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後，娜丁·拉巴基帶著已從《迦百農》更名《何以為家》的作品再次來到北京。
此番除了亮相電影節展映，還有另外一個好消息在等待著她——4月29日，這部曾斬獲第71屆坎城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獎的佳作登陸內地院線，與中國觀眾見面。
目前，影片內地首日票房已過千萬，豆瓣評分8.8分，足以證明這部黎巴嫩影片超越國界的感染力。
我們同拉巴基的對話被安排在《何以為家》的展映前進行。剛剛結束上一場採訪的她正在聽取翻譯對“留守兒童”這一概念的解釋。
顯然，生長在黎巴嫩的拉巴基是初次了解到中國這部分特殊的兒童群體，她不斷詢問翻譯這些孩子的數量有多少，平日由誰撫養他們，教育問題是如何解決的等等。在得到所有好奇的答案之後，拉巴基嚴肅的點了點頭。
作為《何以為家》這樣一部電影的導演，拉巴基被問及對“留守兒童”的看法並不令人奇怪。她在故事中呈現的，同樣也是當地小孩子面臨的缺少關愛的生長困境，只不過在黎巴嫩的社會環境中，一切更為極端、不幸和苦難。
1905電影網專訪《何以為家》導演娜丁·拉巴基
這不是拉巴基第一次用鏡頭瞄準在現實社會中掙扎的群體：2007年，她的處女作故事長片《Caramel》（《焦糖》）圍繞阿拉伯世界婦女所面對的禁忌展開； 2011年，她的第二部作品《Where Do We Go Now?》（《吾等何處去》）又將關注的重點放在戰爭、信仰與女性的關係上。
這一次，拉巴基選擇用《何以為家》拯救那些“被忽視的孩子”。她直言，自己的創作中總是帶著怒火，她竭盡全力，想要替所有不幸而幼小的生命，發出無助與憤怒的最強音。
“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下了我。”讚恩這一聲舉重若輕的控訴，是《何以為家》中最直擊心靈的瞬間。這樣的孩子，拉巴基在三年的拍攝調研過程中見到過無數個。
“如果誰在面對所有這些不幸時還能無動於衷，不想為他們做些什麽來改變這一切的話，那麽他幾乎不配被稱為是人。作為這個社會系統中的一份子，我有責任站出來。在此之前我已經沉默了太久，甚至已經在面對這些罪惡時選擇了接受，這是不對的。我想傳達我的憤怒，而電影是我唯一的工具，我要用它傳遞我的心聲。”
以下為導演娜丁·拉巴基自述
中國家庭此前面對的一些困境，比如“留守兒童”問題，可以讓大家的情感同《何以為家》聯繫起來，幫助中國觀眾更好理解這部電影的主題。
這次和觀眾的交流中我們不止談到了兒童的話題，也涉及到電影技術層面，不是科技，是如何拍出這部電影的技巧。我很開心能夠和大家交流這些專業話題，而不是隻將為什麽拍攝這樣一部電影。
激發我創作的原點應該是發覺兒童“被忽視”的現狀。特別是在黎巴嫩，國家深受“難民潮”影響，我們有百萬計的民眾生活無依，這對於一個小國來說，相當於半數人口處於水深火熱。所以不難想見，黎巴嫩目前的政治、經濟環境有多麽糟糕，而受到衝擊最嚴重的便是孩子們。
我們每天都會看到無家可歸的孩子被迫在街頭乞討，他們不得不去搬運一些遠超過體格承受極限的重物，在雇主的剝削下工作賺錢等等，對於我來說，如果誰在面對所有這些不幸時還能無動於衷，不想為他們做些什麽來改變這一切的話，那麽他幾乎不配被稱為是人。
所以我認為作為這個社會系統中的一份子，我有責任站出來發聲。在此之前我已經沉默了太久，甚至已經在面對這些罪惡時選擇了接受。這是不對的，不可以的。如果再繼續放任下去，我們每個人都會成為這種不幸的幫凶。
我希望用我的鏡頭來表達和呈現，我想傳達我的憤怒，而不是只是一邊憤怒，一邊放任。電影是我唯一的工具，我要用它傳遞我的心聲。
我們的讚恩就是一個黎巴嫩的難民兒童，他們一家當地住了很多年，你在《何以為家》中甚至就可以看到那條街道。讚恩也沒有上過學，每天只能在街上“流浪”，但他和男主角最大的不同是他有一對好父母，一對愛他的父母。
讚恩是個非常強大的孩子，他很聰明，他很堅韌，並且他同樣對現狀充滿了“憤怒”。因此當我們的選角導演在街頭遇到他時，我們一下子就確定，他就是我們的“英雄”。在生活中，讚恩更是一個英雄。
《何以為家》想要傳達的強烈情感和主旨，不需要我指導，讚恩就能全部理解，因為他全部都經歷和承受過。可以說讚恩就是電影中的男孩，除了他們的身世不同。
剝削、責罵、饑餓、無助、誤解，這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讚恩理解我們在講述什麽，也明白我們的情感，他不需要更多的解釋。
一定程度上來說，讚恩應該被稱作是我這部作品的“合夥人”，他同樣希望通過這部作品表達他，以及他相識的兒童正在經歷的痛苦。比如電影中被迫嫁人的小女孩，那就是讚恩鄰居的真實故事，過程中我們經常會一起討論，然後將這些事實放入到電影當中。讚恩不覺得自己是在表演，而是在用一種特別的方式講述自己的生活。
你問拍攝這部電影遇到的困難？那可太多了。（笑）
比如電影提到沒有身份的移民者被抓捕，在我們拍攝中，一個家庭就遭受了同樣的境遇，他們不得不把孩子交給我們照看長達三個星期之久。我們的導演組只能把小女孩帶回家。很多時候困難不停的出現，就仿佛電影照進了現實、劇情成為了現實。
我有時候甚至覺得這一切都是一種冥冥之中的照應——有些事注定要發生，才能讓我知道它有多真實。這部電影開拍前我們進行了三年多的深入調查，去了解了幾乎所有能夠了解的細節，但只有當我們經歷過這些後我們才明白，故事應該怎樣去書寫才是最真實的。
電影中有一句台詞，“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下了我”，我創作這部電影的初心，就是那些孩子們給予我的。我想講述孩子們的故事，講述他們被極端忽視的悲慘人生。這些孩子都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暴力，剝削、毆打、強暴，他們從來沒有感受到過愛，也不懂什麽是愛。
我曾經到監獄、勞教所和福利機構採訪過很多很多的孩子，每次對話的結尾我都會問他們一個相同的問題——“生而為人，你快樂嗎？”幾乎大多數的答案都是“不，我不快樂，我希望我沒有被生下來。”
我記住了這個答案，我也試圖去翻譯這種怨恨。這些孩子很痛苦，他們每天過著充滿暴力的生活，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麽我要忍受饑餓，我要承受身體上無盡的折磨，沒有人會在我睡前輕輕親吻我的額頭，沒有人會在我難過時給我一個擁抱，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麽要把我帶到這個世界上？他們覺得自己是在接受懲罰，但他們不明白，他們為什麽要接受懲罰。
我希望用電影傳達他們的所有想法，我不想去指責什麽，但我希望讓大家關注到這些孩子不為人知的痛苦的秘密。我們有責任拯救這些靈魂。
當然除了我們之外，希望有更多家長意識到這一點，你不能夠隻生下一個孩子就放任他們在這個社會上野蠻生長。我們探討的是愛、關愛，每個孩子都需要，這是能夠保護他們的最強大的武器。
拍攝、剪輯/複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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