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中，日軍暴行給眾多難民帶來了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傷害，加上救助物資和人員的缺乏，使得在寧的救濟工作進行的並不順利。本來，南京市長馬超俊在撤離之時，給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24000多噸大米和500噸麵粉，以及80000元現金，用以救濟難民，安全區也通過其他各種管道獲得援助。然而，隨著日軍大肆征用糧食、掠奪勞工，並禁止安全區使用外國船隻或日本船隻運送任何物品，安全區的米店被迫關門，救濟工作難以為繼。停戰後，農民也不敢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面對物資短缺的情況，安全區的工作人員對待難民一視同仁，雖然他們大都是基督徒，更有很多人是傳教士，但是在難民救助過程中，史邁士強調不會對基督徒區別對待，偏袒基督徒，體現了平等愛人的基督教精神。
作為一名美國人，史邁士的舉動體現了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很多外國人一樣，他們在日軍入侵南京前期，或是為了履行傳教士的神聖職責，或是為了保護本國在華財產或者是企業、教會的利益而選擇留下來，但是在接下來的過程中，日本人大肆毀掠僑民住宅，“壓根不聽什麽人道的懇求”。像史邁士這樣的安全區成員站在對戰爭譴責和痛恨的立場上，對中國難民進行人道主義救助。據史邁士的記錄，很多外籍人員更是無償的從事救助工作，表現出極大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魏特琳曾這樣評價安全區的成員，“他們為眾多中國人的利益奉獻了所有的時間和精力，而他們自己的房子卻遭到了搶劫”。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士兵對貼有外國和日本使館的布告不屑一顧，有時故意撕掉，擅闖外僑住宅，“有些房屋一天被闖進五至十次......窮苦人民被洗劫，婦女被強奸。有些人無緣無故被殘酷處死。”值得注意的是，外國友人由於有西方國籍做庇護，能夠在日軍的魔爪下幸免於難，而參與這項工作的中國人則更多是冒著生命危險，有些人在工作時遇難。據史邁士記載，金大附中的難民劉文斌多次製止日兵騷擾婦女，又拒絕為日本人效命，被日軍擊斃。
二戰前夕，英、法兩國倡導的綏靖政策大行其道，美國則企圖通過孤立政策免受戰爭侵擾。然而，隨著法西斯國家迅速將戰火在世界各地蔓延，渴望某種形式的和平時期已經過去，各國都在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加強軍備。史邁士作為一名美國人，尤其在經歷了南京大屠殺事件後，對此現狀進行了深刻分析，“如果我們不想在集體軍備這條路上走得太遠，就應對侵略行為進行國際經濟製裁，以保證世界安全......我們應該喚起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讓他們起來揭示道義的公正”。或許正是在南京的經歷改變了他對於美國參戰的態度，而態度的改變也促進了其在中國的救助行動。史邁士對這段經歷做出了這樣的評價，“雖然這個冬天我們在南京沒有一刻快樂的時光，我們仍為我們留下來而感到欣慰。我們並不想為自己大唱頌歌，我們只是盡了我們的責任。但我們確信，我們使困在城內的250000名中國平民免遭厄運。”
總之，在南京大屠殺期間，20餘位公正無私的外籍人士在南京居民以及各國僑民紛紛設法逃離的情況下，不顧各國使館的勸告，主動留居危城，從事難民救助工作。史邁士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秘書，記錄並向外界揭露日軍暴行，他和安全區其他外國僑民對南京的深厚情感和高尚的人道主義精神將永遠為中國人銘記。
來源：張晶：《南京大屠殺日軍暴行記錄者史邁士》
編輯：南京師范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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