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盧梓淇
日前，新浪@微博管理員的一則社區公告引起了輿論場的軒然大波，公告稱“為了進一步營造晴朗和諧的社區環境，根據《網絡安全法》，微博開展針對違規漫畫、遊戲及短影片內容的集中清理行動”，其中同性戀題材的短影片與漫畫赫然在列。輿論普遍認為，新浪微博此舉是針對同性戀群體的歧視。
緊接著，一波聲援同志群體的行動開啟，微博上一個聲援此事的話題#我是同性戀#得到了6億的瀏覽量和55萬討論——這一話題曾被短暫刪掉，後又得到恢復。
4月16日，@微博管理員 轉發這條微博，稱“本次遊戲動漫清理不再針對同性戀內容，而主要是清理涉黃，暴力血腥題材內容”、“感謝大家的討論和建議”。這被看作對聲援行動的回應和新浪微博的讓步。
在這兩條微博公告發布之間還有兩件與同志群體相關的事，號稱內地首部過審的同志電影《尋找羅麥》上映，而人民日報發評論稱同性戀不是病，並似乎在暗批新浪微博的公告。長期以來，“被汙名”和“不可見”被認為是主流話語中同性戀社群的基本形象，與之相對應的倡導行動則以“發聲”和“被看到”為目標，但現實環境正日趨複雜化，公權力和商業資本都紛紛參與到這場形象塑造中。
在這多股力量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角逐中，同志群體又是如何形塑自己的身份的呢？本文分析了近期諸多典型事件，涉及社會管理、公共衛生、消費文化等領域，並訪談了數位同志，試圖為大家勾勒出一幅相對更真實的中國同志群體形象圖譜。
社會管理視角下的性邊緣實踐
在社會管理的場域中，“同性戀”並沒有被“忽視”，公權力始終凝視著“同性戀”。這個“同性戀”更多地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行為，而且主要是指男男性行為。
3月19日有這麽一起新聞，深圳多名男性在賓館內“聚眾淫亂”，同時在網絡上進行直播。當地警方對其進行了逮捕，通報中還指出其中四人是HIV攜帶者。這類新聞形象曾經是主流媒體報導中最常見的同性戀形象，不過這一類型的同志新聞比例已經不斷滑落。2017年度彩虹媒體獎媒介監測數據顯示，LGBT與犯罪相關的報導在所有LGBT報導中佔比為5%。
2017年度彩虹媒體獎媒介監測數據，主流媒體對LGBTI議題的報導主題分布情況
公權力更多地將“同性戀”理解成一種性邊緣實踐，而這種性邊緣實踐多遊走於灰色地帶，甚至違反“法律”。出於公序良俗與社會管理的需要，公權力尤其積極地介入到男男性行為者的性邊緣實踐中去，將原本屬於私領域的公民性自主納入到公權力的管理範疇。
郭曉飛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法視野下的同性戀》中指出，1997年刑法取消“流氓罪”後，同性戀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非罪化。但與此同時，有來自官方或半官方的聲音想推動同性“聚眾淫亂”入罪，從而使其對性邊緣實踐的管理“有法可依”。2015年，全國政協委員孫建方在兩會提案建議：“法律對於賣淫、聚眾淫亂的懲處僅限於異性間，應補充同性淫亂行為的規定。”而學者李銀河就此的評論是，聚眾淫亂本身就是一個過時和錯誤的法律。
4月15日，微信公眾號“人民日報評論”發表文章《“不一樣的煙火”，一樣可以綻放 | 隨筆》，文中同樣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正如網絡上的不少內容，如果涉黃涉暴、違法違規，不管是那種性傾向的內容，都應該堅決清理。”
人民日報的評論其實是社會管理框架下的延伸，它實質在創造一個“好同性戀”的規則界限——不涉黃涉暴、不嘩眾取寵。該評論的意思是，當同性戀者符合這些守則時，其權利是得到尊重和保障的，但如果逾越了管理界線，那麽後果就是被清理。
問題是，如此的“好”與“壞”是一項全由管理者制定的標準，而且標準模糊而多變。
另一個客觀事實是，男男性行為者（MSM,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之間的確存在著更為多元的性實踐，這些實踐往往處於社會的邊緣位置，比如多人、BDSM、藥品使用等。現實告訴我們，管理者對多元的感知從來是遲鈍的，甚至不希望看到邊緣化的多元，這時候，“一刀切”的定性與“扣帽子”，實乃勢在必行。
