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思聰在哈佛大學上大二時，猛然發現，自己竟然成了某位兒童心理學課程的主角。她跑到課堂上和這位教授對質——“你根本不認識我，怎麽能從我的經歷中妄做判斷呢？”
和很多人一樣，這位大學教授是從一本書裡熟悉蔡思聰（英文名LouisaChua-Rubenfeld）的。2011年，華人母親蔡美兒的《虎媽戰歌》出版，其凶殘的教育方式一度成為中美兩國持續關注的熱門話題——彈不好琴就燒了毛絨玩具；不允許任何一門功課學習成績低於“A”；不許看電視；學校體育課時把孩子接回家好練一小時琴。
蔡美兒以“虎媽”的名字為人所知。蔡思聰，就是她的小女兒。
“虎媽戰歌”吹響後，人們對這種教育模式的批評擴散到整個亞裔群體，直至今日，亞裔學生都因此被打上“只會讀死書”的烙印；亞裔家長更不在話下，成為很多人眼中罔顧孩子心理和尊嚴的惡魔。
但是，這不是事實的全部。畢竟蔡美兒的丈夫不是亞裔，他顯然也支持妻子的教育觀念。他們的大女兒蔡思慧就曾回憶說，有一次，她在考試中取得了一個極高的成績，母親蔡美兒高興地向她祝賀。這時候，父親卻質問她：“你為什麽還錯了兩題？”之後揚長而去。
來到美國後，我才意識到，這種“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庭，在這裡也並不少見，“虎媽”並不只是華人家庭才會出現的“物種”。
穿著紙尿褲上培訓班
較多白人家庭將孩子的成績與家庭教育聯繫起來，認為孩子能考上資優班，代表著自己的教育成就。
外界一度認為，“虎媽”式教育一定會給孩子造成嚴重心靈傷害，現在看來卻並非如此：“虎媽”大女兒蔡思慧2015年從哈佛畢業，獲得哲學和梵文雙學位，2018年從耶魯法學院畢業，現在在大法官辦公室工作，並計劃成為陸軍檢察官；小女兒蔡思聰現年23歲，2018年從哈佛畢業，獲得藝術史學位，目前在紐約某公司任分析師。
更重要的是，兩個孩子始終堅持捍衛父母的教育風格，蔡思慧曾在一段視頻中說：“我媽媽讓我成為了一個更好的人。我的父母對我寄予了厚望，並相信我有能力完成，這讓我更為自信。”
蔡思聰也說，自己讀中學時確實常常和媽媽吵架，畢竟一個15歲的孩子肯定寧願和朋友們出去玩，而不是呆在家裡學習或者練琴。進入大學後，她漸漸體會到母親的不易：“雖然她和我爸爸同樣都是耶魯法學院教授，工作量一點都不少，但作為女性，她在工作的同時還要照顧兩個孩子……我一直想當然地認為：她是我媽媽，所以她要負責做晚飯，而且每周末她還要開三小時車送我去紐約上小提琴課。”
可不要以為，把孩子上哈佛、耶魯視為成功是亞裔人的思維，美國其他族群同樣如此。蔡思聰小時候每周去紐約參加小提琴輔導班時，紐約其他家庭的孩子也在做著類似的事情。
在紐約，為了讓自己三歲的孩子擠入該市的“資優”項目(GiftedandTalented)，許多家長會讓還沒摘紙尿褲的娃上動輒幾千美元的訓練營。
“資優”項目俗稱天才班，被選中的孩子可以優先進入紐約專門為這類學生服務的學校或班級，教學進度也比常規班快。有問卷調查發現，較多白人家庭將孩子的成績與家庭教育聯繫起來，認為孩子能考上資優班，代表著自己的教育成就。
對於幾歲大的娃娃尚且如此，更不用提面臨升學的初高中生家長了。我認識一個在休斯敦某著名初中任輔導員的華裔老師，她說曾接到家長投訴，對方認為自己孩子所在的數學小組有兩名成員成績不理想，“無法促進孩子的學習積極性”，要求數學老師重新安排。當然，這個理由遭到了拒絕。
美國作家茱莉·裡斯科特-海姆斯(JulieLythcott-Haims)也曾回憶，從2006年到2008年，她在史丹佛大學心理健康特別小組工作，遇到了很多聰明、成功但無所適從的學生。這些學生認為自己必須學習科學或者醫學、工程學，就像他們必須彈鋼琴、必須為非洲做社區服務一樣——這都是為了滿足父母對他們的人生規劃。有些學生對自己所學專業根本不感興趣，但他們相信：“我的父母知道什麽對我最好”。
