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小說家蔡駿：我心甘情願做一個孤獨的闖入者

“我們每個人不是這個時代的監視者，而是泥濘與油汙的一部分，也是磅礴與燦爛的一部分。文學既記錄了泥濘、油汙、磅礴與燦爛，同時也參與並創造於其中。”——蔡駿

本文首發於《文學報》

孤獨的闖入者

多數時候，闖入者是個貶義詞。就像打家劫捨的強盜，就像破壞規則的野蠻人，就像癡心妄想的精神病患者。何為“闖入”？前提是不在，或者說是遙遠。只得遠遠觀望，卻不知從何門而入？這個闖入，既是對空間的闖入，也是對自己內心的闖入，後者尤為困難。因為隨著時光的流逝，內心四周會生出厚厚的脂肪，這脂肪保護著你的五髒六肺，讓你獲得安全無憂的食物與空氣，但也讓你平添贅肉，再也無法肆意妄為地奔跑。你甚至會質問自己，你已在美好肥沃的尼羅河谷，為何還要涉過荒涼的西奈沙漠，渡過危險的滔滔紅海，前往一個未知的迦南地？誰都無法預料那裡究竟是“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還是如同今時今日那樣只有隔離牆與眼淚？

但我心甘情願做一個闖入者。

最早的闖入可以追溯到千禧年。那年發生了許多大事兒，頭等大事就是二十一世紀開始了，另一件大事是互聯網在中國開始普及。那年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電腦，在網上找到了許多免費的書，從《金瓶梅》到《白鹿原》《百年孤獨》以及《羅馬帝國衰亡史》。我偶然聽說了榕樹下網站，點開那個“生活、感受、隨想”的綠色頁面，寫了一個王小波式的短篇小說《天寶大球場的陷落》投稿。兩天后，我看到我的小說出現在榕樹下的網頁上，無論你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到。自那以後，我就像被某人的靈魂附體，渾身每個細胞都在不斷分裂和爆炸，眼中看到的每個平方厘米都寫滿了蠅頭小楷，以至於幾乎每個禮拜都要寫一篇小說，否則腦袋就會被這些奇思異想所撐破。那一年，我寫了大概三十個短篇，數年後變成了三本合集，至今我還很喜歡那些故事。

千禧年，我和我爸共用同一台電腦，同一個鍵盤與滑鼠，既打出過幾十萬字的中短篇小說，也打死過幾十萬個遊戲裡計程車兵、怪獸與女巫。我爸打遊戲的水準起伏不定，我卻收到了人生第一份獲獎通知書。

這是一個文學新人獎，而我獲獎的短篇小說《綁架》來自一個夢——我夢見我爸不是工人，而是個擁有億萬財富的工廠主。我的腦子不太好，有天我被告知自己做了爸爸，孩子他媽就是我爸的女秘書——其實孩子是我的弟弟，我爸為了掩人耳目，讓我給他背了黑鍋。當我發現秘密後決定報復，我綁架了女秘書和我弟弟，藏身在高樓密室之中。我向我爸成功勒索了百萬美元，我爸被迫賣掉了工廠。警察找到了我。而我攜帶無數美元跳樓，被消防隊的氣墊所救。當我接受精神治療後出院，我同父異母弟弟的媽媽正在等我。這是一個父子之間的故事，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故事。我當然不會把這篇小說給我爸看。事實上我爸從未看過我的任何文字，直到今天也是。

2000年初秋，我在北京領了獎，獲獎小說發表在那年12月的《當代》雜誌上。我想，這就是我的第一次闖入。但我的闖入似乎來得太早了一點。並且幾乎在同時，我遇到了另一片值得我闖入的天地。

就在那年，聖誕節前後，我跟一位榕樹下的網友在OICQ線上聊天時，隨口說我能寫像《午夜凶鈴》那樣的小說。我跟對方打了個賭，賭注是什麽早就忘了。因為這個賭約，我寫了自己第一個長篇小說《病毒》。2001年的春天，這個十萬字的長篇在榕樹下首發，可能也是中文互聯網上首發的第一部長篇懸疑或驚悚小說。我突然發現自己有了許多讀者，他們毫不吝嗇地表達了讚美。第二年，這部《病毒》便出版成書了。我從不諱言，我的第一本書收到了史蒂芬·金與鈴木光司（《午夜凶鈴》的作者）的諸多影響。這是一次成功的闖入，因為我闖入的幾乎是一片空白地帶，儘管在全世界範圍內早已枝繁葉茂，如同亞馬遜雨林般的豐富多彩，但在中國還是荒蕪的原野。闖入能夠給人快感，讓人如同脫韁野馬般的奔馳。從2001年到今天，我已經寫了三十多部長篇小說，幾乎全部是懸疑小說。漫長的創作生涯當中，我也給我的作品區分為許多不同的子類型。比如2010年以前偏向於驚悚懸疑，其中還有《天機》和《人間》這樣的兩部六十萬字以上的超長篇。2010年的《謀殺似水年華》以後，我開始寫社會派懸疑小說，想要透過謀殺與災難，寫出當下中國社會的痛點與淚點。

