中抵抗”的消費政治策略。

換句話說，“山寨”是一種反符號霸權的另類消費模式，它同時催生了龐大規模的“山寨“消費者——“山民”。但從根本來看，“山寨消費“是全球消費中的底層反抗方式。

“山民“們認為自己也有“山寨文化”。

在他們看來，“山寨”的物品就是就代表技術含量很低的拚裝，為了複製最新的芯片，“山寨”工廠也可以細致入微；而且有些“山寨”工廠專門配有無塵級的生產車間，每條生產線有至少三道質量監督檢查工序。

甚至，“山寨”並不僅僅只是照抄，很多時候，它的創新程度也遠超人們的想象。

《亞洲周刊》曾有一篇文章提及，在中國遍地開花的“山寨”產品中，赫然發現一個時代的秘密：原來中國就是一個孫悟空社會，活力充沛，敢於大鬧天宮，敢於衝出種種政治與經濟的緊箍咒。

無論是孫悟空精神，還是“山寨文化”，這或許都是華強北留給世界的“遺產”。

那麽，誰繼承了這筆“遺產”呢？

拚多多是一個被新鮮討論的對象。

這是一家隻成立了不到三年、已完成上市的公司。

在它上市前後，既催生了諸如“五環外人群”和“下沉市場”等新商業名詞，也讓雷碧、粵裡粵等山寨品牌浮出水面。

據媒體統計，拚多多在三四線等城市擁有大量的消費群體，而這部分消費群體代表著三四線等城市的消費“主力軍”。然而，在十年前，他們的父輩都是華強北產品的擁躉。

某種意義上，這是過去四十年，在中國，人們第一次觀察到大規模的消費代際傳承。這背後，隱藏著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中產數量隨著社會的加速轉型而激增的同時，社會分層愈發嚴重。

因為這樣的分層，也導致了消費歧視。

譬如，許多商業觀察者認為，所謂的“五環外人群”和三到六線城市消費者撐起了整個“山寨”網絡。這些人沒有甄別能力、追求低品質，是消費社會中的毒瘤。

數據顯示，並非如此。

截至2018年6月底，拚多多連續12個月成交總額達2621億，年度活躍買家3.44億人，平均每個人在拚多多一年花762元。

這個龐大群體所形成的購買力，如今正在成為支撐消費的一股重要力量。如同，當年華強北，對於深圳和整個中國市場經濟的刺激。

從這個角度來說，華強北並未真正消失，它只是換了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