海姆斯遇到過一個特別奇葩的案例。一個孩子的父親威脅說，如果女兒不主修經濟學，就和她的母親離婚。這個學生花了7年時間才完成學業。在這期間，父親事無巨細地管理著女兒的一舉一動，包括要求她每個周末去校外的叔叔家學習。在父親堅持下，女兒去見了一位經濟學教授。她忘了給父親打電話匯報事情進展，結果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時，她發現叔叔坐在宿舍大廳裡，看起來很不自在，因為他得親自督促她打電話給父親。
如果亞裔母親像這樣極度關注孩子的學業表現，嚴格管理其私人生活，大概免不了要被稱作“虎媽”，其他族裔的家長則有另外一個稱呼，叫“直升機父母”，因為他們像直升機一樣，似乎無時無刻不逡巡在孩子左右。
逐步告別“散養時代”
一三五爸爸負責送男孩去踢足球，媽媽負責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還有數學、編程、芭蕾、國際象棋、童子軍等各種活動。
和對“虎媽”的看法一樣，教育學家一般認為“直升機父母”也會創造出一代不夠獨立、缺乏主見的孩子。父母采取這種貼身緊逼式的教育方式，自己的情緒也時常在內疚、恐慌和憤怒之間交替，恐怕也體會不到多少快樂。
但是，新的研究表明，在社會經濟日益不平等的時代，這種教育方式或許才符合大勢所趨。它不僅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富裕國家。
20世紀70年代，無論是否有大學學位，人們的收入差距都不大。因此這是“寬容養育”的黃金時代，也有人稱之為“散養時代”。孩子們可以得到很大自由，家長也覺得花18年時間一直嘮叨孩子學習在經濟上效益不大。
據調查數據，1980年，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比高中畢業生高出約30％左右。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不平等現象加劇，大學生與高中生的收入差距擴大到70%。
相比之下，獲得大學文憑的難度並沒有降低，1980年至2005年間，大學畢業生的相對供給量平均每年僅增長2％。這就意味著把孩子送進大學，是一件雖然艱難但值得的投資。
與20世紀70年代相比，美國父母每周陪伴孩子的時間增加了約12小時。荷蘭、西班牙、加拿大和英國的家長也出現了類似趨勢。多子女家庭裡，光是處理孩子上這個班那個班的接送，就成了一項需要精細化管理的作業：一三五爸爸負責送男孩去踢足球，媽媽負責送女孩去游泳，二四六還有數學、編程、芭蕾、國際象棋、童子軍等各種活動。
用社會學家安妮特·拉羅(AnnetteLareau)的話說，美國不同社會經濟階層的父母，育兒方式存在明顯差異。
在她研究的貧困和工薪階層家庭中，“父母認為兒童的發展是自發展開的，只要他們有吃的、有住所、有其他基本支持就可以”。
受過大學教育的父母則扮演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角色，拉羅稱之為“協同修煉”。“在這些家庭，父母積極培養和評估孩子的才能、觀點和技能，”拉羅在其論文《時間、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寫道，“他們進行了刻意和持續的努力，以刺激兒童發展，並培養他們的認知和社交技能。”
兩者的差異，既跟育兒理念、成長環境有關，也跟經濟能力有關——畢竟參加各種班都是要花錢花時間的。
受過良好教育、對子女教育極為抓緊的“專製”式家長似乎確實看到了成果：美國一項對數千名青少年進行隨訪的國家研究數據發現，“直升機父母”的後代更有可能從大學和研究生院畢業。
這個結果甚至在全球也適用。2012年，全球各地針對15歲國際學生進行的評估計劃測試(PISA)顯示，“直升機父母”的子女分數更高。
強者利用教育的力量，令子女（至少在學業上）更強，這是當下不平等的時代的冷酷現實，這在任何國家都很常見。
美國高中生並不輕鬆
輔導班教師，時薪超越投行
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雖然美國其他行業在苦苦掙扎，但補習輔導行業卻增長了50%以上。
