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那些選擇留在南京的外國人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麽瘋狂的世界中呀，”她在給一個紐約朋友的信中寫道，“絕大多數人都不希望戰爭，然而我們卻讓一小群大叫大嚷的狂徒把我們推入了戰爭。”她感悟到，人類本性中一種惡魔般的力量在起作用，促使人們似乎在眨眼間就淪落到暴力的深淵。

約翰·拉貝：“別吵！有三個人要死了！”

約翰·拉貝（John Rabe，1882－1950），生於漢堡市的德國商人，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殺期間的人道主義行為、以及作為南京大屠殺翔實證據的《拉貝日記》而著名。

西北方向距離機場兩英裡的南京古城牆內，約翰·拉貝（John Rabe）正在觀看日本轟炸機的垂死掙扎。這位禿頂、胖乎乎的54歲德國商人站在花園中他親手建造的寬敞的防空洞的入口處，裡面他用來躲避空襲的地方。在整個秋季的幾個月裡，躲避空襲幾乎已經成為首都人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了。如同身旁的其他監視者一樣，拉貝被空中打擊行動的快速有效所震驚。他在日記中寫道：“就在短短的20秒鐘內，傲慢的轟炸機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屍體外，其他什麽都沒有了。”

11月的這一天，防空洞裡擠滿了人——不僅有拉貝自己的中國傭人，而且還有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入口外面突然響起了歡呼聲，人們立刻意識到日本轟炸機被打下來了，轉眼間防空洞裡的人都跑光了。拉貝自己從來沒有因看到日本飛機被打下來而產生任何樂趣。有一次，在一個類似的場合，躲在他的防空洞內的人聽到一架敵機被擊中後栽了下來，便抑製不住興奮，大聲歡呼喝彩、手舞足蹈，而拉貝本人卻一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悄悄地、自言自語地嘟噥道：“別吵！有三個人要死了！”

尊重人生命的價值，無論他屬於衝突中的哪一方，這就是拉貝在危險越來越大時仍然選擇留在南京的複雜動機中的一部分，儘管大多數其他外國人都選擇了離開。即使拉貝在中國已經生活了三十年，並且已經對中國的困境感同身受，但在他家門口所發生的戰爭的是非曲直似乎對他個人而言無甚關係。同情心是一個極其強大的因素，在時間還來得及的關頭，阻止了他去聽從自己最自然的衝動而出逃。他在日記中寫道：“空襲時，誰要是在防空洞裡蹲上好幾個小時，兩隻手各抓住一個身子顫抖著的中國孩子，他就能理解我的感受。”

明妮·魏特琳：“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麽瘋狂的世界中呀！”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1941），美國傳教士。日軍攻進南京時她擔任院長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難民的難民所。留下《魏特琳日記》，詳細記載了她親身經歷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以及此後數年間日軍在南京實施殖民統治的情況。

到11月中旬時，戰爭的威脅幾乎已經把生活在南京的所有外國人都清空了。即便如此，拉貝也不是唯一一個留下來的外國人。在仍然逗留在首都的所剩無幾的外籍人士中，有個人名叫明妮·魏特琳（Mirrie Vautrin），51歲，是個美國教師。11月11日，她坐在乾淨的、保存完好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大樓裡面，此地離拉貝家的花園西面不到1英裡。對發生在身邊的大屠殺幾近絕望的她，在一封信上傾吐了她的滿腔激憤。

“當然，我們不能讓一群在日本的軍人如此卑鄙無恥的行徑輕易得逞，就像他們在中國所實施的那樣。”她在給一個紐約熟人的信中如此寫道。此時，外面的街道上擠滿了逃離家園的居民，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拖拉著他們的財物——人力車、獨輪車、嬰兒推車。她仍然不放棄最後一線希望，期待著外交手段能最後獲得成功，並且能夠避免在南京發生戰爭。“在這個問題上有著那麽多聰敏理智的人。軍事力量肯定不能征服一切。”

