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無意識：從社會闡述欲望，從美學闡述政治

詹姆遜（F.R.Jameson），當代美國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批評家，美國杜克大學比較文學和批評理論講座教授，因其具行重大社會影響和學術影響而被譽為“引導了美國人文學科的方向”。近年來致力於討論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全球化問題，其著述成為相關研究的必讀書。對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有著重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在北京大學的系列演講“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理論”，至今依然是中國學者理解“後現代主義”的主要理論依據；他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學的“民族寓言”問題，直接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闡釋構架；他的著作在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擁有廣大讀者。

《政治無意識》譯者序：政治無意識和文化闡釋

文|王逢振

弗雷德裡克·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是一部充滿挑戰性的著作，單是它大膽的假設——政治視角構成“一切閱讀和一切解釋的絕對視域”——就足以引起人們的興趣。甚至書名“政治無意識”也帶有挑戰的意味，因為它明顯不同於弗洛伊德的信條“無意識不知道歷史”。因此人們可能期望這部著作不僅注意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和因果論的教訓，而且會注意拉康推崇的欲望的概念，以及德裡達等後結構主義者推崇的非中心的主體的概念。實際上，詹姆遜的雄心大大超過了書名所引起的期望。他並不滿足於政治分析家和文學治療者的雙重作用，而把整個文學史當作他的病人。他的主張不只是政治方式會對現代和後現代的其他批評理論進行調和或補充，而且其激進的分析將包容所有其他的分析：

本書的基本主題之一將是這樣一個論點，即馬克思主義包容其他闡釋模式或體系；或用方法論的術語說，通過將它們的精神活動從根本上歷史化，這些闡釋的局限性總可以克服的，它們比較積極的發現也可以保持，這樣不僅分析的內容，而且還有方法本身，都會隨著分析者被納入對解釋的“文本”或現象的考慮之中。

詹姆遜斷言，這種總體化的佔用和修正活動，將以某種方式使結構主義思想最有價值的一些原則得到適當的肯定，“讚揚這種觀念的強度”，即使德裡達和他的追隨者“以差異、流動、傳播和異質性的名義公開拒斥這種‘總體化’”。因此從一開始，這種分析就預示了要革除迄今文學批評中的一切弊端，肯定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主張——只有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才會在推崇歷史和推崇中立美學之間達至平衡，才會在鼓吹共時分析和支持歷時批評的兩派之間進行調和。

詹姆遜的批評實踐頗似精神治療工作：他面對文本的征象，不僅注意明確的敘事，而且注意未說出的東西。他認為，“正是在探尋那種未受干擾的敘事的蹤跡的過程中，在把這個基本歷史的被壓抑和被淹沒的現實重現於文本表面的過程中，一種政治無意識的學說才找到了它的功能及必然性”。因此批評家的任務是使歷史文本本身恢復“充分的言語”。

就文學史而言，詹姆遜認為批評家的分析必須以雙重揭示的方式“揭示文化製品是社會的象徵行為”。於是他首先揭開藝術形式的面紗——顛倒掩飾的作用（弗洛伊德認為這種掩飾使作者的幻想變成藝術作品）——以便揭示願望滿足的政治部分和文本中意識形態的既得利益。在他揭開文本自身顯然不知的意識形態帷幕的同時，他也就揭示了其他批評家在理論實踐中的錯誤假設；他認為這些同行的錯誤在於完全忽視了文本生產中歷史的作用，或者認為歷史是文本內容簡單直接的機械式的決定因素。換言之，詹姆遜的分析方法旨在研究文本征象的原因，揭示文本賴以生成的意識形態的基質，說明文本如何以這種基質被接受和解釋。像大部分現代文學批評的方法論一樣，詹姆遜的分析集中於文本是一個過程，提出“拆散並解構”它的組成部分，以便揭示它如何發生作用和失去作用。

這種對過程、結構和功能分析的強調，顯然可以表明詹姆遜借用了德裡達和拉康的理論。但即使如此，他們在詹姆遜的探索中也未能免遭抨擊。因為詹姆遜為自己設定的任務是：不僅要避免“弗洛伊德的主敘事的歸納”——他認為這種主敘事仍然由資產階級核心家庭的意識形態限定，而且要避免後結構主義的反歷史主義或審美唯我論。其實，詹姆遜的主張是：包容這些理論，同時利用它們的洞察來彌補某些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短見。他認為這些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分析仍然局限於機械因果論或表現因果論的簡單概念。

