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喜歡說“因緣際會”。
10歲不到，他被長輩領著去看戲。在上海美琪大戲院，梅蘭芳時隔8年後復出，與俞振飛合演《遊園驚夢》，讓台下少年驚為天人。
1987年，白先勇受聘到複旦大學做訪問教授。時隔多年重新回到上海，在蘭心大戲院，他看到了上海昆劇團華文漪、蔡正仁主演的《長生殿》。“那天我跳起來拍手了，不光是為當天的戲，也為昆曲這門藝術在舞台上浴火重生。就是從那天起，我動心起念了，要為昆曲做些什麽。”
2001年，昆曲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第一批人類口述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2002年，白先勇受香港方面邀請去做幾場講座，講昆曲。“第一場是大學生，沒問題，我在美國做了29年大學教授。第二場，竟然來了40幾個學校的1000多個中學生。”怎麽讓這一大群孩子安安靜靜坐下來聽昆曲講座？白先勇想到了示範課的形式。“我說，你們去找幾個俊男靚女來。剛好找到了蘇州昆劇院，俞玖林來了，呂佳也來了。那天，俞玖林為香港中學生示範的正是“驚夢”。
第二年，白先勇來上海做新書簽售活動，被帶到了蘇州。蘇州昆劇院的年輕演員都扮上了，站成一排。白先勇挑中了沈豐英。她與俞玖林，兩個蘇州昆劇院“小蘭花”班的青年演員，成了日後青春版《牡丹亭》裡的杜麗娘與柳夢梅。
三段“因緣際會”，成就青春版《牡丹亭》。自2004年4月29日首演起——那是白先勇記得清清楚楚的日子——常演不衰的這出戲，成為當代昆曲複興的符號。“看昆曲好像變成了一種時尚，北大的學生寫，從此世界上只有兩種人，看過青春版《牡丹亭》和沒看過的。”
說起這些，白先勇的臉上始終帶著笑。“我其實早就該退休了。青春版《牡丹亭》演到200場，2012年，我就覺得自己的階段性使命完成了。”然而，往前走的腳步沒有停下來。4月，蘇州昆劇院即將在東藝“東方名家名劇月”上演《白羅衫》《義俠記》，他依然是製作人。
“我是義工大隊長”
“我實際上是教了兩個折子戲，那是我的老師傳給我的，但白老師覺得，應該把這出戲全部挖出來。”上昆名家嶽美緹是《白羅衫》的導演。“這出戲沒有完整版流傳，和劇作本身的遺憾也有關係，有些劇情是不能讓現代人理解的。我有很多困惑，但白老師定了個調門，就是定位在人生的悲劇上。”
新版《白羅衫》成為昆曲劇目裡罕見的家庭倫理、情與法艱難選擇的大悲劇。而新版《義俠記》脫胎於上昆名家梁谷音的看家戲《潘金蓮》。主演呂佳得於梁谷音的親授，師徒緣分已有17年。
“1987年，也是在上海，我有眼福看過梁谷音、劉異龍演的《潘金蓮》首演。這出戲太精彩了，應該傳下來。所以我鼓勵呂佳拜師。蘇昆的青年演員非常幸運，拜的都是名師。”幸運來自哪裡？梁谷音心直口快：“要感謝白老師對昆曲幾十年來的支持，就算是我們昆曲演員都比不上他的熱情。尤其是白老師對蘇昆的寵愛、偏愛，真讓我們羨慕、嫉妒。”台上人說著，白先勇連連作揖擺手。
“昆曲是口傳心授的藝術，昆曲表演人才實際上是很少的，應該珍惜這些老藝術家，趁著他們能教的時候。幸好我和這些老藝術家都有點老交情，他們看我的面子，跨省跨團來教戲，這都是史無前例的。”白先勇笑道，“老交情快用完了。”
媒體稱白先勇為“昆曲義工”，白先勇說自己其實是“昆曲義工的大隊長”，“昆曲需要很多義工”。“說得好聽點是文化使命感，其實是不知天高地厚，就這麽闖入了本來不屬於我的世界。”與昆曲緊緊捆綁近20年，白先勇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從不用“拋頭露面”的作家，變成了大眾媒體上的昆曲“布道者”，一遍又一遍地講，昆曲有多美，“直到大家相信我”。而“義工大隊長”的意思則是，要募集人和資金。“剛開始的時候很難張口。記得第一次和幾個朋友吃飯，我鼓起勇氣很多次還是說不出來。最後我的助理實在忍不住了，說‘白老師就是想讓您掏錢’！”
一種集體的文化覺醒
“頭幾年確實很艱苦。我仿佛變成了一個草台班子的班主，帶著他們滿世界跑。”白先勇說，剛接觸蘇昆的演員時，他們是在周莊很簡陋的舞台唱戲，確實挺像個“草台班子”。“但他們是璞玉，蘇州是昆曲的發源地，他們都是蘇州人，起碼那口蘇州腔就是正宗的。”