魏特琳與拉貝一樣注重實際，而且她曾經是個優等生。事實上，自從三十年前當她還是個青春少女時，她就一直出類拔萃，那時她在伊利諾伊州立師范大學（Illinois State Normal University）畢業典禮上代表93個畢業生向全校師生致告別辭。從她的日記和給朋友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那熠熠閃光的學術背景和總體才智，這使她能夠在處理日常實際問題時不拘一格，並且去思考中國正在遭受的不幸的意義，眼看著這片在她大部分成年時期內稱為家的地方即將被不幸所吞噬掉。在她的深思熟慮中有一個執著的主題：戰爭是瘋狂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麽瘋狂的世界中呀，”她在給一個紐約朋友的信中寫道，“絕大多數人都不希望戰爭，然而我們卻讓一小群大叫大嚷的狂徒把我們推入了戰爭。”她感悟到，人類本性中一種惡魔般的力量在起作用，促使人們似乎在眨眼間就淪落到暴力的深淵。“男人把自己組織成一個個國家，這是多麽愚蠢啊，”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的意思是真的要在男人兩字下面畫上線加以強調，因為他們是那麽迫切地熱衷於戰爭，肯定有什麽東西在他們內心深處刺激著他們。”

她那關於戰爭是男人的事業的觀點並非巧合。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中國婦女從所遭受的幾千年的壓迫中逐漸出頭露面的最明顯標誌之一。這所在二十多年前創辦的大學是中國第一所為女性提供學士學位的教育機構，在幾乎整個時期內，魏特琳一直在該校任教，甚至還短暫擔任過校長。

現在，花費了畢生精力所建成的這一切都有可能付之東流。那年秋季學校裡不再開課了，學校試圖在其他地方的臨時校園裡注冊新的學生。對於那些留在南京的師生來說，未來似乎是不確定的。只有虔誠的宗教信仰給了魏特琳希望。“正義的力量必將戰勝邪惡與黑暗的勢力，”她在日記中寫道，“這個信念能給予我們前進的勇氣。”

“所有愛國的中國人都有‘義務’留在安全區外直面日軍的轟炸”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擊落損毀的中國飛機。

由拉貝和其他幾個留在南京的外國人士費盡心血催生的南京安全區在12月的第一周開始成形，隨之正式對外公開宣布，並相應成立了四個委員會，分別負責食物、住房、財務和衛生。一旦當地報紙詳細報導了這個安全區的計劃後，數以百計的惶恐不安的中國平民開始擁入安全區，他們確信日本佔領南京只是時間問題。一家小報一再聲稱，所有愛國的中國人都有“義務”留在安全區外直面日軍的轟炸，但這種宣傳幾乎無人再去相信了。

安全區從一開始就面臨重重難題，既有實際問題也有官僚機構產生的問題。數千袋原本是為安全區將來的居民準備的大米和麵粉無人看管，結果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許多人都覺得應該是被軍隊偷掉的。還有更多潛在的問題不斷湧現，因為國軍開始在安全區內挖掘壕溝並鋪設野戰電話線，這樣做自然會使安全區去承受日軍攻擊的風險。國軍軍官承諾他們會離開，但他們一拖再拖，使得安全區的組織者都失去了耐心。直到最後一個國軍士兵離開之後，他們才能夠繞安全區插上一圈旗子，將該區域標明為真正的非軍事區。

南京被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城市”

一個穿制服的中國衛戍士兵落入了日本人手中。他的命運可怕得難以想象。

當日本人進入南京時，南京的氣候對於當時的季節而言顯得異常溫和，幾乎像10月一樣。這對於成千上萬在外面露宿的難民來說是難得的幸事。但是，好景不長。在南京被佔領後不到一個星期，氣溫驟然下降，雪也開始下起來了。對於許多因戰爭而背井離鄉，現在生活在曠野中的人來說，生活變得越加困難。這就是成百上千，最終成千上萬的人逃往安全區避難的原因。