再後來，我所闖入的這片天地再也不是荒漠了。懸疑小說在中國有了越來越多的作家與讀者，他們同時也很喜歡歐美與日本的作家，尤其是東野圭吾的小說。我從闖入者變成了佔有者，對此我偶爾感到困惑。但這不影響我繼續創作懸疑小說，甚至不斷地挑戰自我，在懸疑小說中結合其他類型與元素，在這座百花綻放的小花園中，不斷開辟曲徑通幽的小道，就像博爾赫斯的那篇帶有強烈懸疑色彩的短篇《小徑分叉的花園》。

到了2014年，還是一個春天。我去參加廣州日報舉辦的圖書勢力榜的活動。領完獎後回上海，卻在廣州新白雲機場被大雨困住了。那天整個珠三角暴雨成災，班機取消，甚至航站樓進水。我看到機場裡人來人往，熙熙攘攘，有人在跟航空公司吵架，有人在爭搶免費發放的便當，還有人站在機場書店的大螢幕前，津津有味地觀看馬雲的成功學講座。我默默地觀察這一切，觀察在我眼前晃過的每一個人。我想在他們普通甚至平庸的外表下，或許掩藏著許多奇妙的故事。他們在這裡匆匆擦肩而過，如果兩個陌生人因此而相遇，這個奇妙的故事便會乘以平方，幻化出比圍棋格子上還要多的可能性，恐怕要超過宇宙中的原子總和。

就在那年春天，我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北京一夜》。那是一個北京計程車司機的故事，其實是借用這位司機之口，說出了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當我讀中學時候，有一次意外推落了學校樓上的玻璃，砸在操場上粉碎了，後來遭到了學校的處分。雖然太平無事，但我後來時常後背發涼地思索，萬一當時這塊玻璃砸到了某位同學，必然非死即傷。那麽我與他（她）的命運必然大為不同。我也絕對不是今天的我，那麽他（她）又將遭受怎樣的磨難？這便是小說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始終糾纏著我，直到我把這個故事搬到一位北京計程車司機身上，變成了《北京一夜》。

雖然這個故事充滿著懸念，但我知道這是我已闖入了另一片天地。但我對這片天地已十分陌生，畢竟相隔了十四年。我幾乎遺忘了那邊究竟長什麽樣？就像個門外漢只能透過門縫一窺究竟。幸好在寫《北京一夜》之後，我恰好有一次開會遇到金宇澄老師。將近十年前，我有個寫於2000年的短篇由金老師編輯發表在《上海文學》上。我將《北京一夜》發給了金老師。一個月後，我突然收到一條簡訊，金老師決定將這篇小說發在《上海文學》的頭條上。那時我正在家裡獨自吃午飯，看到這條簡訊倍感意外。但我明白，我可以闖入了。後來這篇小說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等等選載，第二年還得了許多文學獎。接著那扇大門悄然敞開，許多文學期刊都發了我的中短篇小說。但我仍然時常覺得陌生，仿佛在兩個世界之間穿梭，不停地從這邊闖入那邊，又從那邊闖入這邊。

在這期間，我的閱讀與寫作是泥濘的。這個“泥濘”絕非貶義，而是說混雜。我甚至還寫了一些影視劇本，這也顛覆了我過去的某些觀念。因為我發覺福克納、加西亞·馬爾克斯同樣都寫過劇本。我無法判斷他們的劇本生涯是否成功，因為電影並不屬於編劇的藝術。但小說是作家的藝術。小說絕不是越單純越好，就像小說家的成長也是複雜的。就像福克納的美國南方，雜交著歐洲的美洲的非洲的血脈與文化；同樣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加勒比與馬孔多也是如此。

於是，我在2017年的深秋迎來了一次“泥濘”的闖入。那時我重讀了史蒂芬·金的《IT》（中文譯名《死光》，又名《小醜回魂》），這是一部冗長而驚世駭俗的驚悚小說。我想起了三年多前構思過的一個故事——少年時，我最喜歡的女老師失蹤了。我沿著蘇州河順流而下，在九十年代的陽光下搜索上海的秘密，直到將她從罪犯的手中拯救而出。我長考了大約兩個月，在腦中慢慢構建起一個屬於自己的記憶，也屬於九十年代的故事。