應該說，從辯證的元批評出發，詹姆遜不僅包容其他批評家的話語，而且也包容他自己早期對文本詩學的思考。實際上，《政治無意識》不僅完善並修正了他在《侵略的寓言》裡對意識形態本質的思考，而且完善並修正了他在《語言的牢籠》裡對共時分析和歷時分析兼容性的思考。在一定意義上說，《政治無意識》是對《語言的牢籠》最後的預言性呼籲的反應。他在那部作品的最後寫道：

實際上，通過揭露先在的符碼和模式的存在，通過再度強調分析者本身的地位，這裡預見的闡釋學將重新把文本和分析過程向歷史趨勢開放。……在我看來，唯有以這種發展或類似的東西為代價，共時分析和歷史意識、結構和自我意識、語言和歷史這些孿生的、明顯無法比較的要求才可能得到調和。

確實，在《政治無意識》裡，詹姆遜通過使熟悉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更新換代”，極力使文本“向歷史趨勢開放”。他用“符碼轉換”的概念代替“調和”的概念，並將“符碼轉換”限定為“發明一套術語，或戰略性地選擇一些特殊的符碼或語言，如此同樣的術語便可以用來分析和連接兩種迥然不同類型的客體或‘文本’”。當然，整個詹姆遜的批評構想，尤其是《政治無意識》的闡述，都可以看作對弗洛伊德理論和馬克思主義術語的“符碼轉換”的實例，其目的就是“調和”個人主體和集體歷史“孿生的、明顯無法比較的要求”。這種“調和”無疑也符合詹姆遜調和共時和歷時分析方式的要求。這一事實在詹姆遜的三層次文本分析中表現得非常明顯。詹姆遜提出，要用符碼轉換的方法首先在文本的局部歷史語境中研究文本，或者說它與歷史事件的“歷時性”關係；其次在文本與那個生產文本並把文本作為工具使其統治合法化的階級的關係中研究文本，或者說把文本作為傳遞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素的工具同時進行共時和歷時的研究；再次在文本與整個生產方式的關係中研究文本，采取一種考慮更大歷史視域的系統的和共時的看法。第三個“共時的”層次尤其重要，它將使批評家不僅研究文本的生產，而且研究不同歷史時期對它的接受，研究它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的效能和用途。

通過符碼轉換和三層次文本分析，詹姆遜在《政治無意識》裡發明了一種新的闡釋學。其中涉及兩個關鍵問題。第一個問題包括解釋政治的元批評問題，即解釋活動的有效性和動機以及從中產生的隱喻。第二個問題因後結構主義者而顯得更加重要，它包括歷史的再現問題。詹姆遜認為，有兩種不同的、相互對抗的敘事力求再現歷史：一種是線性的，另一種是交疊的；一種強調歷時性，另一種把歷時性和共時性的區分納入一個整體。後一種更複雜，也是《政治無意識》重點解決的問題。

詹姆遜認為，在今天的文學批評裡，傳統的文類理論受到廣泛的懷疑，其缺陷主要在於它的簡單的類型化傾向，非自覺地將文本納入它的文類區分，把它的縱聚合的線性作為一種文學的歷時性的模式。但是，恰恰是這些缺陷的原因，才使它對詹姆遜的元批評產生價值。詹姆遜指出，不論它的範疇局限還是它明顯的非共時模式的啟示，實際上都變成了傳統文學史的錯誤的征象。由於這些原因，他的論文類理論的第一章以具體的方式重新闡述了有關的討論。正如我們在他對吉辛的討論裡所看到的，詹姆遜提出了一種以積澱的形象來代替文類或敘事形式的概念，其中文類被重寫為社會象徵資訊或敘事構成的綜合，充滿了生活現實的意識形態內容。因此，不論敘事結構看上去多麽“理想”，也不可能真正以簡單的類型或形式歸成文類。詹姆遜認為，每一種文類形式都是該形式多種不同運用經過競爭後的殘存。不過，這裡會出現某種類似“統治結構”的東西，或者說主導因素以對立的方式與所有它的其他歷史可能性共存。按照詹姆遜的看法，這不僅是一種數學的組合，因為每一種“形式”，每一種文類—敘事模式，就其存在使個體文本繼續發生作用而言，都負荷著自己的意識形態內容。就每一種文類模式豐富多樣的因素而言，這意味著解釋文學史的一種合適的方式——文學史是積澱的現實的矛盾而有意義的運作，是一種非共時的共時性，一種企圖解決共時表現和過分確定時刻表現之間的困境的歷時模式。