即使安全區被日軍士兵反覆光顧尋找戰利品並強奸婦女，它仍然可以被認為是成功的。人們普遍認為安全區，以及安全區委員會的管理工作，因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而值得稱讚。安全區“的確在戰鬥期間提供了一些保護……但安全區的主要作用一直在於自從南京被佔領以來它所能夠給予民眾的保護措施”，安全區管理委員會的副主席W.普盧默?米爾斯寫道。

在日本人佔領南京後不久，安全區人口暴漲，激增到25萬。他們中約有7萬人被安置到預先安排好的25個不同營地，這意味著大多數人不得不尋找一個可能的棲息之地。一個個小小的“棚戶村”不久就出現在整個安全區的空地上。

很快，南京被非正式地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城市”。安全區之外的地區變成了一處幽靈般的“無人地帶”，人口不超過1萬。相比之下，安全區變成一個活動頻繁永無停息的中心。曾經是一條寬闊大街的上海路，將安全區攔腰分為兩半，現在成了以貨換貨和做買賣的集中點。隨著新增加的數十個臨時攤位和貨架，以及茶館和餐館，這裡看上去就像是農歷新年期間的廟會——如此擁擠，以至於不可能坐在汽車裡在此通行。

儘管安全區裡居民的背景千差萬別，但一種社區意識逐漸在這裡出現，最後甚至還有了自己的非官方的自製“徽章”。安全區外的無秩序狀態使得這種識別符號在戰鬥結束後的好幾個月中都一直在起作用。幾個星期後，安全區的一些居民試圖遷回家園，但被日軍士兵趕開了。與此同時，矛盾的是，到處張貼著的告示卻在敦促南京居民盡快回家。

安全區是一個小小的社會，

人們在20世紀初的中國人認為的自然條件下生存和死亡

日本人的宣傳：農民在耕種田地後由日本士兵陪同回家。在現實中，秘密社團和組織在中國農村有悠久的歷史，他們才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的主要保護者。

作為25個難民營地之一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位於安全區的西南端，是個濃縮了安全區居民所承受的總體狀況的微觀世界。幸運的是，學院在秋季學期沒有開放正規的課程，留下了空缺，使其教職員工能夠為隨戰爭臨近而擁入的難民去做準備。難民人數增長迅速，遠遠超出了明妮?魏特琳和她的同事們的預期。

當日本人佔領南京時，學院共有4000人。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越來越多的人被允許進入，即使已經沒有空間可提供給她們了，結果是她們不得不在野外露宿。到12月22日時，人口估計達到了1萬。儘管曾經嘗試在校園圍牆內維持秩序，嚴格管理，但這種努力很快就被人數過多所挫敗。魏特琳和她的同事們不再給新來的人分配房間，而只是讓每個人都能進來，並敦促她們自己想方設法找塊地方安頓下來。

最初，魏特琳她們已經製訂了保持衛生的詳盡計劃，但最終由於大量難民的擁入，事實證明這個計劃不夠現實，難以實施。校園裡灌木叢上全晾曬著洗好的衣物。1月的雪和雨把校園變成了一個大泥漿池，成千上萬雙腳把泥巴帶進了樓房內，魏特琳不禁懷疑這些地方是否還可能被再次打掃乾淨。最後，總算使教職員工滿意的是，校園的主要部分確保不會被當作一個巨大的露天廁所。

儘管校園內汙穢遍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在1月似乎還很舒適，在內避難的居民們能到室外享受著溫暖和陽光，樓房裡充滿著嗡嗡的說話聲。這裡是一個小小的社會，幾乎就像是生活在20世紀初的正常時期內，人們在中國人認為的自然條件下生存和死亡。到1月10日時，安全區管理人員記下了18個小生命的出生和10多個人的死亡，包括一個死於白喉病的8歲男孩。

總而言之，魏特琳認為，與其他難民營相比，她管理下的營地出現的問題相對較少，這主要歸結於一個特別的原因：它隻接納女性。由傳教士貝德士管理的難民營麻煩要多得多，對此她寫道：“當你把鴉片煙鬼、賭徒和各種壞人都收進了營地後，你可以想象每天出現的問題是多麽的困難。”

