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供給約束” 釋放消費潛力

■李宇嘉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乾意見》發布。過去，“擴大內需、挖掘消費潛力”的各類支持政策比較多，但重點多在促進需求釋放，此次則重點強調供給端“補短板”。檔案開宗明義，提出“以消費更新引領供給創新、以供給提升創造消費新增長點的循環動力持續增強，實現更高水準的供需平衡，居民消費率穩步提升”。可見，無論是培育消費新增長點，還是夯實消費增長動力，供給端已成為政策的著力點。

政策檔案中，細分為4大類的消費市場，即吃穿住行等傳統實物消費，服務消費（文化旅遊、健康養老），消費新模式（平台型消費、共享經濟）以及農村消費。目前，最大的製約是供給端跟不上。供給端製約，首先是主體和內容無法實現多層次、多樣化，比如在醫療家政、培訓托嬰等方面，收費高、門檻高的高端供給與無門檻、無監管的低端供給佔主導、兩級分化；其次是配套完善的設施跟不上，無論傳統的吃穿用行或新型的資訊服務、綠色產品、文化旅遊，監管體系、行業標準跟不上（最典型的就是共享平台），售後追索、權益保障等也跟不上。

當然，談到供給約束，並不意味著有效需求不重要。因為，在城市化率接近60%，未來還將繼續增長的情況下，加上近年來房貸月供、房租支付、教育醫療，甚至柴米油鹽價格都有上漲，提高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這是促進消費的首要動力。因此，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也在向這方面靠攏，比如個稅起徵點提至5000元。同時，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個人所得稅法》，還將啟動子女教育、繼續教育、醫療健康、房貸利息、房屋租金、養老等6項支出稅前抵扣。說白了，現在居民在教育、醫療和房貸或租金、養老等方面支出越來越大，實際收入下降製約有效需求。

比如，動輒幾千元的房貸利息，若能在個稅前扣除，確實是一筆不小的節約，甚至很多人因此而成為免稅群體（抵扣後納稅所得額低於5000元）。近年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一直保持8%左右的增長，但消費增速卻下滑了。8月份，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了6.6%，創1995年以來的新低；小轎車銷量同比下降7.4%，降幅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7月份冷氣機銷量同比下降2.6%，時隔兩年再次在非春節月份出現負增長。當然，社銷總額統計的只是餐飲及實物消費，近年來蓬勃發展的資訊服務、文化旅遊、健康家政等服務消費一直保持15%-30%的高增長。

但是，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不能靠以消費邊際傾向低的中高收入階層為主，更應該挖掘中等收入、低收入及農村消費，這部分人群是10億數量級的，消費意願強、潛力大。即便目前，這部分人群消費開始更新，傳統消費下降（我國整體恩格爾系數為30%），新型及服務消費增長（典型如對子女教育空前重視），但收入短期內難以上台階，收入分配改革須假以時日。消費更新和轉移，都是以其他消費下降為代價。轎車、冷氣機等大宗可選消費下降，或意味著，因為剛性支出不斷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可能不得不壓縮其他領域支出，因為收入水準變化並不大。

2018年上半年，我國存款餘額173.1兆元，同比增長8.4%，創40年來的新低。2008年-2018年的短短10年間，居民存款增速從18%下滑到7%左右。錢去了哪呢？“資管新規”下，各類金融理財都在下降，公私募和股市近兩年在“地量”運行。因此，錢可能都花在這些剛性支出上了。40年改革開放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疊加推進的過程，當下的中國，正在進入中等收入壯大並主導的階段，城市化還將推進，大量農村居民進城並分享工業化和城市化紅利的願望強烈。因此，上述剛性支出還將存在，甚至會呈現剛性增長的趨勢，特別是傳統“成家立業”的文化熏陶下。

工業化、城市化及後工業化時代，不僅汽車、冷氣機等大宗需求爆發式增長，旅遊、社交、文化等新興需求也將興起。針對剛性支出剛性增長，提高收入、激勵需求是一方面，相比一般實物消費，以資訊或無形服務為主的這類消費，對信用制度、監管體系、行業標準、法律追索、基礎平台等綜合供給設施更依賴。供給跟上了（特別是基礎設施），才能突破收入限制、門檻限制，將中等收入、中低收入、農村等集體消費的巨大潛力釋放出來。

若拿全國3億-4億中等收入階層比較，我們和發達國家的收入差不多，但為何發達國家消費率能達到80%，我國剛過50%，差距在哪裡呢？就在基於消費的公共設施及服務供給。發達國家的高速公路多數不收費、品質好；電信和網絡速度快、資費低；教育和社保基本能均等化，除極少數貴族學校、私人醫生，多數人享受的服務是低成本的、普遍供給的；消費環境優質，維權有保障。這就是為何，發達國家沒有儲蓄傳統，每月發工資後的那幾天，餐館酒吧生意火爆。一貫愛儲蓄的國人，存款增速居然創新低，不是敢花錢了，而是剛性支出太大無法支撐高儲蓄。

因此，此次國家發布的激活消費潛力的18條措施，重點強調供給端對消費的支撐，特別是加大信用體系、監管體系、行業標準、權益保障等制度建設，讓老百姓敢消費、無顧慮消費；另一方面，則是水電氣暖、養老醫療、鄉村物流等設施建設，在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補短板”，讓老百姓能消費。因此，除了不遺余力地做大經濟“蛋糕”，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外，還要擴大供給，突破消費瓶頸約束。唯有此，消費的巨大潛力才能釋放出來。（作者部門：中山大學銀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