公共衛生視角下的“關懷”對象
公共衛生視角下的同志形象，比起前述的社會管理視角，要稍顯溫情。對於公共衛生工作人員而言，男男性行為者是感染性病與艾滋病毒的“高危群體”，需要得到更多關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專家吳尊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在全國1888個艾滋病監測哨點中，針對男同群體的有107個。
一些恐嚇式的防艾“宣傳”，反而讓恐慌與仇恨在社群中散布。圖片來源：環球網
在媒體報導裡，男同性戀者和艾滋病經常捆綁在一起。不過現在公共衛生工作者與媒體業已意識到，以往的防艾宣傳和報導有汙名化男男性行為人群之嫌，而且不利於鼓勵其主動檢測，因此防艾宣傳中開始強調要“關懷”男男性行為人群。據筆者在廣州某大型醫院的了解，HIV檢測對檢測者的友好度在提高，一方面醫護工作人員的態度友好，另一方面是被檢測者能獲得包括補貼在內的物質支持。
與這種溫情脈脈的關懷態度相對應的，是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有男男性行為歷史的男性，不被允許無償獻血。國際上也有很多國家和地區有著類似的法律規定。如此看來，“關懷”與歧視，實為公共衛生政策的一體兩面，背後的邏輯也是相當實用主義的“防艾”目的。
無償獻血，與男男性行為者無緣。圖片來源：搜狐網
這樣就不難理解，在男同性戀者以外，其他性少數群體在公共衛生視角下連“關懷”都沒有，是完全失語的。最明顯的是跨性別群體，跨性別群體對醫療的需求是被忽視的，激素服用和性別重置手術在正規醫療系統下，難以得到滿足。至於在一些醫學量表和測試中，性少數的選項也是不存在的。
消費主義與同性戀正典
此次微博內容清理，涉及到了諸多耽美內容，新浪微博账號@微博管理員稱之為“腐、基、耽美、本子”。耽美文學的同志形象呈現，同樣是以男同性戀為主的，同時遵循著某種自發的消費主義邏輯：角色多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男士，集高、富、帥於一身，而且角色之間的關係模式基本照搬傳統異性戀中一對一、“男主外女主內”的忠貞關係。
同人耽美作品，圖片來源自網絡
而在社群內部，也出現了一種“同性戀正典”傾向：同性戀群體為了證明自己其實並不是“變態”，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可，而將自己往主流價值上靠攏，這價值觀也不外乎高學歷、高收入、不是HIV感染者。
現實中，可以說消費主義和同性戀正典正在“合謀”。最近是泰國的潑水節，這一原本只是民族節日的節慶，因為可以肆無忌憚地“濕身”與裸露，吸引了不少中國男同志。看到社群消費力的商家，當然樂見於此，而男同志們也樂見於此，他們能欣賞美好的肉體。就連一些同志NGO也樂見於此，他們看到了社群需求，看到了可見度的提高。
問景（化名）稱自己為順性別男同性戀者，他最初在接觸到耽美文學後，才意識到自己可能不是一個異性戀者。“大概是初一（2007年）的時候，我在上網，隨意瀏覽了一下，就看到了腐女吧。當時腐女吧在百度貼吧的排位很靠前，所以很容易就能看到耽美文。我好奇點進去看了看，就接觸到（這些東西）了。”當時他覺得看這些作品比較開心，但又會存在一定的隔離感，也自然沒有完成身份認同。到了初三，他自己真正地喜歡上了一個男生時，他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是男同性戀者。
酷兒阿若（化名）也是從耽美文學開始了解到同志領域，TA從初二開始接觸同性的網絡小說和同人作品，其中以美劇的衍生cp為主，之後在微博上認識了有同樣興趣的性少數群體的朋友，TA說：“當時挺羨慕她們勇敢自信地在微博上表達自己的欲望和展現真實的性取向，她們既是性少數群體，也是女權主義者，她們讓我產生了一種找到團體的歸屬感。”
耽美文學以及各種同志商業活動，的確在幫助提高同志群體的可見度，也許還能幫助同志群體增加身份認同感。但其塑造的形象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在男同志群體中常見的“身材焦慮”。至於一些無法在主流價值得得到認可的同志，例如窮人、殘障者、HIV感染者等等，TA們不僅依舊不可見，甚至會使得其在同志社群中也處於被排擠的位置。
