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含重大劇透，介意勿進
去年摘得坎城評審團大獎的《迦百農》，國內譯名《何以為家》。
一周前進軍內地院線五一檔。
如今五一檔正式落下帷幕，沒成想這部黎巴嫩電影卻成了最大黑馬。
在《複聯4》支配的恐懼下，這部小國別、小成本文藝片，票房卻能左抗滅霸響指，右踢前任魔咒。
上映一周，攬獲1.75億總票房，口碑也是華麗的998。（貓眼9.4，淘票票9.1，豆瓣8.9）
同樣是坎城光環，豆瓣高分，《何以為家》比去年8月份上映的《小偷家族》晚來了半年。
兩部電影，都描摹了一幅令人心碎的底層家庭圖景——
大人沒有正經工作，小孩不能接受教育，生而為人卻沒有人的尊嚴。
但“家庭“，在兩部作品中又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形態。
《小偷家族》中是沒有血緣卻有羈絆的臨時家庭，《何以為家》中是有血緣卻沒照養的原生家庭。
它們一體兩面，共同構成了對傳統“家庭”概念的挑戰。
論獎項分量、導演和演員的名氣、文化親近程度，事先沒人會想到師出無名的《何以為家》，在中國會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還要更好賣。（《小偷家族》最終票房9600萬）
但它選擇（或者說遇上）了一個特別好的上映時機。
一個是五一檔的國產片普遍品質欠佳，《複聯4》壓製下的票房空隙沒有競爭對手來填補。
另一個則是《何以為家》的所述內容，正好撞在國人近期的社會痛點上——
年度爆款劇《都挺好》，么女蘇明玉的悲慘遭遇掀起了大眾對原生家庭、女孩地位的討論；
童模挨打、少年跳橋、北大吳謝宇案等社會熱點事件，都集中促使中國家長重新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該如何當一個合格的父母？
在這些社會事件的評論區，許多人開始傾吐成長的苦水，甚至自揭童年的創傷。
剩下的人要麽感同身受，要麽幸運到第一次才了解：
原來世界上並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得到父母無理由的愛。
更別談健康而平等的愛。
而故事背景發生在遙遠國度的《何以為家》，則是這些問題的極端化展現。
01.
小主人公讚恩是個少年犯。
因為沒有出生證明和身份證，沒人知道他有多大年紀。
還是獄醫根據他的牙齒生長狀況來估測，讚恩大概12歲左右。
在這個本該天真爛漫的年紀，讚恩卻出現在法庭。
一邊神色自若地坦誠罪行：
一邊態度堅定地起訴自己的父母：
狀告自己的父母。
理由卻是：他們生了他。
戲劇衝突十足的開場，吊起了觀眾莫大的好奇心：這個孩子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麽？
進入讚恩一家的生活場景，處處是遠超我們日常經驗的底層殘酷。
父母和大概七八個孩子擠在一個房子裡蝸居，照顧不過來的小嬰兒被鐵鏈拴在椅腳上。
一家人的生財之道是靠二兒子讚恩騙取止痛藥，然後通過特殊方法送進監獄給服刑的大兒子販賣。
長子入獄，父母隻生不養。
年少的讚恩早早就擔負起了養家的重任。
照顧弟弟妹妹，騙取處方藥，給房東打工，街頭賣廉價果汁......
幼稚的面孔下，是被生活歷練出的早熟的靈魂。
在肮髒混亂的街頭，讚恩的架勢像個氣勢洶洶的老母雞，將更年幼的弟弟妹妹護在羽翼下。
當最大的妹妹來初潮時，他警惕地為她洗淨內褲不讓父母看見，因為初潮預示著妹妹可以嫁人。
天真的妹妹以為男人給自己零食就是對她好，讚恩卻警告她：別被這些過期的垃圾給騙了。
即使被父母壓榨，讚恩也並沒有做出反抗。
出身黎巴嫩的貧民窟，讚恩對生活的想象也僅限於此。
只是會在目睹校車經過時，流露出不易察覺的渴望和失落。
妹妹薩哈被嫁（賣）給房東家，是導致讚恩與父母決裂的導火索。
不管妹妹如何尖叫拒絕，讚恩如何垂死抵抗，都抵擋不住成人世界的交易。
在這一刻，讚恩感到前所未有的無力。
他裝得再像一個大人，但終究還是一個小孩，無法改變任何事情。
父母威權，成人法則，是壓製讚恩的第一重枷鎖。
讚恩的父母將兒子視作勞動力，將女兒視作交易籌碼。
孩子們並不比家禽牲口更加高貴。
在他們看來，只要一個接一個地生，生活就有指望。
當讚恩入獄，家裡失去了最大的勞動力，媽媽想到的“解決方法”就是再生一個。
父母對孩子的利用剝削，除了人性的自私，還有物質基礎的限制。
在這片貧窮的土地上，成年人的選擇權，其實並沒有比小孩多多少。
面對兒子的控告、輿論的聲討，讚恩的媽媽在法庭上聲淚俱下地為自己辯護：
你們不知道我為孩子活下去都付出過什麽。
如果在我這種處境，你們不一定做得比我好。
讚恩的爸爸也說，自己從小就是這麽長大的。
身邊的人告訴他：“沒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
於是，他們把自己接受的觀念教育，繼續複製給下一代。
將自己無法逆轉的命運，同樣寄希望於下一代。
繁殖癌的背後，是貧窮造就的愚昧。
愚昧又在貧窮的基因中代代相傳。
如果讚恩在這種環境中長大成人，誰能保證他不會是下一個自己的父母呢？
02.