“要我做製作人，就要聽我的。”排演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先帶著演員練了一年基本功，從早9點到晚5點，魔鬼式的訓練。“我陪著，盯場。”他為演員找老師，拜名師，“辦拜師儀式，徒弟要向老師磕個頭。也有人反對，這不是封建嗎？我說，老戲班子的規矩，就是要恢復。”
對於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有個要求，那就是必須演一場滿一場，至少也要九成滿，“因為演一場不容易，看的人少，太可惜。”這個“軍令狀”真的做到了。白先勇認為，固然有自己作為作家的號召力，“看一場可能是捧我的場，看第二場、第三場，連續看9個小時，必定是這出戲真的對年輕人有吸引力。”
2006年，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國伯克利大學演出，第二年，伯克利大學就開了昆曲課。“這說明外國人是能懂這份美的。”白先勇堅信，昆曲作為百戲之祖是中國表演藝術美學的最高境界，“我們很多大學生、年輕人喜歡莎士比亞，喜歡貝多芬、莫扎特，喜歡歌劇，這些當然很好也很美，但你再被感動，那也是人家的東西。昆曲，是我們自己的中國文化。”
這些年，最讓白先勇驚喜的是校園版《牡丹亭》的上演。“北京16家高校的學生演，我本以為業餘的嘛，能粉墨登場就不錯了，但演出效果是很專業的。這些學生是蘇昆演員手把手教的，老一輩藝術家教蘇昆年輕演員，這班年輕演員再去教學生，這不就是傳承嗎？”
除了昆曲演出，白先勇的一大部分精力花在昆曲教育上。他先後在兩岸三地北京大學、蘇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台灣大學開設昆曲課。“但校園版《牡丹亭》的參與者不只是北大的，這說明，我們的課程有溢出效應。”白先勇說，在年輕人對昆曲的熱情中，他看到了一種集體的文化覺醒。
展現昆曲的複雜多面
當昆曲從沉寂走出，重新成為年輕人的時尚，傳承與創新的關係就成了新的話題。
“我們要很謹慎。”白先勇反覆強調。敬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現代但不濫用現代，這是他的原則。“舞美、燈光、服裝設計因戲而異，總的來說是要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觀。傳統是流動的，並非刻板的‘原汁原味’。要說原汁原味，明代清代的原汁原味是什麽樣，你知道嗎？但霓虹、乾冰弄一舞台，就是現代嗎？不能亂搞。青春版《牡丹亭》演到200多場還在修改，可能就是覺得布景的配色哪裡不對。”
做了昆曲的“義工”，寫作時間當然受到一定擠壓。白先勇說，“我還在寫，見縫插針地寫。昆曲當然對我的寫作有影響，我寫過《遊園驚夢》，那是直接與昆曲有關的。但更多的是，我受到的文學和審美訓練，反過來影響昆曲的製作和劇本。”
“我的小說做成昆劇？”白先勇搖搖頭，“別的劇種有可能創新更容易，但昆曲有600年歷史，很成熟的體系，咬字、音韻、唱腔都很難，昆曲的曲牌都是詩，除非古詩詞的造詣非常高，高到古人的程度。加上蘇白、吳語，寫新東西不容易。創新可以，弄好不容易。”
“據說，明清時，昆曲有2000多本傳奇本子，到‘傳字輩’留下600多本。隨著時代遞減，到現在還有200多本。把它們都恢復起來、改出來，這項工作已經做不完了。”白先勇說，在《牡丹亭》《玉簪記》之後，他在蘇昆製作的這兩出新戲《白羅衫》《義俠記》正是想展現昆曲的複雜多面，並不只有才子佳人談情說愛。
在上海演出之前，《白羅衫》《義俠記》剛剛完成台灣多個城市的演出，大獲成功。有一場甚至有300多個中學生觀眾，喝彩聲掌聲不斷，用白先勇的話說，“場面熱翻了”。
“白老師告訴我，觀眾的反響很瘋狂。我說，我和梁谷音在台灣演《潘金蓮》，好像也沒演到讓觀眾瘋啊？”劉異龍話鋒一轉，“青出於藍勝於藍。他們敢想敢做，就應該讓觀眾瘋狂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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