“唯一能挽救中國人免遭徹底消滅的原因，就是在南京還有少數外國人”

日軍士兵站在城牆上舉行儀式慶祝攻佔光華門。注意看站在前面的軍官為系頭盔而打的複雜的結。

12月21日下午2點，一行14名外國人組成的一支隊伍團結一致地前往日本大使館。他們得到了總領事田中未雄的親自接待，他同每個人握了手。外國人帶來了一封信，上面有留在南京的所有22個外國人的簽名。信中要求結束在城裡的縱火和日本軍隊的違紀行為。寫這封信的想法是在過去兩天裡由這些外國人醞釀成熟的，因為現在看來這座城市似乎正在被有組織地逐步焚毀。最後，劉易斯?斯邁思在早餐前坐下來寫成了此信。田中讀了這封請願書，說他會盡最大的努力。在這次拜訪之後，縱火仍然持續了五個星期。

日本人對西方人還是有些尊重的，雖然並不普遍，而且也並不總是會有所區別。許多外國人試圖在他們的家門外貼上他們國家的國旗來保護自己的住宅，但還是發現日本人會破門而入。在日本人統治下的第一天裡，日軍士兵就把一輛有美國國旗標誌的汽車給偷走了，當時車子的主人剛剛把車停在家門口，還上了鎖。一輛外國車的車主要求偷車的日軍士兵留下收據，結果得到這麽一張收條：“我感謝你的禮物！日本陸軍，佐藤。”魏特琳說，在某些情況下，當她出現時，士兵們就會停止搶劫。但有兩次，他們對她毫不理會，仍然繼續著他們的搶劫。

儘管存在著這麽多的問題，毫無疑問，外國人還是提供了少量保護，這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當日本人佔據南京才幾天時，大量的婦女和兒童出現在拉貝家的房子外面，跪在地上磕頭，乞求讓她們進入他那已經擠滿了人的花園。明妮?魏特琳守衛著她的中國女孩，就像“老母雞守衛她的小雞那樣”，她從一個中國司機那裡知道了她和其他外國人在中國人眼裡的巨大作用。“唯一能挽救中國人免遭徹底消滅的原因，就是在南京還有少數外國人”，司機如此對她說道，同時拒絕了魏特琳給他的小費。

“你是千千萬萬人的活菩薩。”

令人恐怖的事實：一個日軍士兵站在一堆剛剛被處決的人的屍體旁。南京城淪陷後，大部分城區都淪為殺戮場。

在日本軍人如潮水般湧入南京城城門之後一個月，南京作為一個城市已經被徹底摧毀了，每天每晚仍然都有些地方被放火焚燒。到1938年1月中旬，根據一項估計，南京城一半以上都被焚毀了。主要的商業區已經不見蹤影，圍繞在孔廟周圍的娛樂區也是如此。但即便這樣，這座經受了炮火洗禮的城市仍然一點一點地在齊心協力，準備再次開始漫長的恢復旅程。魏特琳在考慮要開辦一所工業技術學校，為婦女們提供四個月的課程，以便彌補因男人們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戮而造成的勞動力不足。

中國的農歷春節是在1938年1月31日。整個亞洲都會慶祝這個節日，日本人也不例外。但這一天卻是個“陰沉、泥濘”的日子，許多人擔心，日本士兵會因飲酒過度而變得“太快樂”，從而會試圖進入安全區尋找婦女，但他們被阻止了。天空中充滿著成千上萬的爆竹發出的聲響。這種古老的中國傳統在那一天也寄托著其千年前就有的同樣的目的——嚇跑邪惡的妖魔鬼怪。生活在拉貝的難民營裡的難民送了一幅很大的紅色絲綢橫幅給他。上面題了幾個金色的中國字，他的中國朋友為他譯成了英文：

You are theliving Buddha

For hundredthousand people.

（你是千千萬萬人的活菩薩。）

本文選摘自《南京1937：血戰危城》，作者：何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