薩哈出嫁，讚恩出走。
在流浪的過程中，他被一位黑人單身母親拉希爾短暫收養。
拉希爾是敘利亞難民，根據黎巴嫩的政策，像她這樣的外來務工女性沒有生育權利。
所以拉希爾的兒子尤納斯和讚恩一樣，是沒有身份的存在。
這裡的日子，和之前的家一樣貧窮。
而自己，仍舊逃脫不了照顧孩子的“家長”角色。
只是比起自己冷漠的父母，年輕的拉希爾更富有母愛。
為了自己和孩子不被遣返，她一人打好幾份工。
生活即使窘迫，可她會在力所能及之內逗孩子開心。
一塊客人吃剩的蛋糕，讓讚恩第一次嘗到了過生日的氛圍。
但是有了愛和責任，也不一定意味著可以做好父母。
讚恩的爸媽不配為人父母，更多是懶惰、自私、淡漠的內因；
而拉希爾的境況則顯示出社會強大的外在作用力。
她的難民身份、黑人身份、單親媽媽身份，成為了被社會歧視、壓榨、拋棄人群的集中代表。
她被鄰居罵婊子，被雇主拖欠工資，被蛇頭趁火打劫。
拉希爾的遭遇，指向了更加赤裸的社會批判。
何以為家？
除了父母個人層面的關愛和擔當，它更關乎政府職能、社會關懷。
而無論是讚恩原本的家庭，還是出走後的臨時家庭，他們都是不被社會承認的邊緣群體。
妹妹薩哈怎麽死的？
除了愚昧導致的過早懷孕，還包括沒有身份證明就被醫院拒收的人權災難。
隨著拉希爾被捕，讚恩再次陷入了無人庇佑的困境。
自己一個12歲的孩子，要承擔起照顧1歲嬰兒的責任。
絕望的加深演變，恰似是枝裕和的《無人知曉》。
剛開始，小小的身體還可以抱著一個更小的身體出街尋人；
後來，讚恩只能把尤納斯放在鐵桶裡，拉著他一邊賣廢品一邊找人；
最後，鐵盆裡放滿了掙錢的“果汁”瓶，還不會走路的尤納斯只有被讚恩拽著艱難步行。
動作越來越粗魯，越來越力不從心。
於是我們知道，讚恩的力氣用到頭了，生存智慧也用光了。
他能得到的社會善意，僅僅是街頭青年或者蛇頭人販給他買的一餐熱狗。
內地版本的刪減部分有這麽一幕：
公車上，一個穿著山寨戲服的老頭坐在讚恩身邊。
胸前本該印著蜘蛛的地方，結果是一隻醜陋的蟑螂。
原本離家出走漫無目的的讚恩，跟著“蟑螂俠”下了車，來到了一個遊樂場。
早熟如他，內心其實仍舊有著孩子的英雄夢想。
只是在這塊土地上，作為超英象徵的“蜘蛛人”都降級成了“蟑螂俠”。
可是這個稱謂，對於讚恩來說又是如此的貼切。
它代表了陰暗汙糟的角落裡，才會存在的某種英雄主義。
在沒有希望的生活中，讚恩仍舊保持了人性的閃光點。
一邊，他會像所有貧民窟男孩一樣從小學會欺騙、偷竊、抽煙的惡習；
另一邊，他卻對妹妹、尤納斯這些更弱者，無怨無悔地付出愛與保護。
比如他給妹妹洗完髒內褲後，脫下自己的背心給她墊著防潮；
又比如在幽閉的租房內，他用玻璃反射出隔壁家的動畫片逗尤納斯開心。
這些微末的細節，無不透露出他身上未被磨滅的細膩與美好。
只是，這樣的美好，在生活稍加施壓後便會崩潰。
因為這是一個英雄主義拯救不了的世界。
超英片裡的世界，只有正邪之爭，因此比反派更強大的英雄出現便會解決問題。
但《何以為家》裡的世界，反派是貧窮，是人性幽暗，是文化習俗，是戰爭遺留......