我們生活在休斯敦的衛星城糖城，這座城市因為美國主要糖廠“帝國糖廠”（ImperialSugar）總部設在此地而得名。除此之外，它還有另外一個廣為人知的特點——高聳雲天的SAT平均分和優異的數學奧賽成績。
SAT是美國大學委員會主辦的一場考試，和另一場考試ACT都被稱為“美國高考”。也就是說，糖城的教育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衡水、黃岡等地。
本地有一位華裔老父親，因為嫌學校數學進度不行，對補習班也是各種嫌棄，於是自編數學題，一直把孩子推進哈佛。這位爸爸後來和幾個家長一合計，把現成題庫放到網上，做了個學習網站，叫Beestar，現在已經成為世界各地數學傑出人士生做題打擂的陣地。我也曾探訪過一個奧數班，這個開在商鋪二層、看起來很小的培訓學校，居然有國際奧賽金牌得主和幾位博士。
這可能是令很多人吃驚的一面——美國，其實是一個補課大國。
根據美國統計局2011年對美國學齡兒童和青少年做的統計，學生們在課外主要從事三項活動：運動、俱樂部和補習班。6-11歲的小學生，最普遍的課外活動是上各類課程（包括學術類和才藝類），30%的孩子都上至少一門，其中亞裔孩子比例最高，達44.5%，西班牙裔最低，為21.4%；12-17歲的中學生裡，最主要的活動是從事運動，高達40.1%，但亞裔學生中仍有35.1%在上各類課程。
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雖然美國其他行業在苦苦掙扎，但補習輔導行業卻增長了50%以上。如今，美國補習服務市場已經高達70億美元規模，出現了近50家特許連鎖輔導公司，最大一家是源自日本的公文(Kumon)數學和閱讀輔導中心，旗下擁有約1400家連鎖機構。
2019年1月，錫安市場研究(ZionMarketResearch)發布研報，2017年，北美私人補習市場佔全球最大份額，達32％。錫安分析認為，主要原因是完善的高等教育體系吸引了大量移民學生，使得競爭日益激烈。同時也與公共教育質量下降，北美地區對課外輔導的需求增加有關。而北美市場的主導者是美國。
美國家長和孩子們對常春藤盟校等精英學校的追求，導致補習風愈演愈烈。簡言之，收入前20%的家長都夢想把子女推進排名前50的名校——至少學校排名不能遜於自己當年。
2017年，這些學校新生平均SAT成績為1484分，ACT成績為33分（滿分36分）。SAT和ACT這類標準化測試本應衡量學生能力，現在越來越與父母收入緊密聯繫起來，更催生了每小時收費最高可達1000美元的備考私教產業。
一些名校畢業生發現，做補習教師的時薪甚至高出知名跨國投行、律所的起薪。比如，在高盛，初級金融分析師的起薪約為每年8.5萬美元，時薪合50美元，而在紐約Inspirica這類補習公司，導師入行起薪為50-70美元，而且很快有望升至225-500美元。
SAT並不是入學的唯一指標，想要進好大學，學生們還需要有過硬的平時成績，據《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數據顯示，常春藤盟校中大約93%的新生都是高中全年級的前10%。越是位於大都會地區的好學校（紐約、華盛頓特區、達拉斯、西雅圖、洛杉磯、矽谷），學生的壓力就越大。
史岱文森高中是紐約一所精英高中，該校畢業生邁克·劉曾發表博文，講述四年高中生活：“這四年是一輪接一輪的分數、論文、答卷和考試。史岱文森培養了一種對成就的崇拜，那些適應不了的人要麽不再關心分數，要麽乾脆放棄……分數計算到小數點後第二位，家庭作業時間遠遠超出了可控的範圍，而常春藤聯盟的錄取名額讓人覺得，考試但凡有一點點閃失，就會讓希望破滅。學生們被滑稽的大書包壓著，拖著腳步在大廳裡走來走去，似乎眼看著就要被壓垮了。”
在矽谷的兩所精英高中——甘恩高中和帕洛奧圖高中，甚至一度出現了學生自殺潮，這兩所公立高中10年來的自殺率是全美平均水準的4-5倍。在這裡，每個學生幾乎都要參加體育或交響樂團訓練，組織社團活動，為每門功課溫習至少半小時。這些孩子給人的感覺是，他們似乎永遠不用睡覺：午夜1點做完作業刷社交媒體放鬆時，他們的好友們都仍然在線。高強度學習的代價是嚴重缺覺，濫用咖啡因片提神，甚至濫用毒品。