異性戀-同性戀，也是一種二元
這一次針對“同性戀”群體的集中清理，確如輿論中普遍認為的那樣，是針對同性戀群體的歧視甚至打壓。而新浪微博對其社區內容審查準則的修正，的確是同志運動的階段性勝利。但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
首先，公權力對公民私人太空的家長式管理與介入，是此次集中清理得以成立的權力結構土壤。無論是提出同性“聚眾淫亂”的入罪，還是艾滋預防的積極介入，公權力全方位參與到公民的私人生活當中。這樣的垂直權力結構確實讓政策得以有效推行，“令行禁止”，但公民也喪失了許多自由選擇的余地，包括了拒絕公權力介入的余地。這種權力結構依然遵循著“運動式治理”的邏輯，不改變這個結構，類似的“清理”就無法避免。
其次，內容審查機制實質上是“人治”而非“法治”，所以審查準則前後矛盾、朝令夕改的情況才屢屢出現。一通電話，一份檔案，就能決定內容的“生死”，社區管理條例名存實亡。如果不能夠建立起一個成文的社區矛盾調解機制，以及一個足夠明晰並且能夠執行的內容審查條例，那麽“自我審查”乃至“自我閹割”的惴惴之氣，便在社群中肆意蔓延。
自我審查的漫畫，圖片來源：網絡
再次，“同性戀”被集中針對，同時也是酷兒文化以及多元文化的消退與失語。視聽節目通則以及諸多事件顯示，對於輿論場而言，“同性戀”一詞的曝光率要遠遠高於其他詞匯。甚至在“同性戀”之中，男同志群體在媒介上的曝光率也是更高的，前述也提及到這一現狀。這一方面造成了“異性戀-同性戀”性傾向二元對立呈現，另一方面閹割了原本豐富多元的酷兒社群文化。身份政治，有身份才有政治，其他身份在輿論場中不見，只可能造成酷兒文化的擱淺。
風鈴（化名）是一位女性雙性戀者，按照她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喜歡女性到喜歡男性的比例穩定在8:2到9:1之間搖擺”。對於主流話語中“同性戀”一詞的高度顯化，以及“異-同”性傾向的對立造成雙性戀的失語狀態，風鈴自己不會覺得不舒服。但她自己比較害怕被別人異化，所以她很享受現在自己（雙性戀）躲在角落的狀態，這樣她就不會受到比較多的攻擊。
自我認同為酷兒的阿若，覺得這個身份在大眾傳播領域的可見度相當低，但一旦呈現出來大多是不想被各種標簽束縛，遵循並自由地表達內心欲望的形象，所以TA覺得很舒服。
遊行現場中有人舉著“We’re here, we’re queer”牌子
Photo via Instagram /@leopardprintelephant
也有民間行動者在試圖重塑同志群體的多元形象。廣州高校彩虹小組的小喜子（化名）曾負責一門名為《社會性別與多元文化》的公選課，她認為這門公選課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悄然改變著學生們對同志形象的認知。“在這個太空裡（課堂），學生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同志，能對TA建立更感性的認識；倡導者則可以及時通過學生的非言語交際獲知更多的資訊，知道學生們對TA講的內容有什麽反應，也可以知道學生感興趣的點在哪裡。”
根據小喜子的介紹，公選課嘗試讓學生們分組去探訪廣州同志NGO，像智同、同城、直同道合等。“這顛覆了倡導者主動去改變大眾認知的權力結構。我跟的那個小組去探訪了直同道合，參加了TA們的一場線下活動。這個小組後來就這個事情做了展示，效果很好。TA們半自願地去接收資訊，比起單純地上課要事半功倍。”
注：“酷兒”是對性少數群體的統稱，但這一詞沒有明確的邊界，其中蘊含著對身份政治和不平等性階序（乃至社會結構）的強烈批判，有著顛覆傳統、逾越常規的意味。
此次微博的態度轉變，的確是大家共同行動所推動的勝利。借此機會，筆者希望大家能謀求社會管理結構與同志文化呈現更深層次的改變，讓豐富多彩的彩虹大旗，自信獨立地在陽光下張揚。
彩虹本就應與陽光為伴。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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