這就是《無盡之夏》，既有懸疑、謀殺與詭異之旅，也有少年們的苦悶與無盡想象，更有上海與中國的奔騰年代。我在小說的尾聲總結為“1997年，地球上發生過許多大事。我總結為亞洲人的史達林格勒與滑鐵盧，中國人的伊利亞特與奧德修斯，上海人的吉爾伽美什與羅摩衍那，我們六個人的薩迦與尼伯龍根之歌。”小說裡寫了那個粗糙但充滿生命力的時代，也寫了崇明島東海岸外的泥濘，以及一艘被拆除到半途的超級油輪中的油汙、肮髒以及死亡。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新的骨骼尚未完全愈合，舊的髒器還在苟延殘喘。雖然我們至今仍然懷念那些五髒六肺，可是每個人都在享受著新的世界。但這並不是一個過去時的年代，而是一個為期三十年也許更長的現在進行時。我們成長過的青春與記憶，跟我們安身立命的現實絕不割裂，而是血肉相連深入肌理。從前我總覺得寫作來自一種想象，或者是自己生活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天馬行空，吞吐日月。如今我發覺自己的記憶並不特殊，每個出身在這個年代的人，都有著相似的情感與困惑。哪怕年齡代差存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其實我們終究成長在同一個年代。我甚至可以庸俗地借用狄更斯的話來說這是“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但我要說這是一個在泥濘與油汙之中磅礴的時代，我們每個人不是這個時代的監視者，而是泥濘與油汙的一部分，也是磅礴與燦爛的一部分。文學既記錄了泥濘、油汙、磅礴與燦爛，同時也參與並創造於其中。這部小說也是一種特殊的闖入，並讓我找到了一種方式，將兩種闖入糅合在一塊兒。從布滿著巍峨針葉林的西伯利亞森林闖入藤蔓叢生潮濕悶熱的亞馬遜雨林，又從南美洲的濕潤返回北國的嚴寒，最後闖入一片結滿奇香異果的山谷。

今年九月，《無盡之夏》發表在《收獲》長篇專號的秋卷，不久即將出版圖書單行本。這次的闖入讓我自己也很吃驚，就像某種化學反應在不經意間來到身上。

一個月後，我的懸疑小說《生死河》在法國翻譯出版。應法國出版社之邀，我去了法國與比利時做了簽售與專訪。在巴黎，我所拜訪的第一處景點是鬧市之中的蒙帕納斯公墓。我闖入了寂靜的墓地，來到薩特與波伏娃的墓前獻花。相隔數十米，我找到了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墓碑。而我闖入的第二個景點還是公墓，那是巴黎東部的拉雪茲神甫公墓。我看到了被玻璃罩子保護起來的王爾德的墓碑。我還想尋找巴爾扎克、普魯斯特、肖邦……我想起小時候讀過的第一本書是儒勒·凡爾納的《海底兩萬裡》，而我的文學啟蒙則是《悲慘世界》，這何嘗不是一種泥濘與闖入。

《生死河》法文版封面

再回到《無盡之夏》的後半部分，有一段主角們要逃出升天之際，我是這樣寫的——

“六個人穿過幽暗的壓載艙，猶如六個努力要破殼而出的胎兒，正在穿過母親分娩的產道，充滿溫熱的羊水、血咒之城、還有胎兒時不時探出的腦袋，隨著陣痛而搖晃顫抖，我們都被擠壓得七葷八素，肚皮上連著臍帶。我們是六胞胎，四龍二鳳。我們在闖過自己的鬼門關，也是媽媽的鬼門關。”

這也是一種大膽的闖入，儘管要為之付出痛苦、泥濘與血咒之城，正像所有孤獨的闖入者。

2018年10月17日星期三

（本文原載於《文學報》）

1997年，香港回歸前夜，年輕的女教師聶倩失蹤。十六歲的我是聶倩最喜歡的學生，也是最後一個見到她的人。酷愛推理小說的我，斷定老師被計程車司機綁架，被擄往崇明島的海岸線，危在旦夕。那年夏天，中考失敗的我不知向何處去。我決定去崇明島，拯救老師，拯救自己。但我不是一個人，我們是一夥“問題學生”——四個男生，兩個女生，各自面臨不同的青春困境。六個少年結伴遠行，前往台風登陸的黑夜。這是一次荷爾蒙之旅，自我救贖之旅，目擊歷史之旅，更是我們這一代的成人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