上世紀90年代末，耶魯大學精神病學系副教授桑妮婭·盧薩(SuniyaLuthar)開始專門研究“富庶階層”學生的壓力和精神問題。她的數據來自家庭年收入中位數超過20萬美元的公立學校，以及學費近3萬美元一年的私立學校。最終研究顯示，中上產階層青少年群體酗酒和吸毒的比例高於貧窮子弟，並遠高於美國全國水準；他們被確診患有抑鬱症或焦慮症、出現不當行為的幾率是美國平均值的2-3倍。他們的壓力源主要來自兩方面：凡事均要得優的壓力；父母與其情感聯繫淡漠，似乎只會在子女表現優異時才表現出溫情的一面。
現在，高中的壓力開始向初中甚至小學下行，其中以紐約最為突出，包括史岱文森、布朗克斯技術高中在內的8所高中，每年舉行相當嚴苛的招生考試，錄取比例低至100:1。雖然考試是在八年級（初三）進行，但許多考生從六年級就開始針對其考試接受輔導。
這還沒完。面對越來越多的申請，一些紐約優秀高中為了加強考核難度，加設了一個條件：要在五年級的標準化考試中獲得高分。此外，曼哈頓一些初中，如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附屬中學也對四年級的成績提出很高要求，結果就是，孩子們在讀三年級時，已經開始為應試做準備。值得慶幸的是，美國小升初、初升高需要考試的只有紐約一市，其他地區通常采取就近入學原則。
“不讓一個學生掉隊”
每個年級的老師會抽出固定時間段，對在本單元作業和測驗中表現不理想的孩子進行集中輔導。
每天，美國公立學校的老師都可能會面臨這些問題：優秀學生的家長嫌教學進度太慢、其他學生太遜，要求專門安排資優班；有些家長對孩子基本上持不聞不問的態度，甚至讀中學的孩子懷孕，家長都是最後一個知道。
好在美國公立教育系統的一大特色是，照顧後進生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未成年人：“不讓一個學生掉隊”。從教學層面盡可能保障各類弱勢學生的利益，支起一張防護網，以免學生越墜越深。哪怕學生懷孕，學校也會有社工幫忙解決一系列後續難題。
比如說對於一切英語非母語的學生，不管是否擁有合法移民身份，學區都有義務提供免費的ESL（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直至學生英文達標才會從該項目中退出。據美國教育部統計，截至2015年，美國公立中小學中有480萬名學生需要接受ESL教育，佔美國公立學校總人數的9.5%，為此財政提供了598億美元撥款。
再比如，多數學校都提供了補課制度，每個年級的老師會抽出固定時間段，對在本單元作業和測驗中表現不理想的孩子進行集中輔導。
對於像自閉症和其他身心殘障學生，學區和學校也投入了大量經費和人力物力。1975年，美國制定《殘疾人教育法》，致力於服務3-21歲殘疾兒童和青少年。大量患有學習障礙、言語障礙、自閉症、智力發育障礙和其他慢性疾病的特殊需要學生得以進入普通學校，在一個更為多元化的環境中學習成長。據統計，公立學校系統裡殘障學生佔總入學人數的13%左右。
美國通常從1歲到5歲的托兒所、幼兒園均為自費，在矽谷和紐約這類大城市又貴又不好進，但我們所處的學區，3歲以上的智力發育障礙、自閉症和自閉症譜系兒童可進入免費的培訓項目，而且每年這個項目開設的時間比公立學校還要長，為的就是及早為他們開展康復培訓，為今後自理和融入社會爭取一些機會。
為了幫助這些孩子，美國所有校車都有專門的輪椅升降裝置，學校遊樂場有可以通過安全帶固定的秋千，午休時間小朋友們去玩耍時，都已經習慣了輪流幫身體不方便的孩子推秋千，不少孩子還有“影子老師”，一對一提供幫助和輔導。
當然，如同在其他國家一樣，這類公立教育所保障的，只是孩子們最基本的教育需求。對那些期待孩子階層永遠向上流動、隻熟悉學歷和名校這一條上升路徑的家庭來說，就只能將壓力傳遞到下一代。這或許就是美國、英國或任何國家中產階層的宿命。在這些家庭，孩子健康、正常、快樂，已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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