……

詹姆遜認為，人們對調和與發生學方法的抨擊，無論如何仍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應該探討的重要問題；但問題會不斷擴展。例如，如果不更仔細地考察調和的有效運用，就不可能從一開始便放棄使用調和的理論。詹姆遜把這種指責看作對歷史“表現”模式的一種小心的指責。這種模式懷疑任何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理想主義，即認為調和是一種從明顯層次（上層建築）到潛在的本質核心（基礎）的運動。不過，對詹姆遜而言，這種批判並不等於完全否認調和是解釋的範疇。相反，他認為那種對表現因果論的攻擊，同樣也是對閱讀中的寓言傾向的一種局部的、策略性的攻擊。因此，這樣一種批判最好在具體作品的語境中來理解，以便通過在兩個層次之間假定的同源性來解決基礎最終決定上層建築的整個問題。這樣一種關係在某些實例中可能有效，但作為一種理論卻不夠充分，因為它不夠辯證。換言之，同源論只是舊的反映論的一個變體，本身就構成綜合過程的一個障礙，而文本和語境、基礎和上層建築正是依靠這種綜合過程才相互連接起來。可以說，同源論模式最終使豐富地進行調和的實例（如人的主體、家庭等）物化了，脫離了任何真正的有效性。

為了避免上述那種簡單的歸納，《政治無意識》提出了一種精心構想的調和機制。正是這種構想，尤其把“敘事”用作一種多向調和的符碼，表現出了詹姆遜綜合的獨創性。首先，在對純表現性的因果模式的否定當中，詹姆遜排除了調和的局部性。在他看來，每當人們試圖理解異化的現實時，這種調和就不可避免；我們必須運用——發明——一種符碼，一套術語，“用來分析和連接兩種迥然不同的客體或‘文本’，或現實的兩個非常不同的結構層面”。詹姆遜指出，調和是給予意義的過程，是普遍的“符碼轉換”活動。在這種意義上，調和機制中的意識變成了理解中的自我反應的同義詞。於是對調和理論的思考便成了馬克思主義文化闡釋不可回避的問題。

詹姆遜認為，“敘事”作為最高的調和構成可以使我們將意義的概念非實在化，集中於意義的生產本身。無疑，這種看法背後存在著一種對文本的看法，但不是把文本作為“外在於那裡”的某種東西，而是作為某種本體論基礎內在於我們解釋行為之中的東西。對詹姆遜而言，解釋就是不斷介入爭論，而閱讀的真理——價值，則在於它們作為批評分析的力量。唯一排除某種解釋的方式就是提供一種更有力的解釋。詹姆遜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是最有力的解釋，因為它們具有必需的包容性，具有元批評的複雜性，有能力吸納並完善其他方法論的片面解釋。

批評具有包容性但又不易否定為整體性，恰恰是作為調和的敘事所具有的那種悖論式的優勢。在詹姆遜的批評論述裡（如論康拉德和巴爾扎克的部分），作為範疇的敘事證明是文化分析最合適的一種方式。其中對欲望和意識形態的敘事構成的注意，對只能作為這種構成的開放和封閉系統的歷史的注意，表明了整個文化生產的戲劇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詹姆遜的實例中，它使我們能夠在敘事化的行為中記錄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而不是把它作為同源的一種簡單的反映或創造。詹姆遜認為，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應被視為在意識形態或象徵領域內解決更基本矛盾的一種綜合行為，因為這些矛盾在政治或社會—經濟層面上被聯繫起來。通過這種對象徵的有力的重構，我們可以進入組織文本、作者和歷史語境的整體網絡。