它們給這個社會留下了難以轉向的慣性。
這種慣性的荒謬在於：
讚恩的媽媽去探監大兒子時，開心地向同樣坐牢的侄子打招呼。
可笑又可悲的詢問，顯示出這個社會青少年犯罪率的可怕。
這種慣性的可悲在於：
當法官質問薩哈的丈夫為什麽要跟11歲的小女孩發生性行為，他只是無辜回答：
周圍的女孩子包括自己的繼母都是在這個年齡結婚。
他也並不知道11歲的女孩受孕會有死亡的風險。
這種慣性的淒涼在於：
當讚恩撐不下去的時候，對待尤納斯的方式跟自己的父母如出一轍。
一樣地給尤納斯栓上繩子，一樣地靠賣藥物“果汁”謀取生存。
在這個世界，讚恩的悲劇只是千千萬萬中的一例。
所以法庭上，讚恩對著再度懷孕的媽媽無奈說道：
你懷的孩子會和我一樣。
而他看似成熟實則稚嫩的心裡唯一能想到的，對類似悲劇做出了結的方法就是：
父母不要再生了。
無力撫養孩子的人，別再生了。
以消滅一種人權（生育權）去保障另一種人權（兒童權利），我們知道，這並不是什麽最優解。
這是可憐人才會有的無奈選擇。
“生活是一堆狗屎，它並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錢。”
這是讚恩對自己短暫人生的絕望定語。
他的絕望，表面看起來是無良父母造成的，實際上是錯綜複雜的社會因素的共謀。
從所有親子關係中存在的威權壓迫，到所有社會中都存在的窮病，再到黎巴嫩等中東世界所獨有的文化糟粕、戰爭創傷、難民問題......
讚恩的悲劇從我們和平世界關心的痛點，逐漸走向人類文明更廣泛的面向。
03.
讚恩流浪在外時，遇見了一個敘利亞難民的小女孩。
他們一起談論著瑞典和挪威這些接收難民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仿佛在談論人間天堂。
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唯一的救贖。
最後，讚恩拿到了出國護照，露出了電影中最讓人動容的微笑。
過於光明的尾巴，也許是導演最後的心軟，為主人公設置了一條出路。
但這也讓影片的冷峻色彩和批判力度大打折扣。
畢竟這樣的幸運兒，現實中少之又少。
加之國內院線添上了中國特色的字幕說明：
故事大部分為男主讚恩·阿爾·拉菲亞的真實經歷。
出演這部電影后，讚恩受到國際組織的幫助，搬到挪威學習和生活。
結尾走向和增添字幕導向了難民問題和北歐救助，於是有人評論這部電影像是一部接收難民的宣傳片，甚至因此產生反感。
這種解讀事出有因，但若其佔據上風，會讓導演的勇敢和努力都功虧一簣。
為了吸引票房，《何以為家》在國內被定位成“哭片”。
可它的首要目的，並非是對戰爭難民的賣慘，而是對黎巴嫩社會問題的全方位揭示——
青少年犯罪、低齡早婚、難民的合法身份、外來務工女性的生育權、人口買賣等，無不在反映黎巴嫩當下的社會隱疾。
想要改變影片中的悲劇，人物的出路定然不是或者不止移民這一條。
黎巴嫩自身的改革和進步才是最為關鍵的。
促進自己國家的改變，想必這才是導演或者說所有的電影人最想達到的文化效應。
在這個宗教、民族、文化作用複雜的是非之地，沒人會比本土導演娜丁·拉巴基更清楚改變的艱難。
在光明感人的結尾中，其實就藏有導演的不信任和諷刺。
比如白人慈善組織來監獄送溫暖的歡樂場面，與鐵窗內失去自由的悲慘貧民形成鮮明對比；
比如最後讚恩身為白人得到了移民機會，作為黑人的拉希爾和尤納斯卻依舊被遣返。
這些都暗示著，這片土地上的社會問題的根深蒂固。
但局面總需要有人來推動，電影這個大眾媒介就是最好的一種武器。
經過15年的內戰創傷，黎巴嫩這個曾經開放富庶的中東國家遭遇了經濟停擺，文化衰退。
成長於廝的美女導演拉巴基，一直致力於拍攝黎巴嫩本土題材的電影。
處女作《焦糖》描繪了黎巴嫩不同境遇的女性生存群像，第二部長片《吾等何處去》則用一個荒誕喜劇解釋了黎巴嫩的宗教衝突給人們遺留下來的創傷。
《何以為家》則從家庭矛盾的小切口出發，用紀錄片般的真實筆觸再現了黎巴嫩整個社會的混亂與失序。
拉巴基說：“電影是改變的開始”。
《何以為家》受到國際上的關注後，不止讚恩，目前電影裡所有的孩子都有學可以上，有地方可以住，同時也有基金會給孩子們提供幫助。
我們有幸再次見證，“電影改變人生”，這種真實存在的藝術能量。
當電影工作者願意以誠意和悲憫雕刻時光，我相信，這種改變還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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