在詹姆遜論巴爾扎克的部分，上述情況表現得尤其明顯。這篇文章主要論述主體的獨特構成過程。按照拉康的精神分析，它也是整個批評的核心問題。然而，政治的分析必然將拉康歷史化，說明他形式範疇中的構成的歷史性。詹姆遜認為，巴爾扎克《老姑娘》的典型價值在於它記錄了主體構成中的轉換方式，通過這種構成中的多向性，文本組織安排作者的深層欲望，披上了作者欲望的外衣。而且，這種欲望必定是政治性的，它們交織著巴爾扎克的保皇主義，也交織著他整個作品中明顯的“社會性”主題。詹姆遜指出，就這些欲望本身而言，我們永遠無法真正了解。因此就有了巴爾扎克的“敘事機制”固有的興趣，即調整並實現欲望的興趣，敘事機制可以作為“‘力必多’的投入或作者的願望滿足，在這種象徵的滿足形式當中，傳記式的主體、‘隱在的作者’、讀者和人物之間的有效區分實際上已被抹去”。於是，詹姆遜認為，對這種敘事機制進行微觀物理學的考察，對其更大的結構進行研究，可以打開巴爾扎克文本所用的特殊“調和”方式，通過這些方式，他的文本探討、連接、解析了在其亞文本層次上的主要矛盾。

在詹姆遜的分析裡，敘事的主要動力變成了一種烏托邦的衝動，這表現在最初把高爾芒小姐的住宅描寫成一種理想的、超出主體欲望的客體，也表現在高爾芒小姐本人身上對它的人格化，她“同時（或依次）是喜劇性的、滑稽的和吸引人的”。詹姆遜指出，按照更大的敘事，這些欲望的孿生人物共同表明一種客觀的等同物，即渴望超越敘事後來主題化的那種即時封閉和歷史矛盾。因此，將作者、人物和讀者同時結合在一起的這種欲望的烏托邦性質，這種語境裡的特殊的烏托邦性質，在於這些人物如何為我們實現“渴求縮小地產實現個人，也渴求社會和歷史矛盾的解決”。甚至包含高爾芒小姐和她的追求者的滑稽敘事也在這種烏托邦層面上存在，因為這一層面提供了一種疏離的觀點來觀察“肉欲的變化”。換句話說，所有這些文本的基本特徵都可以從適當的寓言方面來觀察，它們表現了更多的因素和欲望。

不過，如果隻限於這種閱讀，儘管有兩種敘事系統的語義積澱，仍然與盧卡契的方式相去不遠。按照盧卡契的閱讀方式，巴爾扎克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偉大性，是因為他對歷史現實的透徹觀察與他的保皇主義意識形態出現了斷裂。然而詹姆遜的特殊洞察在於恢復了一種更複雜的“調和”方式：敘事的鑲嵌加工形成一種構成文本的象徵行為。詹姆遜指出，巴爾扎克在非欲求的力量（陽痿）和無效的（軟弱被動的）文化價值之間自相矛盾，因此必須以某種適當的敘事方式加以解決。正是在這裡，出現了政治無意識的“調和”層次，將最深層的內在於文本並構成文本的張力連接了起來。面對真實的歷史條件，政治無意識“仍然力求通過邏輯的排列組合從它的不可容忍的封閉中找到一條出路，找出一種‘解決辦法’”。這種“政治無意識”的概念正是詹姆遜作品的獨創之處。它作為一種調和的範疇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闡釋具有不容忽視的潛力，因為它可以跨越我們自己作為主體與歷史—政治之間的意識形態界限。詹姆遜這個術語既吸收了“政治的”文本概念（它不是完全有意識的、以充分實現了的形式“外在於那裡”），也吸收了激進的弗洛伊德—拉康主義那種無意識的敘事形式的原理（無意識是像語言那樣構成的）。政治無意識的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調和的方法，它具有在層面之間往返並中止預想的主體、欲望和文本形式等概念的優越性。用詹姆遜的話說，其優越性在於從社會闡述欲望，從美學闡述政治。

詹姆遜認為，面對確定的歷史矛盾，政治無意識必須以敘事方式找出某種理想的解決辦法。因為這種元敘事固有的東西，就是對實際是亞文本的象徵的解決。詹姆遜非常重視巴爾扎克敘事的“模式轉換”：在記錄困境的同時，通過從常規現實主義的純指標方式轉向依條件而定的方式，力求廢除其歷史的必然。小說中唯一真正的中意者是填充這種結構鴻溝的人物——特瓦斯維耶伯爵，但伯爵不屬於任何現實主義的敘事，因為他不屬於任何經驗的歷史。相反，他是文本出於自身需要而形成的意識形態的選擇。因此他的出現通過假定另一種歷史象徵地重構了歷史，“在這個歷史裡，某種真正的複辟仍然是可能的，但條件是貴族能吸取這一特殊實例的教訓，就是說，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將貴族的價值與拿破侖的力量結合起來”。

但是，巴爾扎克、傳記作者或歷史人物又該如何對待呢？在詹姆遜的分析裡，那種簡單地訴諸傳記的、文本之外的決定因素自然會被中止。巴爾扎克變成了欲望、歷史和敘事這種衝突的關係所在，變成了使敘事生產可以理解的調和但不綜合的層面。像文本一樣，作者被視為一個相互作用的交點，意識形態、欲望和歷史必然性在這裡縱橫交錯。政治無意識作為這種諸層面的結合，仍然是使文本對歷史開放的基本模式，因為作為欲望、烏托邦和意識形態，它的因素具有“實際經歷的”豐富性。詹姆遜對巴爾扎克的詳細分析恢復了美學生產的多重力量，它既是欲望的一種真正綜合，又是意識形態矛盾和歷史封閉性的記錄。

在《政治無意識》裡，詹姆遜還重寫了拉康的術語“歷史即真實”。對拉康而言，這是個純粹不可主題化的代數學術語，但詹姆遜卻把它解釋為最大的視域，即除了作為純極限之外永遠不能真正看見。這就是說，真實不斷地躲避再現。如果可以得到真實，它只能作為一種不可同化的現象，而正是在這種形象的綜合中我們才以反映的方式學會了認識自己。歷史以這種矛盾的形式出現，驅除了神學的幽靈。由於歷史既不求助目的論又不受前話語意義的誘惑，所以歷史在詹姆遜的作品裡最終呈現為一種“漸近線”（asymptote），頗像不斷隱退但賦予政治和文化分析以視角和連續性的地平線。換句話說，它似乎看得見，但永遠達不到，然而又可以不斷地提供參照。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肯定《政治無意識》的力量和價值。應該說，他的辯證法和歷史觀，使馬克思主義批評保持了它的銳利。

當然，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也不是完全無懈可擊。例如，他沒有為關鍵的概念提供清晰的界定，在“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的象徵行為”或“文本的決定因素”當中，這種政治無意識為什麽不同於精神分析的客體？為什麽他把精神分析的客體稱作“真正的無意識”？是否詹姆遜試圖使他的術語產生文學或修辭的功能？他的研究客體是否是弗洛伊德那種無意識的政治成分？抑或他以轉喻的方式用“無意識”這一術語單指形式或功能的置換？

在《政治無意識》本身對“政治無意識”的指稱中，詹姆遜也沒有充分說明這個概念。有些地方（如論吉辛的一章）政治無意識被說成一種壓製的或扭曲的力量，帶有使歷史事實文本化的色彩，因此看上去像是一種統治階級的工具，其價值反映在文學作品當中。按照這種工具的概念，政治無意識負有“我們只能以文本形式了解歷史”的責任，因為我們若了解歷史和真實“必須先將它文本化，以政治無意識將它敘事化”。然而在另一些地方，政治無意識又被說成一種文本的力量，它是“無言”本身，是文本隱蔽埋藏起來的“現實”。這種無意識的歷史現實似乎在某些時刻比另外一些時刻更容易獲得或恢復，因為詹姆遜說在我們當前“物化的”歷史時刻，真實已被“積累的物化無情地趕入地下”，並最終變成了“一種真正的無意識”。換言之，在作為一種文本力量的政治無意識理論和作為一種文學文本自身特徵的政治無意識理論之間，詹姆遜的論述顯得有些猶豫不定。

不過，無論如何，《政治無意識》是一部傑出的理論著作，它給人的啟示是多方面的，它對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貢獻也不容懷疑。正因為如此，它如今已成為美國大學研究生的必讀文本，不少學生以它作博士論文，而且已有四部研究它的專著出版。此篇前言就是結合國外的研究成果，力求提供該作品的一些要義；但因其深度和廣度，仍感力不從心，只能說是不揣淺陋，拋磚引玉而已。

《政治無意識》已被譯成多種文字。我們出版這個中文譯本，也是希望使更多的人了解這部著作。本書第一、四、五、六章由陳永國翻譯，第二、三章由王逢振翻譯。雖然王逢振與作者多有來往，但在翻譯中仍感到有不少困難。儘管盡心盡力，恐仍有疏誤之處，懇切希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致關心學術作品的你

人大出版社學術守望者

微信號 : xueshushouwangzhe

新浪微博：@人大出版社學術守望者

讀點好書 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